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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苦难的生命之歌——论艾芜的流浪作品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3月24日11:05 来源: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

 

    霍小娟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左翼作家艾芜一生创作颇丰。但奠定其历史地位,最引人注目也最具艺术价值的是《南行记》系列中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以作者的流浪生活为基础。融入作家对生活、对生命的思考,以其独特的艺术表现在中国现代文坛独树一帜。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流浪小说”媳型。《南行记》贯穿了作家一生的很多岁月。这些作品与作者的流浪生活密切相关。可以说,没有流浪。就没有这些作品的产生。没有流浪。就没有作家的成功。本文欲在一个宏观的视野中。抓住“流浪”这根贯穿作家与作品的生命之线,凸显艾芜流浪作品的实质,以期达到对他的作品研究的一个新的台阶。

  一、

  艾芜把笔投向了一个异域——那个记忆中的世界出现在他笔下的是滇缅边境的南国风光:苍翠茂密的山谷松林,似火的骄阳,蜿蜒的山路。奔腾的江水;在这些背景下的人物有知识青年、小偷、赶马人、强盗、滑竿夫和烟贩子等。这些人被迫抛家离乡,在外奔波求生存。尽管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着各种各样的人生目标,然而他们演绎的流浪的故事却共同传达出一种人类奋斗生存的感受。他们都在人类最基本的层面——争生存的选择中拼搏。

  《人生哲学的一课》中。主人公“我”是一个在残酷的异乡秋天里身无分文、面临饥饿威胁的流浪青年。不仅“半工半读”的梦想成了泡影。连“变牛变马”的工作也找不着。“昏黑的眼前,恍惚问看见了自己的生命,仿佛檐头一根软弱的蛛丝,快要给向晚的秋风吹断了的光景……”食物,人类首要的生存需要折磨着他的肉体。也折磨着他的精神虽是一个“文化人”,却不能有“闲情逸致”欣赏饱饭之人所作的墙头诗,倒是极其羡慕“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叫花子。在没有道德感的想象中饱吃肥肉汤、干牛肉、辣椒酱⋯⋯ 。为了生存,他抛弃“身份”,装假说谎。甚至连生意人的狡黠都用上了。因为他懂得生存的哲理:要在一个不容好人的社会里生活,非得以社会的不公或缺陷作为手段。只有这样。生命才得以延续。精神才不致被挫败。然而即使是这样。卖草鞋得来的十个铜板也不能维持多久,黄包车拉不成。铺保无着。硬充的厨子也不能做。“成天就只同饥饿做了朋友。在各街各巷寂寞地巡游。”却在“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个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强烈地想着:至少我得坚持到明天,看见鲜明的太阳。晴美的秋空”凹]。厄运却一再来临:鞋子叉给人偷去了,虽然“用着顽强的态度和咆哮的声音”以“不息地吵闹”使客店老板赔了一双半新的鞋子,却比脚短了一寸。不仅这样,这个“拖着倒跟鞋子”的流浪青年还免不了被赶出店门。还得盘算在哪儿寻一块“遮蔽秋风秋雨的地方”。所有这些冲不破的窘境只坚定了他的意志,激起他更为强烈的生存意识:“钢铁一般顽强地生存!”口]这种生存意识在某种程度上说已超越了某些社会道德因素。主人公留给人的至深印象是他身上进发的人类生命生存的原始本能。这种本能也可理解为人的信念与意志。

  《人生哲学的一课》是《南行记》中奠定基调的一篇小说。从中可以看出,艾芜笔下的“我”在与严酷的社会对立中,人物的生存逆境。人物在逆境中渴求生存的强烈愿望以及人物在与边境抗争中表现的刚强意志,成为作家的关注点。艾芜的流浪作品中主人公总是在一种野蛮、残酷、容不得和谐生存的环境中,为了争取生命权利拼尽力量。他们的生命历举充满了艰辛,经受着灾难,他们为生存而被迫接受痛苦的生命体验,却又往往在不幸与辛酸中珍爱生命之花。努力品味生命的甘醇。竭力于生命予之的价值意义。

  《山峡中》刻画的是群盗—— 一个以魏大爷为首的窃贼强盗组成的流浪团伙,是“被世界抛却的人们”,像小黑牛,这个“老实而苦恼的农民”,是被“张太爷的拳头”赶到这黑暗中来的。他们无法容身于现实世界,却又不甘被消灭。在时时有被赶尽杀绝的危险中求生存。在寒冷的黑夜,在蛮野的山谷,在凶恶的江水中他们汲取力量与强悍。以偷摸扒窃、打家劫舍的勾当混迹在遗弃他们的世界里。这种生存既是不届与挑战,也是一场强与弱的竞争。靠着“不怕和扯谎”的学问,信奉着“懦弱的人是不配活的”的哲学,这群流浪人在社会的缝隙中走着一条险而又险的生存之路,以血泪换来的生存经验同时也让他们信奉一种残酷的生存逻辑,这种逻辑能让他们充满野性的生命力得到扩张,能让他

  们在每次得手、“发财喜”之后找到生存的快乐,在“暂时的自由之家”尽情舒展生的本性,显示他们生存的骄傲。但也是这种逻辑,能让他们残酷地消灭掉小黑牛这样的弱者。在他们看来没有“不怕挨打的”本钱,伸不起腰杆,抬不起头的“弱者”是不配生存的,并以这种方式维护他们的“自保系统”,争得最基本的生存——让生命延续。

  《私烟贩子》老陈已是一个五十岁光景的人了,“爱带着微笑看人,喜欢同人讲话,又爱开一点点玩笑”。在没有“安安稳稳的事情”可做,大家都在“血盆里抓饭吃”的年代里,做着冒险的偷卖鸦片生意。这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卑微人物同样以生命为代价换取生存。这种人生道路又是何等的艰辛。但是,他乐观的天性战胜了苦难,短暂的生存的胜利总能让他摆脱人生的困顿,尤其是每一次的铤而走险,让他品尝到生存的欢悦、生存的自由、生存的智慧。在他达观的生死观中流露出来的是对生命强烈的热爱之情、迷恋之情。“生存下去”是他最高的道德原则。不让生命在阴暗中萎缩,不让处境成为生命的牢笼,这位老人在El益偏狭的生存窄道上尽唱着生命的欢歌。

  二、

  艾芜作品中的人物总是生存于社会的边缘地带,社会的不公造成了他们生存的压力。形成他们反抗的个性。他们在一种富于野性的、奇特的生活方式中张扬生命本能的同时,又往往选择一种生命的境界,力争享受生命带来的每一种感觉。这种创作倾向与他的人生经历不无关系。在他的作品中,人们常常能感受到一种浪漫主义情怀。他对自然风光景色浓墨重彩。饱含深情的描写手法非常突出。艾

  芜从小就喜爱大自然。家乡JII西平原的美丽,古诗人描写田野村舍诗句的优美,爱幻想的天性,乃至后来的南行漂泊。让他常常流连于自然之美。在谈到文学创作时他说:“……我不能只描写人和他的生活。还要把我所见到的各种各样自然风景写进去。”“我喜欢我国的唐诗宋词,寄情于景,以景抒情。我认为小说也该这样做去。有时候。人物有了,生活情节有了,如果还没有自然景色出现在政事情节中,我就难于动笔。”他还说:“假如我是画家,就要把风俗画和风景画像综合一道,画成我喜爱的画卷。”《南行记》中的景物描写成为作品勉力的主要来源之一。作家喜爱南行世界的奇异风光。在每个篇章中都不惜笔墨去描绘那些田野山林、松海风涛、江水峡谷,这些自然景观或被描写得清新而恬静,或苍凉而悲郁、或奇崛而粗犷,但它们总是和人融合在一起,浸润着人的情感变化。比如在《山峡中》,作者一开头就描写了一个险山恶水的奇特境地:大江两岸是陡峭的悬崖、蛮野的山峰,铁索桥如巨蟒似的顽强古怪横在江上,桥下凶恶的江水发怒地冲打岩石,桥头躺着一座破败而荒凉的神祠。在这异乎寻常的环境里。作者叙述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故事。变化多端的江水应和着人物的心理,一会儿咆

  哮,一会儿汹涌,一会又单调、寂寞地拍打着岩石。在这里。人与自然没有距离感。景色就是情绪的外化。情感的依托。作家对自然的描写已经不是纯客观的描绘,而是融进了主观感受。艾芜的好些作品。如《松龄上》、《森林里》等等,都有一个特征,即景色描写贯穿渗透到了整个情节中。甚至本身就是情节的一部分。这些饱含情感的自然景物不仅是个性化的,而且是人格化的。它不单以其广阔的胸怀收容接纳被社会抛弃的各种流浪者,更以其无比的力量赐予人生机与活力,它与人那种隐而不露的神秘关系总的说来是和谐的。艾芜笔下的人物正是在“自然”的境界里。摆脱了一切束缚,人性得到自由舒展,情感得以尽情抒发,个体生命价值也得到一种实现。艾芜把自然当作“爱人”、“亲人”一样地热爱,不仅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的思想,更有对实现人的生命完善之追求。

  与自然描写紧紧相随的。是作品浓郁的浪漫抒情特色。“流浪”既是一种人生体验,便蕴含着丰富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沉积在流浪作品中,形成了一种艺术倾向: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评论界曾对艾芜创作归属颇有异议。关于这一点,艾芜自己也做了许多解释。他说:“我以为有材料上的浪漫主义。有写法上的浪漫主义。前者是完全的浪漫主义,譬如蒲松龄的《聊斋志异》。而后者则注重揭示现实生活中可爱的一面,提高人们对生活的认识,使人热爱生活”。有人说我的作品是写社会生活中应该有的人和事。也就是写理想人物的浪漫主义,不是的,我是以现实生活为基础,选取生活中美好的东西来写的”,“只是尽量把真实的生活,写得更有诗意”。这是艾芜创作的出发点。也是他基本的艺术精神。在作品中,他把叙事、写人与抒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野性”的生活与作品基调,表现出一种既明朗清丽又奇特峻烈的艺术风格与阳刚之气。他的《南行记》是抒情性的,是一部饱含感情的“流浪者手记”。在这一点上,他深受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影响,也可以说得益于鲁迅所开创的现代抒情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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