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红十：同学一场

　　一个人一生若多次进出学校——像笔者念了完整小学(六年)，半截子中学(两年)，特殊时期的大学(工农兵学员)：加上文学讲习所(鲁迅文学院前期，一直延伸至北京大学首届作家班)，还有三个月中央党校短期班——除去血缘亲属，一摞一摞通讯录证明着，同学成了最大人际交往群体。

　　小学念了三个，记得老师同学名字的是最后一所学校。班主任老师姓乔，年纪稍长，脸微麻。笔者考上如愿中学的消息，就是乔老师提前告知。得知消息瞬间，天空澄碧，花香鸟语由短路而畅通。

　　至今留有一把小学同学小一寸黑白照片，照片后边有名字。学校无名气，地皮却金贵，依偎中南海红墙。体育课打排球，某位男生劲使大了，球飞过红墙，班里有一汪姓大个男生竟能进入墙内取球。取回球接着打，又飞到墙内，他颠颠地又去取。忙得不亦乐乎！

　　小学同学延续到中学，又延续到插队陕北黑家堡公社的有一位。笔者去的李家湾，她去的河吉坪。她名字就叫何冀平，地名与人名重合，天大巧合。对，她就是北京人艺《天下第一楼》和《甲子园》编剧。我们当年一个毛泽东文艺宣传队，还是编导组成员。当年她不姓何姓张，随母姓。

　　一张宣传队带妆合影照片中还有编导组另一成员、中学同级不同班、插队同公社不同生产队的吴北玲，她是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七七级，陈建功、黄蓓佳、黄子平等才子佳人同学，她还有一重身份，陕北知青典型孙立哲的夫人，可惜人走得太早，早于看上去病病歪歪多年的史铁生，史铁生与孙立哲是清华附中同学。

　　记得宣传队实行”一帮一，一对红“(那个时代过来人知道并亲历)，无外乎聊聊天，谈谈心，笔者结的对子是一位拉二胡的苏姓男生，来自北京的一所男校。插队农村没有哪个生产队愿意光要女生，所以每个队知青都是男女校男女生搭配。

　　那晚上谈话内容早不记得，总之你有不痛快，说来我听，我有高兴事告诉你，聊天手边还干活，剥花生，把剥好圆饱的花生米丢进一大号搪瓷茶缸，有了扑都扑都动静，瘪的丢进嘴里。聊到最后，他让笔者帮他洗演出时围脖子上的羊肚子手巾，遭笔者拒绝。他找了演老太太的我的同学帮忙。事后得意，你不帮有人帮。记得谈话时天顶是深邃夜空，四周是黑色高原。所有天穹无垠广大，所有梁峁真诚平坦，所有沟沟壕壕道路无碍延展，如同在场者的内心世界……

　　笔者两进北京大学，后一次是中文系首届作家班。班主任曹文轩教授，教课有孙玉石、谢冕、费振刚、袁行霈等满台精英。袁先生上完课，板书不让擦，赏。他问(那年是1988年)，现在文化怎么那么俗？笔者玩笑说，像您讲的唐诗分初盛中晚，这才初俗，还有盛俗、中俗和晚俗呢。班上有男生去相亲，女方得知男生是中文系学生，约会前现背两首唐诗以应对。袁先生问，结果呢？结婚了。现在呢？离了。袁先生愕然。

　　这个龙年之尾，大学同班同学田增祥走了，走时离过年还有三天。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他毕业分配北京出版社《十月》编辑部。在全民读小说关心文学的年代，他写小说，编辑更多更好小说，以获得尊重与社会地位。退休后玩点石头。2012年5月，文学七二入学四十年聚会，有人送手表，别人玩笑说，下次聚会轮到田同学送玉，羊仔玉。

　　强求不成美事，事终未成。不敢说同学关系“牢不可破”，说这词都有点咬牙。拢共算下来，还是不走不动轻风淡云的多，要好有限，莫逆几无。空身无牵挂来，空身无羁绊“走你”。

　　同学一场，因为同等状态入学，每月十九块五角伙食费打底，起于平等止于平等，不会再往下坠；往后的七股八岔，往后的千红万紫，不敢说自傲或自愧，不舒服的感觉有人会有。所以四十年的聚会哪次也没有聚齐，没聚齐便开始散了。

　　追悼会那天，岳建一、章德宁夫妇(笔者低一级同学)也来送行。章德宁对笔者说，你们班同学来得不多。笔者在心里解释：快过年了，下雪天儿，路滑。再一想，正常。释然。

　　同学，相伴人生某一区间坐标。譬如眼下八宝山告别室签到簿上，点点落墨如梅。

　　(高红十，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高级编辑、记者，中国作协会员。有数本散文、报告文学、小说、诗歌集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