陈应松：要做生活的炸弹而不是鞭炮

　　文/本报记者杨扬 图/本报记者程平 实生习王盼歆

　　人物素描

　　记者刚走到湖北省作家协会的办公楼门口，一个中年男人骑着自行车晃身而过。“您是陈应松老师吗？”听到询问，正在锁车的男人直起身子，一挥手，道：“就是我啊。”

　　陈应松，现任湖北作家协会副主席、文学院院长，鲁迅文学奖得主，曾连续五年进入中国小说学会的“中国小说排行榜”中篇小说十佳。

　　关注过他微博的人不难发现他对重大民生、现实问题的关切，他对底层人群的心肠是柔软的；与之对应的恰是他文字的粗粝、强硬，于是才有了《太平狗》、《马嘶岭血案》、《松鸦为什么鸣叫》中毫不手软、刀刀见血的写作，这背后是作家对生命深刻的理解与同情。

　　在底层体验这个时代

　　2000年去神农架挂职，创作出“神农架系列”之后，陈应松的小说被视作“底层文学”的代表。他的作品走出去了，他却更频繁地“回家”——精神的家乡，他写作的第一现场，他热爱的山林和乡野。他说“作家不能在‘温柔乡’里安乐死”，这个赤子情怀的男人已经建立了自己精神的高地，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作家一旦明确了自己的立场，就占有了一种精神资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

　　正因为能从熟悉的土地中寻找到“陌生”的感悟，陈应松愈加坚持行走于故乡的田野。2009年，陈应松去荆州挂职。2013年1月，他的中篇小说集《一个人的遭遇》出版，陈应松拨开眼花缭乱的乱象，呈现出一个平日新闻信息中不曾看到过的乡村。与此同时，他在创作谈里反复强调：“我的笔，想发现我们生活深处可怕的现实存在，我已多年没写什么苦难了。”

　　是什么让他的态度如此激烈？陈应松说：“我坚持用平等的、低姿态的方式去展现底层困境，但绝不是某些人眼中单纯地写苦难，这是他们对底层文学的污名化。近年来最好的小说几乎全是写底层的，底层文学是时代的先锋，它影响了新世纪文学的走向，甚至影响了部分政治生活。我的《狂犬事件》、《太平狗》等作品关注了三农问题，在文学越来越专业化、贵族化的今天，强烈地、直接地表达农民的心声，和其他作家、其他学者们共同努力推动了取消农业税的变革。”

　　这个拒绝被“圈养”的作家，想通过小说提请大家共同思考一些东西，想写出欢乐表象下面地痛苦。“中国到了一个路口，只有去底层才能发现问题”。但在那里，他也遇到有人阻止他对农村现状的调查。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采访？陈应松自有一套办法，他尽量避开接待，不要人陪同，自己坐车、步行。当他发现一个受访人有价值时，会不动声色地故意扯闲，保持很长时间的普通联系，等那人信任自己以后就把事情真相和盘托出了。用陈应松的话说：“对某事无法弄清真相，可以把这种无法弄清真相的事实端出来，也是一种真相。”在他新近结集出版的《一个人的遭遇》里，写到了这种不能到达的“到达”，使他的作品充满了一股浓浓的真实生活的气息，他所有小说的故事都全部来自生活。

　　神农架是我创作的“根据地”

　　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有一块“根据地”，比如莫言的山东高密乡，贾平凹的秦川大地，而神农架就是陈应松小说创作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后来大部分作品的题材。很多人都想当然地认为，作家写得最好的是自己的家乡，至少是生活时间最长的地方，而神农架之于陈应松，显然二者皆非。

　　陈应松曾写过《黑艄楼》、《黑藻》等船工题材的作品，甚至一度被归纳为“打工作家”，但没有得到文坛普遍认可。而后，他又写过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但还是没有普遍反响。直到2000年，44岁的陈应松去神农架挂职，他的写作才开始改变。

　　“那时我在武汉已经生活了15年，但我对武汉没有好感，几乎是在漂泊。之前甚至连住房都没有，曾租住在三官殿。后来我搬进了作协大院，但我对大院封闭的生活十分厌倦。那一年，儿子上了大学，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我就想暂时离开作协院子，离开城市。为什么我没去恩施、大别山呢？一切都是机缘巧合。”原来早些年陈应松曾想调至神农架工作，但未成行，而发现汉族首部创世史诗《黑暗传》的神农架林区文化干部胡崇峻又一再劝说他去那里看看，这几重因素让陈应松产生了一股直接的冲动，要去离现在生活圈子最远的地方，神农架是最佳选择。

　　“陌生”给陈应松带来的诱惑太大了，大到因水土不服，在半夜被山民抬下山抢救他也没想过离开。他坦言：“直到那时，我仍然不清楚自己能写出什么，我根本不是为了形成某种风格才去的。”

　　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不断碰触到让他惊呼的素材，“以前我总看别人写山里的妹子多么天真水灵，汉子多么憨厚朴素，也许那些作者对身边的生活太过熟悉，即便是那些让他们不太舒服的情景和事件，也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可当我看到了不见天日的密林里，那些爬满青苔的石头和大树；看到18岁的大姑娘祖孙三代睡一张床，那种不可想象的贫穷；我听到打豹英雄陈传香的故事，神农架的最后一只豹子死得那么孤独和惨烈，陈传香这个昔日在舞台上做报告的女英雄，生活中却那么凄伤……这种冲击对我前所未有，强刺激给了我写作灵感。那种长久的悲愤和不平让我一定要把这个故事写出来。”

　　正是这种朴素强烈的倾诉欲，让陈应松满含深情地去书写这片陌生的土地，打破了前人对山区书写的脸谱化、浪漫化、平面化。

　　2004年，在陈应松走进神农架大山4年后，他的小说《松鸦为什么鸣叫》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自此以后，陈应松明白自己擅长写什么，不能写什么。也才有了自己的精神坐标——神农架。陈应松说：“神农架是我心中温暖的山峰，我将怀着虔敬，终身仰望它。”

　　作家写一本小说就是僧人磕一个长头

　　就像陈应松与神农架神秘的缘分一样，他与文学的缘分也实属偶然。1956年，陈应松出生在湖北公安县一个叫黄金口的小镇，且不说楚文化博大精深，“公安派”独抒性灵的熏陶，小镇水路码头交通便利，当时很多所谓的“毒草”小说在那里都能看到。“作为一个裁缝的儿子，什么《青春之歌》、《小城春秋》、《牛虻》这些书我都能接触到，都看过。”

　　可少年时的陈应松最爱的还不是写作，而是画画。陈应松当知青时，因为会画画，被借调到水利工地指挥部办公室，这期间，他写了很多快板诗。后来他寄了两首诗给县文化馆。在他自己都忘记这码事时，他在长途车上偶遇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干部陈善文老师，并告知诗在他们刊物发表了，对方鼓励他继续写诗。“如果当时我认识的是一位搞绘画的老师，我可能就会继续画画了”，命运就是如此奇妙。1982年，陈应松借调到县文化馆工作，1985年进入武汉大学中文系插班学习。由此，陈应松走上了他称之为的“如同坎坷血泪史的文学路”。

　　陈应松的小说里经常用诗歌呼唤神性，甚至直接引用《圣经》，他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信仰是很可怕的。”那么，他本人又信仰什么呢？

　　“写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信仰。试想，每天7点起来就坐在书桌前，这种仪式感难道不类似宗教吗？写作决定了我的生活方式，解决了我对生活态度的迷惑，它不就是我的宗教吗？我去甘孜，看到那些信徒一路磕长头，去拉萨。他们太伟大了。写一个作品，就等于作家磕了一个长头。”陈应松顿了顿，笃定地说道：“而作家，则要用一辈子的写作抵达文学的拉萨。”

　　采访实录

　　1.问：听说您至今仍坚持手写小说，而非电脑打字？那您的小说修改幅度大吗？

　　答：是的，我从来就是手写，不习惯在电脑上操作。我喜欢修改自己的作品。所谓的“改”，大多时候就是重写，不是在电脑上小修小改。我的《松鸦》、《狂犬》、《马嘶岭血案》都是重写过的，不满意就推倒，一直写到满意为止。这样虽然费力费时，但可以保证写出来的东西，每一个小说都对文坛有杀伤力。年轻时我10天就能写出一个中篇，现在我一年只写两三个，就是为了保证质量。我希望每一部作品投入到文坛中都是炸弹，而不是鞭炮。

　　2.问：您喜欢哪些外国作家的作品？能推荐一本您最近阅读的书吗？

　　答：我喜欢的外国作家很多。或者说我只喜欢外国作家的作品。最喜欢的还是南美作家们的。我最近读的一本好书是墨西哥作家富恩特斯的小说集《欧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