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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文豪艾芜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3月24日11:05 来源:晚霞

 

                       汪泽树   温志航

 

  艾芜(1904~1992)原名汤道耕,艾芜是他使用最多的一个笔名。艾芜不同寻常的一生,大致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清苦坎坷,受尽人间折磨

  艾芜家境清贫。祖父种田,兼教私塾:父亲,也是一面教乡村小学,一面务农。艾芜小学未毕业,便凭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成都联合中学(即石室中学),只因缴不起学、膳费,无法入学。

  艾芜21岁时在成都的省立第一师范学习。由于不满学校旧教育和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随身携带的包袱里只有几本书,向南方漂泊。途中遭遇匪患,步行了两个多月,才到达云南昆明,在一家红十字会里作杂工。后又途经缅

  甸边境的克钦山,在一家马店作小伙计,晚上兼作家庭教师。后又去仰光,因贫病交加,流落于街头,被一位汉人和尚万慧法师打救。病稍愈后,便替法师买菜作饭。在赴新加坡的途中,被人以疫检为名,强行扣留一星期。返回仰光后,又被统治缅甸的英国殖民当局逮捕。关进监牢,辗转被押解到香港,再驱逐到厦门。

  在这长达6年的漂泊中,难以忍受的万般磨难,曾使艾芜产生过“自弃的念头”。但随即鼓起了勇气。为了自己喜爱的文学而顽强地活下去。

  艾芜回国以后,因经济极端困窘,而求友人黄绰卿资助。黄在缅甸的华侨工人中募捐,以接济艾芜的最低生活。

  1933年3月。因联系工人通讯员,艾芜又在上海被捕,后又转到苏州高等法院第二监狱。经“左联”营救。鲁迅先生出诉讼费,由顶级律师史良f后来是新中国首任司法部长)出庭辩护,才得以释放。

  “文革”期间,艾芜先是东躲西藏,四处流离。随后被逼到四川医学院的一间空教室里搭地铺,秘密栖身。再后又隐姓埋名,到成都东郊沙河电影院的一间小房里藏匿,即使是大年除夕,也孤身一人在这里受熬煎。在被无休止的揪斗中,除了难以忍受的精神折磨之外,还有人穿着大皮鞋经常猛踢艾芜。后

  来被关进了临时设置的监牢——成都北郊的寺庙昭觉寺。在此,艾芜写了一首打油诗:“禅房变牢房,共产党人变和尚,天天都把经来

  念,只是没有木鱼响!”

  紧贴民众,执着追求真理

  艾芜从小在田野里长大。取名为“道耕”,就是被告诫不要忘记以耕作为本。他从小常同农村的孩子一起放牛和游戏,滋生了对劳动、对农家孩子的亲切感情。另一方面,由于经常聆听祖母讲述《安安送米》之类的民间故事,使童年时

  期的艾芜,从潜移默化中,便逐渐地感受到了千百年来我国劳动人

  民的正义感和人生哲理。

  在南洋漂泊的6年里。艾芜一直浪迹在下层人民中间。自己作杂役或变相的杂役。还支持缅甸达拉瓦底的农民暴动。回国以后,他住在上海宝山一位农民的家里。加入“左联”后。艾芜所在的部门是“大众文学委员会”。专门从事工人通讯员的工作;同时。还被安排到杨树浦工人子弟校义务教书。

  解放后,艾芜先后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和文化局长、重庆市文协主席、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协理事等等职务。虽然公务繁忙。艾芜仍然坚持利用各种机会。深入到广大民众中间去。先后到重庆郊区的歌乐山。四川的新繁和彭县、郫县的安德铺、大小凉山。辽宁的鞍山、抚顺、丹东,浙江的绍兴、宁波、余姚、四明山区。云南的允景宏。以及黑龙江的大庆等地;或视察。或访问。或进行社会工作。都是直接深入到基层。有时,还偕同夫人一起住在工厂和农村。与工人、农民同吃住同劳动。

  艾芜的紧贴劳苦大众,是与他执着追求真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理论与实践相一致的。他在回忆“五四”浪潮时。曾说:“我是吃过‘五四’运动的奶的。时时感到时代精神在呼唤着我:年青人哪。投身到伟大的浪潮里去奔腾飞跃吧!”他广泛地阅读传播“五四”新文化的各种书刊。从中明白了“劳工神圣”这一伟大真理。而且还身体力行。寒暑假回家和返校,都自己步行背挑行李。南行期间艾芜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缅甸地委组织。印制传单宣传十月革命。反对英国殖民统治。在上海期间。或通过地下党员,或直接请示地下党组织,参加党所领导的各种活动。在建国后的1952年。艾芜又重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笔耕不止,文学成就卓著

  在《我与文学》一书中,艾芜曾说,在南行那最艰苦的岁月里。他也是“一路上带着书,带着纸笔,和一只用细麻索吊着颈子的墨水瓶的。在小客店的灯下。树荫覆盖着的山坡上⋯⋯把小纸本放在膝头。抒写些见闻和断想⋯⋯墨水瓶和纸笔,从不曾离开过一天。即使替别人挑担子。我也要好好地把它放在主人的竹筐内的。”艾芜就像一位勤劳的农民。不分春夏秋冬。不管是严寒还是酷暑。他都在田野里耕作不止。早在读成都一师的时候。他就在新繁留省同学会创办的杂志《繁星》上发表了两篇作品。以后每个历史时期。他都有重要作品发表。即使是“四人帮”横行的“文革”时期,尽管他的笔耕权被严酷地剥夺了。但在1973年初。他仍创作了一个短篇《高高的山上》。“四人帮”被粉碎后。他虽已年逾古稀。仍全力投入新的创作。把那段被“四人帮”抢走的时间夺回来。直到他病重住进医院、逝世前一年的1991年,也还有《我是这样对付老年的》一文面世。

  艾芜对待创作一直是很严肃的。1931年11月。在已经发表了多篇作品并已有作品得过奖的当时,他与沙汀联名给鲁迅写信。附上自己创作的小说《太原船上》,就题材问题向鲁迅求教。并得到鲁迅的回信《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尔后,就一直遵循鲁迅的指点,在艺术的道路上精益求精,给人民奉献出了不少的珍品。

  艾芜的作品题材独特多样,时代气息浓郁,人物描写生动,语言朴素洗炼,并以内容的新颖和风格的别致为人所称道。

  艾芜最有影响、成就最高的作品是短篇小说集《南行记》(1935年初版),采用自叙身世的第一人称写法,其中的“我”就是作者。集子中的八篇小说都是艾芜南行的流浪生活的反映。描绘了中国西南边境和缅甸下层人民的生活和自发斗争。塑造了不少诚实善良人物的形象,作品洋溢着明朗的氛围和乐观精神。开拓了反映生活面的新领域。建国后的1961年和1981年,艾芜又进行第2次和第3次南行,重访滇西,分别写了《南行记续篇》和《南行记新篇》。艾芜的长篇小说有四十年代的《丰饶的原野》《故乡》《山野》、五十年代的《百炼成钢》,另有中短篇小说、散文、评论集子30多部。

  艾芜因反映自己流浪生活的作品而成名。他的一生与人民情相连、心相通。虽命运多舛而笔耕不辍。他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才华卓著的作家,也是四川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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