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温和比尖刻好

　　我的正经学历是初中毕业，又非书香门第，没有家传，读书也就少得可怜。后来有可能多读一些书了，却又不敌慵懒陋习。同乡大诗人陶渊明的“好读书，不求甚解”，只听进了半句，且不幸是后半句，搞得自己不伦不类，非但不成器，还常闹笑话。“文革”之后，报上批判文章常提到“文革”期间某些执掌了大权的人物因为不学无术出的丑，比如将“赤裸裸”念作“吃果果”，将“墨西哥”念作“黑西哥”等等，看后我也乱笑。但静心一想，不对了，类似的丑，我自己出得还少吗？认得准的字或许多几个，也是五十步笑百步啊。不由得沁出一鼻子冷汗。

　　明白了这一点，我就尽可能小心地避开小时候听来的“高字认半截，矮字认半边，认字不用问先生”的懒主意。公开场合，凡是拿不准的字，努力不瞎开口。如果非念出来不可——比如问路——那就一定先请教了再说，不知为不知，比出丑好。前些时去过一趟江浙，在高速路的路牌上看到“甪直”和“北厍”，老老实实地请教当地司机，才避免了认作“角直”和“北库”。尽管“厍”就是“库”的方言，意思是一样的，但真要把“厍”念作了“库”，还是不免贻笑大方的。

　　但是一个人的劣根性，岂是那么容易根除的。又老也克制不住表现欲，认错了的字冲口而出还在其次，最胆大妄为的是连自己并不确知的典故也会信口胡诌。清华、北大这样伟大的学府我连门朝哪开也不知道，有一次在深圳大学跟一群学生座谈，竟把陈寅恪题写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说成是王国维的话。隐约看到下面有学生相互交换眼神，我并没有在意，依旧是口若悬河。旁边的一位教授悄悄塞过来一张更正的小纸条，让我霎时如五雷轰顶。好在我还多少有一些明智，稍稍镇静了一下，我念了这张纸条。我至今一旦想起那些深大学生的反应就止不住感动，他们当时报以的不是轰然嘲笑，而是静静的谅解。

　　同样性质的例子后来又出现在《今晚报》，在《再说人的价值》一文里，读者看到的“晏子车夫”，在我的原稿里其实是“孔子车夫”。这故事我记不起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听来的，又不知怎样就把晏子错讹成了孔子，讲的人肯定没错，错肯定就错在我自己的稀里糊涂。令我感动的是，《今晚报》的编辑在订正之后，对我的出丑未置一词，只是啥也没发生似的寄来了订正后的样报。

　　这样的对无知的宽容，已经远远超出了纠错本身，而有了一种人性的温暖。除非实在是冥顽不化，更多的受惠者并不会因为这种宽容而更其骄纵，恰恰相反，只会更深刻地警醒和检讨自己。

　　偶尔在网上，看到一种严酷的批评，情绪激烈，用词极端，给人的感觉不像是批评，更像是泄恨，必欲将批评对象斩尽杀绝、置之死地而后快。这样的批评家并不都是愤青，常常是名头很大的名流，自然也有靠这样的批评方式而成为的名流。我很愿意相信他们抱有莫大的社会责任感，但某种现状不尽如人意，一边只能做指点工作的人很着急，是可以理解的。但着急是不是就必须开骂？可不可以更有勇气些，从更大更深的背景去做一些更具学理性的研究，帮着出些好主意，不是更有益于现状的改变吗？尤其同行之间，更何苦相煎太急？看到一家以文化普及为宗旨的杂志，有些文章在指出某些错讹的时候常常语多讥讽，极尽挖苦之能事，也许是物伤其类吧，很为被挖苦的人难过。任何人——包括喜好酷评、喜好挖苦的人本人，谁能保证自己没有知识的盲点？任何行业也都永远会有赢弱者、后来者、落伍者。无能和无知本身并不是过错，恰恰最需要善意有力的帮助。

　　常言说“事不过三”，但事情哪能尽由人意？对于像我这样学养有限的人，说有了教训——哪怕是极深刻的教训就能确保不再出丑，永远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只要不是面对坏人坏事，批评者的态度总是温和比尖刻好。一个群体，乃至一个社会，暴戾之气多了，其实谁都不会觉得舒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