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小说《山峡中》的人物描写

                                    邓玉久

　　艾芜曾在我国西南边陲和东南亚一带流浪了五六年，异域他乡的神奇风光和奇异生活，既陶冶了他的性格，也开阔了他的视野，为他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生活经验与创作素材。他在3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集<南行记)就以其异域风光和浪漫漂泊情调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一股奇异清新的风。

　　《山峡中》是《南行记》的名篇之一。本文试图从人物描写的角度对《山峡中》的艺术特色作一粗浅分析。

　　《山峡中》的人物活动在一个对于现代文明人来说，多少有些遥远而陌生的世界：巨蟒似的索桥、汹涌的江水、两岸蛮野的山峰、破败而荒凉的桥头神祠。在这个阴郁、寒冷、怕人的环境中。生活着一群充满蛮野气质的盗贼。这些人多是被社会生活逼迫而走上当贼做寇道路的。在他们铤而走险的背后，肯定都隐藏着一个个充满血泪的悲惨故事。因为根据中国人几千年来逆来顺受的脾性，不是逼上梁山的话他们是绝对愿意忍辱偷生的。可以说，这群盗贼本身也是当时社会的受害者。然而，在当了盗贼之后，他们凭着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人生态度。摆出了一副与生活抗争的挑战者的姿态，在正常的生活轨道之外活得自由自在，因此。他们又是真正的强者！他们没有固定的职业，没有房屋财产；他们不甘于现状，不甘于平淡；他们喜爱流浪的生活，喜爱冒险的生活。然而。他们的生存环境毕竟是险恶的，这是一个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世界，是一个整天在刀头上过日子、时刻都有风险的世界。这个世界需要的是胆量、勇气和不怕死，而容不得呻吟、哭泣和懦弱。用久经江湖的魏大爷的话来说：“在这里，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这种生存环境使他们养成了强悍猛鸷、刚烈骁勇、敢于抗争的男子汉气质。正如作者在《人生哲学的一课》中说的那样：“就是这个社会不容我立足的时候。我也要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下去。”正是这种燃烧着强烈生命力的顽强意志，使他们懂得如何放手去偷，把挨打受伤看成是家常便饭，“腰杆打断了还能发笑”。同时，环境的险恶也使他们变得野蛮残忍，为了生存，甚至不惜残害同伙。这样一来，他们的强悍中又掺入了冷酷无情的因素，并最终形成了他们的盗贼生存哲学。

　　但是，作者并没有公式化地对待人物描写。作品中的小黑牛和“我”的形象就只能是与魏大爷、鬼冬哥一伙人恰好相反的弱者，二者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小黑牛实际上是这伙盗贼中一个没有真正加入的人。从年龄上讲，他还只是一个大孩子，由于同村张太爷的逼迫，才从家里跑出来当盗贼的。也许他当盗贼的原因和他的同伙有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小黑牛始终不愿放弃家乡的农耕生活，时常坐在山坡上远眺炊烟茅屋，勾起怀乡思绪，受重伤时仍发出“害了我了”、“我不干了”的呓语。这些，表明他一直人在曹营心在汉，一直没有真正接受魏大爷们的盗贼生存哲学，组织上入了伙，思想上却没有入伙。因此，他理所当然地成了这群盗贼中的弱者：偷窃的手段太笨，偷窃不成被人抓获时又不会说谎。只会发傻地说：“不是我，不是我”，结果遭到搜身和毒打，受重伤后意志产生动摇而最终被自己的同伙抛入了汹涌的河流中。小黑牛的结局看起来有某种偶然性，而实际上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中，他的悲剧命运却是必然的。如果说魏大爷一伙的强悍是适应这个没有天理、不讲人道的社会的唯一生存武器的话，那么，小黑牛的软弱便是他不当盗贼是死、当了盗贼仍然不免一死的悲剧命运的最直接的原因；如果说魏大爷一伙的蛮野是对这个黑暗世界的一种嘲弄，那么，小黑牛的结局便是作者发自内心的对这个病态社会的痛切诅咒！

　　作为作品中的一个人物，“我”既是一个观察者，也是一个叙述人。显然，与魏大爷一伙人相比，“我”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弱者。假扮夫妻时的生硬与胆怯，与野猫子正面交锋时的窘迫和无奈，正好使“我”成了强悍的野猫子的陪衬。然而，“我”毕竟不同于小黑牛，“我”是一个来自文明世界的有知识的青年书生。正因为这一点，“我”的到来打乱了这个蛮野世界的原有秩序，使这个原本只有弱肉强食的世界产生了文明与野蛮的冲突。这一点同样是这篇小说在人物描写上值得注意的地方。

　　小说一开头，作者就别具匠心地写了一场关于“学问”的对话。鬼冬哥把“我”的书抢去，说这书“一个钱也不值”、“烧起来还当不得一根干柴”，书上是废话，读书的是傻子。老头子也呼应这个问题，“你高兴同我们一道走，还带着那些书做什么呢。”“那是没用的，小时候我也读过一两本。”并且说：“我们的学问，没有写在纸上。”而他们的学问，“第一就是不怕和扯谎”，第二是什么，老头子没有说，想必是对来自另一个世界的“我”尚存戒心。在这里，可以明白地看出，这群蛮野汉子所信奉的只有他们自己的盗贼生存哲学，而对文明和知识显出不屑一顾的轻视态度。在他们看来，文明和知识不能解决他们所遇到的任何问题。同时，由于作者自己有过漂泊的经历，他从杂役、盗马贼，烟贩子一类人身上承认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生哲学，尽管他又以更高的理想否定了它，但仍然在这场文明与野蛮的冲突中偏向了野蛮一方。因此，“我”在这群蛮野的汉子和女人的善意的奚落和嘲笑中，显得那么尴尬、那么狼狈、那么苍白、那么虚弱。所幸的是，“我”虽然无法说服这群充满蛮野气质的盗贼，但也还没有被他们彻底征服，“我”一直没接受他们的盗贼生存哲学，始终不肯入伙，保持了自己的原有身份，这也多少给了读者一些安慰和希望。

　　《山峡中》最为熠熠生辉的人物形象，自然是野猫子无疑了。

　　作为短篇小说，能刻画出比较复杂的人物性格绝非易事，然而，作品中野猫子的形象却以善恶交织、美丑相映的审美特征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的经典。应该说，这才是这篇小说在人物描写方面最为精彩的地方。

　　野猫子出场很迟。在小黑牛偷窃失手挨打、众盗贼铩羽而归的沉闷场景中，野猫子如一道青春的闪电，楔入了这个暗淡无光的世界。作者对这个人物的特别的安排，显示了她与其他人物的不同地位。作为这群盗贼中的一员，野猫子首先

　　是一个盗贼，而且是一个巾帼不让须眉的异常出色的盗贼。她具备一个盗贼的所有条件：胆大心细、处事果断、恩怨分明、性格粗野、手段毒辣，并且坚定不移地信奉父亲的盗贼生存哲学。她毫不在乎粗野的打情骂俏，自己也是大声说笑、大口吃肉，每天在刀头上过日子却悠闲从容，颇有江湖儿女的豪侠气概。她把父亲的盗贼生存哲学——不怕和扯谎——简直贯彻到家了，在整个盗贼团伙中，她是唯一敢于顶撞老头子并能令老头子屈服的人。为了自己偷盗成功，她不惜暴露正在偷盗中的同伙。为了盗贼团伙的集体利益，她坚决支持并直接参与了夜半沉没小黑牛的行动。为了掩盖小黑牛死亡的事实，她起初是狡猾地撒谎，而当“我”说出真相后，她也只是若无其事说：懦弱的人，一辈子只有给人踏着过日子。更可怕的是，听说“我”要离开他们，这个曾经和“我”假扮过夫妻的妩媚少

　　女居然转眼间就露出了杀机！这真是一株地地道道的罂粟花。值得注意的是，艾芜从不采取静观的态度和第三者的立场来描写人物，虽然他笔下的人物性格中带有一些被苦难生活扭曲而成的畸形，但是，由于艾芜的艺术个性中对下层人民的美和善的敏感，他总能从他们褴褛和粗野的外表下挖掘出他们的灵魂美来。因此，小说也写出了野猫子的另一面。作为一个年轻活泼的少女，她尽管终日生活在盗贼的世界里，却依旧没有泯灭天真无邪的本性，她玩木头人，撒娇，十足一个孩子。而她成天哼着的“没有忧，没有愁”、“东边大海头”，极其自然地流露出了她对纯真美好生活的憧憬和向往。当“我”在官兵面前巧妙地掩护了她且没有暴露整个盗贼集体之后，她真情毕露，欢喜得直跳，抓住“我”喊：“你怎么不叫他们抓我呢？怎么不呢？怎么不呢？”并向“我”坦白承认刚才还有杀“我”的念头。此时的坦率真诚，与平常惯用的撒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说到杀人，其实她还“不曾单独杀过一个人”，这说明她内心深处依然是温柔善良的。这也使我想到了两个相关的问题。第一，野猫子肯定不是一生下来就做了盗贼，魏大爷为什么会带着女儿当盗贼，作品没有交代，似乎是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但可以肯定的是，野猫子之所以成为盗贼，与喜儿成为“白毛女”一样，决定她们命运的不是她们自己，而是那个暗无天日的社会。第二，到底谁是真正的盗贼。古龙的小说中有一个关于“恶人谷”的故事，实际上那些所谓的“恶人”都是良善之辈，他们的恶名是他们所处的那个黑白颠倒的社会和当时的真正的恶人们强加于他们的。同样，野猫子这伙盗贼，尽管外表粗野、言行怪戾，但要说野蛮和残忍，与张大爷、官兵们相比，他们简直是小巫见大巫。显然，野猫子尽管不是那种出污泥而不染的圣洁人物，但她内心深处的真诚善良却并未泯灭。她的这种性格特征，有点类似<射雕英雄传>中“亦正亦邪”的黄药师。在极其残酷的生存斗争中，她一方面毫无顾忌地以恶对恶、以暴对暴，同时依然透出不息的心灵之光。完成这个女盗贼形象最后一笔的。是那个简练而又意味深长的结尾：“我”一觉醒来，发现野猫子和众盗贼都已离去，却给“我”留下了三块银元。这其中发生的一切，读者可以想象得到。这一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含蓄而凝练地将野猫子和众盗贼的豪侠重义形象永远镌刻在读者心中。

　　同时，小说通过对野猫子形象的描写，探讨了人性中恶中之善的存在方式，并认定在周遭一片黑暗的社会里，当善良已经沦为软弱可欺的东西的时候，恶中之善所能具有的理想价值和审美意义。野猫子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不朽的艺术典型，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体现了作者艾芜对小说“时代意义”的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