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延滨：穿衣戴帽有故事

　　与时装相对，制服大概是最不讲个性化的服装，制服是强调穿此服装者的职业和职业行为的一律。而我这个生长在从制服时代走向时装时代的人，回想自己着装的历史，也还有趣。

　　我穿的第一件制服是一件绿军装。不是当兵发的，是当红卫兵“弄来的”。“文化大革命”武斗最厉害时，我们这个中学生“1018”造反团被对方围在学校几个月，吃的是从国家粮库“弄来的”，穿的是从部队仓库“借来的”，男女学生全是一身军装，就这么躲在大楼里，军事化地活了半年。此后，我在造反派“大联合”后，就下乡当了知识青年。父母挨批斗，家也被抄了，我就穿着一身绿军衣下了乡。下乡当农民，先在农村，天天汗水雨水，衣裳烂得快。离开农村时，这件军装已经有三四十个补丁了。有人开玩笑说，留下将来放进博物馆，我还真留了几天。离开农村是进了军马场，部队在陕北办了个延安军马场，招工时说得挺美——“总后勤部”，到了才知道后面还有一串“山丹军马局延安军马场一大队甘沟二连”。除了放马，其他跟在农村差不多。等到发服装，一人交上五块钱，发下来的旧军服，大概是抗美援朝时穿过的，黄军装还补了几个绿补丁。我一看发的比我留下的还有历史感，就把那件准备给博物馆的丢到了灶火里。

　　在军马场干了一年多，调到了秦岭深处的一个化工厂，叫总后2837工程处。化工厂生产硫酸之类的东西，强腐蚀，按规定发的工作服也多。只是工厂没有按规定正常生产，等到我离开工厂上大学，还穿着发的工作服。下乡的时候，叫我们老三届——就是没读完书下乡的1966、1967、1968届中学生。上大学又叫我们新三届——就是1977、1978、1979这三年从工厂农村进了大学的“社会生”。一进大学，中国开始改革开放，最早是从服装变革开的头，流行喇叭裤。在学校的板报栏前的墙上，新闻系的学生写出一张大字报《喇叭裤万岁》，以为是改革前卫之声。我们几个刚进文艺系的新生看了，一是觉得有趣，二是也没钱买喇叭裤，于是便回了一张《向长裤汉们致敬》。此事惊动校方，据说当时香港媒体也有报道，称是“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其实，只是“有买喇叭裤钱”的学生与“没有买喇叭裤钱”的学生一场争论而已。

　　从大学毕业后不久，有了出国访问的机会。中国人出访，西服就是制服。公家发了制装费，也就到“出国人员”专门店，做了西服，还买了皮鞋。到了国外，天热，西服穿不住，到处参观，皮鞋也磨脚，于是，脱了西装只穿衬衣，扒掉皮鞋套上布鞋，自己解放自己。这下子快活多了，团长是冯至，从不关心衣着小事。多事的倒是老外，一路上遇到外国人向我打招呼就问：“是日本人吗？”“不，中国人！”“中国人？”在当时，出访中国人走到哪里都规规矩矩西装领带，没这么随便的。

　　看来，我这样的人不配穿制服。规规矩矩的东西到我的身上就变了规矩。应该说，制服是有其取向的，强调职业，注意统一，讲究规矩，而做到这一点，才好穿制服。文人，不讲穿衣规矩，特别是我们这样经历的文人，从中山装和绿军装里蜕出来，又钻不进西装领带的套子里。说好了，叫承上启下的一代。说不好，叫不合时宜的一群。

　　不修边幅，自在随意，是不穿制服者的快乐。但也有例外：故事一，前些年在省城工作，时兴夹克衫，买一件穿上，挺随身合体。过了数日，见报上一小品文，说是市长爱穿夹克衫，于是这夹克衫便像工作服一样，在办公室流行起来。放下报纸，我便脱衣，怕别人说是“拍马屁”而穿。第二天上班，同事笑：“怎么刚买的夹克衫不穿了？”我觉得他的笑可疑。故事二，那一年初夏，一下子热了起来，从衣柜里拿了一件圆领衫套上就出了门。在街上转了一圈回到家里，觉得头皮有点痛。用手摸，有个伤口，血还未干。想不出在哪儿碰伤的，最后还是妻子发现了问题——这圆领衫是在美国的侄子送我的，图案中有一行英文：“美国第一。”而那几天美国佬正炸了我国驻南联盟大使馆。我怎么就没注意到这行小字呢？看来随便穿衣也有不随便的时候啊，虽说与制服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