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我的文坛诗友艾青

　　第一次见艾青是在1938年春，那时我在西安民众教育馆漫画班学习。班上有三十几个人，我不足十五岁，艾青是我们的绘画老师，那时我只知道他是“蒋先生”，后来才知那高个子蒋先生就是艾青。

　　十年后，1948年9月，我在河北正定华北大学再次见到艾青——他是华大文艺学院副院长，副院长还有张光年，院长是沙可夫。从此我们开始了长达一生的友谊。

　　1949年初，我们一块儿进入北京。1955年春天，我在出版社工作，担任《艾青诗选》的责任编辑，多次去他家中找他，他住在东总布胡同。后来，我们的人生都经历了坎坷。

　　时隔21年，1976年冬日的一天，我到西单副食店想买点熟肉，排在买猪头肉的队伍里。偶然抬起头来，我看见排在前边的一个老人，穿着脏兮兮的旧黄棉军装，头上戴一顶战士的冬帽，从侧面看，那颧骨，那肤色，真像是艾青。我走到跟前，一看，果然是分别近二十年的艾青。“艾青，艾青。”我叫了几声。他说：“你是谁？”等认出是我，他大叫一声：“你还活着呵！”我们俩人当即拥抱在一起，他还在我脸颊上亲了一下。我们都顾不上买猪头肉，面对面仔仔细细地相互看了好一阵，两人终于笑了起来，我已经有多少年没有这么笑过了！他告诉我，他的右眼快瞎了，正在治疗。他还告诉我，他住在一个叫前英子的胡同。后来我去看过他，艾青一家人挤在一间十平方米大小的简陋的平房里，床的上边架着防地震的家什。我去的那天，骆宾基和秦兆阳正好也在。以后我又去过许多次。

　　大约是1978年底的某一天，我接到艾青的电话。他兴奋地说：“我今天早晨写了一首《光的赞歌》，你快点过来。”我立即从朝内人文社骑车赶过去。艾青当时住在史家胡同。见了面，我们一边握手，一边说“老了，老了”！他显得很疲惫，面色灰暗。当年《诗创作》的主编、建国后在广西工作的画家阳太阳也在。艾青用浙江口音的普通话朗诵这首两百多行的诗，声音不高，但很有激情。他一边朗诵，一边习惯地打着手势。朗诵完后，我们三个人很自然地拥抱在一起，很自豪地说：“我们都是光的赞颂者！”

　　和艾青交往，有着密友间的亲切和随便。有一次，我、高瑛和艾青一起照相，我的脑袋比艾青高出一点，他笑着说：“长这么高干什么？脑袋该砍掉一截。”艾青跟我谈到失明的右眼，用感伤的口气说：“人活在世上只靠左眼可不行！老摔跟头，把右胳臂都摔折了。”

　　艾青去世前几年，年迈多病，多次住院治疗，一住几个月。近十年间，我至少有三次到医院探视艾青。

　　1986年3月27日，我到协和医院老楼专家病房去看他。那间病房很大，很黯淡。艾青在打点滴，那天他的情绪很平静，很开朗，他用沉痛的声音对我说：“聂绀弩前两天逝世了。他的病房就在斜对面。他死得很平静，没有惊动任何人，没有听见一点声音就走了。绀弩死的那一天，对老伴说：‘我很苦，想吃一个蜜橘。’他的老伴剥了一个蜜橘给他。绀弩一瓣一瓣地全吃了下去，连核儿都没吐。吃完以后，绀弩说：‘很甜很甜。’就睡着了，睡得又香又沉，再也没醒过来。”艾青说聂绀弩进入了少有的仙逝的境界。

　　1993年初，我又到医院探视艾青一回。由于编《艾青名作欣赏》，撰写评析文章，有几个问题要请他解答。我是与诗人郭宝臣一起去的。那天，艾青并不十分清醒。在谈话当中，因为药物反应，他几次昏睡过去。

　　值得记一笔的是，向艾青告别离开病房之前，艾青向我们两人潇洒地挥挥手。这时，我突然兴奋了起来，情不自禁地走到艾青身边，对他说：“我得回报你一个吻。”他点点头，他显然没有忘记十几年前，我和他在西单副食店的那次重逢。我就在他脸颊上“叭”地亲了一口。郭宝臣感动地说：“你们到底是诗人哪！”

　　1996年3月27日是艾青的八十六岁诞辰。4月末，我接到朋友电话，说艾青人已处于昏迷状态，病情危重。5月初，我赶到协和医院，找到艾青病房。门上贴着“谢绝探视”的字样。我毫不犹豫，推开门就进去了，一个中年护士想拦却没能拦住我。我走向艾青病榻，连唤了几声他的名字，他却没有一点反应。艾青仰卧着，鼻孔插着胶管，正在打点滴。他的眼睛闭着，面孔赤红赤红。我看见他的头发有点乱，用手为他抚平了一下。待护士过来阻止我，我已整理好了。艾青的头发又直又硬，仿佛细细的头发里长了骨骼似的。这时，高瑛走进病房，显然是护士喊她来的。看见是我，高瑛对护士说：“是艾青的好朋友。”我坐在病榻旁一把椅子上，目不转睛地望着艾青。高瑛为艾青和我拍了几张照片。她伤心地说：“留个纪念吧！”那一天，艾青的病房特别明亮，充满了奇异的光辉(七年前，我到海军总院看望弥留中的萧军，那间病房也极其明亮)。艾青一生追求光明，写了《向太阳》、《火把》、《光的赞歌》等诗篇，在燃烧中耗尽了生命和血液，直到这最后一刻。

　　文/牛汉 摘自《我仍在苦苦跋涉》三联书店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