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健雄：留一部个人思想史

　　赵健雄，媒体从业人员、作家，曾主持《草原·北中国诗卷》。著有诗集《明天的雪》和《最后的雨》，随笔集《糊涂人生》《拾酒楼醉语》《天下零食》《乱话三千》《都有病》《当代流行语》《纵情声色》《危言警语》《金匮问道》《浊世清心》《吃相》《姑妄言之》和《白相经》，专著《中国传统石雕》和《时代的颜色：中国美院外传》，图文书《想：浮现心中之相》和《天堂四季》等。著而未能出版的有《文革辞典》《灵感深处闹革命》《一个红卫兵的前世今生》等。

　　“这个匆忙的时代，许多东西未及成熟就已是明天黄花了。”赵健雄这么说的时候，他的文字和他的摄影都未停止。这位第二届西湖读书节中经网络评选产生的“杭州市十大网络写手”，其实是在传统石雕、医学、美术等诸多领域都有所专长的文化学者，近年来又开始摆弄起相机，并推出《想：浮现心中之相》摄影集。他把那些稍纵即逝的平常事物，转化为不朽。

　　“以浮现心中之相，写出我混沌的思虑与疑惑，照亮自己，或许也能给眼前的世界带来一点光？”赵健雄的怀疑，或可理解为一种设问。正如学者徐卫卫所说，能给眼前的世界带来一点光的人，不一定伟岸，但一定高尚；其影像不一定完美，但一定值得流传。而执著地要给这个世界以光亮的人，定是那执著的“自我实现者”——即便忐忑，内心也是一派澄明；即便疲惫，前行的脚步也始终铿锵。

　　读书报：您从什么时候接触网络？好像网络对您的写作也有很大的帮助。比如在《中国美院外传》中您就坦诚自己借助网络完成了很多工作。

　　赵健雄：我近些年来的职业是做报纸，在报社还没有电脑时就已经上网了。网络对写作的帮助首先在技术层面上，可以比较方便地找到一些资料与发送稿件，更大帮助在于这种我称为“上帝给中国人民最好的礼物”的发明，已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组织的方式，使个人有了介入各种事物的可能，并影响历史进程，而这正是民主的本义。

　　因为一种科技创造而影响发展轨迹的现象，人类历史上有过多次，网络的发明显然有相当重要的作用，某种程度上也改变了我工作的方式。

　　读书报：在博客上也屡见您不断更新。您对博客微博等这些网络传播有何评价？网络对您有怎样的影响？

　　赵健雄：对我而言，写博客是想留下一部个人思想史，如果能成为某个特殊角度的社会记录，当然更有意义。至于其他的影响与作用并不很重视，我绝非所谓意见领袖，最多也只想当一个巴尔扎克所言的“社会书记员”，这大概是因为出身文艺青年的缘故吧。

　　读书报：2012年底，您在题为《权力主宰艺术，悲乎也哉》的博文中坦言：“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那么您对当下中国、当下中国艺术的前景有何看法？

　　赵健雄：中国社会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确很像狄更斯所处那个时代的英国，一方面是前所未有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诸多矛盾交集。向何处去乃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有人说改革已失去共识，但必须改革却是除了少数利益集团之外的共识。事实上改革一直在进行，变化一直在发生。前景如何不好推断，然而我相信佛家所说的因果报应，用物理学的讲法是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如果政治家明白此理，就一定会行善而非作恶。

　　至于艺术，那是皮上之毛。只要社会安定、思想自由，就会健康发展而不是陷于恶俗。

　　读书报：《想：浮现心中之相》是一部只有少许文字的摄影集。之前您出版多部作品，包括《中国传统石雕》《金匮问道》《当代流行语》《浊世清心：晋书随笔》《吃相》《姑妄言之》《中国美院外传》等，涉猎之广，视野之开阔，都令人敬佩。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您当年曾主持《北中国诗卷》，在国内很有影响，那个时候，中国诗歌是怎样的状况，有哪些知名的诗人经《北中国诗卷》被广大读者熟知？

　　赵健雄：上世纪80年代，那真是一段精神创造如花灿烂的岁月，物质生活仍然贫乏，人们内心却充满勃发的热情，而诗歌既是容器，也是外泄的通道。

　　我1984年底文学研究班毕业后到内蒙文联《草原》杂志工作。正逢国内新诗潮兴起，当年的所谓朦胧诗如今已被称为“经典”，那时却还只能在地下流行，登不得大雅之堂。

　　《北中国诗卷》于1985年下半年推出，开始时，作为专刊一年编两期，后来出到四期，影响远播，乃至有一个时期我自信地说，凭着自己是《草原》编辑，即使走到再偏僻的县城，也能找到同道。这话套用了许多年以前人们对《国际歌》的说法，但没有过分夸大。《北中国诗卷》的作用，在于当时那种复杂的背景下，把一大批新锐诗人带入读者视野，使之走出地下状态，包括北岛、海子在内许多后来影响了一代风气的各流派干将，都在它上面发表过不少作品甚至处女作。一个本来影响有限的边远地区刊物，因此有了某种全局性的意义。

　　当年的内蒙古很像一块诗歌集散地，这与商品经济初期的浙江义乌有点相仿，都并非最适宜的地点，却在特殊背景下成就了相当程度的繁荣。雁北与阿古拉泰主持的《诗选刊》、《草原》的《北中国诗卷》，有一段时间，黄彦打算把《诗探索》也弄来，而且谈得差不多了。如果一切顺利，无疑那将形成真正的诗歌重镇。但《诗探索》随后并没移师青城，我在《草原》呆到90年代初就走了，不久雁北早逝，黄彦也去北京谋职。而所有这些只是表象，背后的原因则是时代变了。

　　中国社会进入一个后诗歌时代，经济至上，文化则不免沉沦。

　　读书报：早年的诗歌创作，对您后期的创作产生怎样的影响？

　　赵健雄：它让我始终保持了思想上的敏锐，对几乎任何新鲜的事物都有兴趣，并予以持续关注。另外带来的影响是对文字本身的讲究乃至不露声色的雕琢。

　　写诗还使人试图用最少的文字表达尽可能丰富的内容，有一段时间我的随笔通常只有五百字，甚至更短，譬如那些发表在《读书》上的补白。

　　这么一种影响也体现在《想：浮现心中之相》中，力求简约而尽可能地包罗万象。

　　读书报：怎样的经历使您具备这样开阔的视野和胸怀？您的创作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赵健雄：我把人生看作是一个学习过程，青少年时期恰逢文革动乱，之后从上海远适塞外插队落户。这么一种反差很大的生活显然有利于人打开视野和胸怀。

　　如果要说前后期创作有什么变化，那就是上世纪90年代之前，我是个比较纯粹的文青，此后则开始关注更多的领域与各种社会问题。往往不同的阶段集中精力研究一个课题，因为时代的局限，有的成果至今不能与读者见面。(如我上世纪90年代初在尚无网络的情况下独力完成了《文革词典》，只是未能出版。)

　　读书报：不同领域的创作，比如美术、音乐、医学等，对您而言是否也充满挑战？

　　赵健雄：许多领域的写作，开始几乎是不可能达成的目标，譬如为医学报刊写专栏，我并没有专门学过医(包括现代西医与传统中医)，但医学研究对象即人体本身，谁不愿意了解进而产生自己的关照与看法呢，只要肯动脑筋，就能渐渐积累起相关知识，甚至产生一些独特的想法。另外从这个角度来观察社会也是极妙的。这是我涉足时间最长的领域之一，写过两本随笔集《金匮论道》与《都有病》，至今还在写相关专栏，并有意再编一本书。

　　我喜欢面对挑战的感觉，在这个过程中人的求知欲会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上世纪90年代中叶，我还写过一本叫《危言警语》的书，主题是对科学主义的批判，其中对发展带来负面作用的警惕与质疑现在看起来像有先见之明。可惜人类总要到被“霾”大规模覆盖乃至无以摆脱时才会来检讨一系列政策与行为的后果。

　　即使在分工已经十分精细的当代，一个人仍可涉足与本身专业不相干的领域，并多少做出一点成绩。选择这样的做法，至少有一个好处，即让日子过得不那么单调。某个理论家的理想社会中，预言人是全面发展的。这也可以算一种进步的标杆吧。

　　但当事者也得准备承担相应损失，毕竟身处专业社会，与那些全心全意的人相比，在一个具体领域里你很难做得比他们更好。

　　读书报：无论是从吃入手的《吃相》，还是杂文集《姑妄言之》，无论是诗歌还随笔，无论文字还是摄影，都能够看到您对于社会、对于当下生存状况的思考和关怀，可以从中读出种种世相，包括正常与异常的社会诸相，病态与健康的人生态度。这是否是您一贯的思考与关注？

　　赵健雄：早年写诗，更多精神上的内省，把自己当个案来研究。后来渐渐流于关注各种社会现象与问题，还写过大量杂文与时评，这既与“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士大夫传统有关系，也难脱早年受到的民粹教育影响，从另一方面来看则是浮躁的表现。

　　其实沉淀与在某个领域深入地研究可能是更为有益的。

　　读书报：前一部《中国美院外传》反响也很大，梳理美院乃至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撷取美院历史上顶级的教育家和艺术家，以点带面的展现了中国美院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能简单谈谈创作这部作品的心态以及您的收获吗？

　　赵健雄：我曾经说过一个意思，现当代中国社会丰富与离奇的程度，是任何个人想像难以达至的。譬如你能够设想在这样的百年中一些艺术家命运坎坷，但仍难以想像他们竟难逃牢狱之灾。中国美院只是一所艺术院校，但它与整个中国现当代史牵涉之深与纠葛之复杂大大出乎预料，这也是促使我读了所能罗致的近千万字相关资料来写这本书的原因：几乎称得上是一种刺激与冒险。在整个创作过程中我变得有点像鲁迅笔下的祥林嫂，与朋友交谈，言必说美院往事，可见浸溺之深。

　　这本书为窥视中国现当代文化艺术史乃至政治史打开了一个特别的窗口。

　　一个意外收获是，此书面世后经常被邀参加美术界的活动，还成了《中国画刊》的专栏作家，每期就相关问题坦诚说出自己的看法，因为是圈外人，可以畅所欲言。

　　读书报：“就算没了火石，火种仍不会绝。地下有地火，天上有天火，至于天地之间，总有人会在心中保存着火种。”在您笔下，同时也能看出对当今社会抱有善意而积极的期待。

　　赵健雄：中国有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尽管其中黑暗的岁月多多，却总有办法甚至以屈辱的方式延续下来。相信今人与后人即使面临再困难的局面也会有胆魄来应对，并以自己的方法予以解决，总有一条路能够走出来并走下去的，对此大可不必过于悲观。就算党内腐败严重，当初理想主义者群集的传统到了适当的时候仍会发生作用，而我们似乎已看到一点曙光。

　　读书报：您一直是文字工作者，为什么近年舍己之长迷恋起摄影来？

　　赵健雄：大部分精力还是放在文字上的，弄摄影开始完全出于爱好，尤其年岁渐长，以此来修身养性。后来发现这也是一种认识世界重要的方式与工具。华夏自古就有“左图右史”的说法，传统文人则把“琴棋书画”当作必要的修养。如果我们已不可能再习得作画的基本技能，那么摄影借助机器来观察世间万相总要简单一些吧。

　　中国诗歌始终讲究意境，“相”往往有比文字更丰富的韵含，乃至意味无穷。

　　摄影可以提供比文字直接的表现手段，它尤其能够拓宽我们的视野与锐化我们的视觉感受力，让生活更精彩。(栏目主持/采写：舒晋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