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艾芜《南行记》中的自我形象

　　程艳

　　艾芜是以一种清新、刚健的自叙传色彩开始其小说创作的。其处女作《南行记》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存在一个克服苦难、砥砺自我、直面人生、苦志劳形的主体形象，带有浓郁的自叙传色彩。”在这部集子中，“我”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形象。虽然这个“我”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但艾芜富有传奇色彩的南行经历无疑是小说的主要素材和情感基础。“我”在中国现代文坛上是独一无二的，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艾芜出生在四川一个乡村知识分子的家庭，从小就养成了读小说的习惯。还在乡村初级小学读书时，就已经熟读《七侠五义》、《三国演义》等古典小说；到了高级小学，大量阅读“五四”运动的新刊物，如《新青年》、《新潮》等，并且对新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学做新诗。进入省立师范学校以后。从图书馆借阅了林纾用古文翻译的欧美小说，这些都为他日后进行文学创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师范学校读了四年书之后，为了逃避封建包办婚姻和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艾芜远走他乡，开始了他人生中一段艰辛而又充满传奇色彩的旅程，《南行记》便是艾芜根据自己的这段漂泊经历写成的。关于这部小说集中的自我形象，我们可以从“小我”和“大我”两个方面来理解。

　　“小我”自然与作者的身份、经历和性格相契合。纵观整部《南行记》，可以说每篇小说中的自我形象都有艾芜本人的某些经历。与商队、马队、小贩、轿夫结伴同行，如《森林中》、《山峡中》等；在昆明当红十字会所的杂役，如《左手行礼的兵士》；在滇缅交界的克钦山茅草地的山家店兼做扫马粪的店伙和家庭教师，如《在茅草地》、《山官》、《寸大哥》等。这些作品中的“我”是以一个流浪知识青年的形象出现的，有时是旁观者，有时又直接参与故事的进程。但不管是主角还是配角，我们都能强烈地感受到“我”最鲜明的性格特点就是坚韧、顽强，不愿受任何的羁绊和束缚。这些显然与作家本人相一致。艾芜是一个天性浪漫的人，因为他一生都有着无法释怀的漂泊情结。“漂泊”对于他来说不只是一种经历，更重要的是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或者说是一种宿命。然而，选择这种生活方式需要极大的勇气和顽强的意志，更何况艾芜选择的是远离尘嚣、远离都市繁华的蛮荒之地。1925年至1930年，他流浪于滇缅边境、新加坡一带，贫病交加中险些毙命。但艾芜从来没有退却，并且将自己颠沛流离的人生经历呈现给世人，为中国现代文坛贡献了一朵“奇葩”。

　　在《南行记》的30余篇小说中，最能体现艾芜本人性格气质的作品当属《人生哲学的一课》、《在茅草地》、《红艳艳的罂粟花》、《玛米》四篇。前两篇是《南行记》中自叙传色彩最为浓厚的小说，是作者自身经历和内心的真实写照，体现了作者性格中坚韧、顽强的一面。

　　成名作《人生哲学的一课》，描写知识青年“我”在秋天流浪到昆明走投无路的窘困生活。试看小说的开篇：“昆明这都市，罩着淡黄的斜阳，伏在峰峦围绕的平原里，仿佛发着寂寞的微笑。”这一句对昆明秋景的描绘，虽然着墨不多，但足以让人产生一种凄凉之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故事拉开了序幕。“从远山峰里下来的我”，在异乡的街道上踯躅。因为“我”昨夜已经用完了最后一文钱，必须去寻找谋生的方法。于是我先是卖草鞋，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换来十个铜板，勉强填饱肚子，又继续寻找事情做。没曾想，工作没找到，鞋子也被人偷去了。尽管如此，“我的心里没有悲哀，眼中也没有泪。只是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颗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因为“我”深深地体会到了处世就需要奋斗，有意义的人生要靠自己的双手去打拼。到了《在茅草地》，“我”又一次陷入了没钱吃饭的窘迫境地，自然就要去做工。在寻找工作的过程当中，免不了又是一番曲折。但读来并不觉得凄凉和低沉，因为“我”的心中时刻充满希望。“一个追求希望的人，尽管敏感着那希望很渺茫，然而，他心里总洋溢着满有生气的欢喜，虽也虑着成功还在不可知之列，但至少不会有绝望和灰心那样境地的圈然自伤。”即使是坐牢，也始终保持乐观的心态，把每次的散步当成一种愉快的享受(《我的爱人》)。试想，倘若没有足够坚强的意志，没有对生活的真挚热爱之情，一个人便无法面对这样一次又一次的人生绝境。这些小说中所描写的事情都是艾芜本人在漂泊途中所亲身经历过的，但他能够坦然而又顽强地承受这一切苦难。

　　《红艳艳的罂粟花》和《玛米》表现了“我”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态度，更多地体现了“我”追求自由的性格特征。《红艳艳的罂粟花》中，“我”偶然遇到了在市集上摆饮食摊子的母女三人，由于当地男子少，流行招上门女婿，所以老板娘有意让“我”留下来，况且她的大女儿小玉已经流露出对“我”的好感，但“我是吃过五四运动的奶的，时时感到时代的精神在呼唤着我：年青人哪，投身到伟大的浪潮里去奔腾飞跃吧！” 因此，尽管“我”有感于小玉的孤单、老板娘的善良，“我”的脚步却无法停止，最终离开了这个给“我”留下最深刻记忆的人家。同样地，玛米也暗暗地对“我”产生了感情，那是一个善良、纯洁而又有着许多不幸遭遇的傣族姑娘，虽然“我”对她抱有深深的同情，但“我”不爱她，更“不想老早就结婚，要象鸟子一样，飞得更高，飞得更远，不应该自己把一个石头吊在脚上。我离家出走的一个原因，正是由于丢弃了那个可能吊在我身上的东西。”从这里，我们依旧能看到艾芜的影子，“甚至可以看作作者的自传(张效民的《艾芜评传》就把它作为史实写了进去)。”我们前面说到，艾芜当年选择漂泊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逃避封建包办婚姻。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大写的、满怀激情与希望的知识分子形象，尽管当时的艾芜还是一个涉世未深的青年，但有自己的理想和人生追求，不愿过早地被儿女情长所牵绊。所以，面对着两个可爱而又善良的姑娘，“我”还是选择了继续前行。

　　以上是从“小我”这一层次来分析艾芜笔下的自我形象，而“大我”就是指这一形象所体现的社会内涵，需要联系作家所生活的时代来考察。3O年代的中国社会处于激变当中，社会矛盾加剧，阶级斗争风起云涌，底层的劳动人民更是遭受着多方面的迫害，生活极其艰难。一批有责任心的作家自觉地运用文学来直接表现社会生活，如沙汀、吴组缃、叶紫等人。艾芜也不例外，他用自己饱蘸同情和宽容的笔记录了西南边地底层人民的生存困境和顽强的求生意志。同样描写边地生活的，还有沈从文和蹇先艾，但他们是立足于自己的家乡——湘西和贵州，惟有艾芜选择了远离故乡的滇缅边地，是什么促使他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艾芜和当时的一部分知识青年一样，深受五四精神的影响，对自由和光明有着强烈的渴望，但在重重的束缚之下，这种愿望无法实现，而他又不甘于过一种碌碌无为的生活，于是走向了荒野，去探寻生命的意义。《南行记》正是从这样的心态出发，在抒写自我身心经历的过程中，对当时青年人追求光明、渴望自由的心理作了真实的记录。如此看来，他笔下的自我形象不能完全看成作者本人，而是凝聚着作者心血的艺术结晶。“我”心底的情感明显带有对黑暗社会的控诉、对劳动人民的同情和对新生活的期冀。

　　艾芜之所以选择流浪，就是因为他在旧有的制度下感到不自由。由此我们想到了一代浪漫主义大师郁达夫，他的自__叙传小说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不小的震撼。艾芜早年曾经趋慕于创造社的文学趣味，所以我们推测艾芜日后的创作或多或少受到了郁达夫的影响，当非虚妄。郁达夫的作品中也有一个贯穿始终的自我形象，与艾芜笔下的“我”一样，对旧社会不满，一心追求民主自由，但少了艾芜的坚强和乐观，多了几分自卑和抑郁，以孤独、文弱甚至有些落魄的“零余者”形象出现在人们面前。然而他们都体现了现代知识分子边缘化的特点。郁达夫和艾芜所处的时代恰逢中国社会处于新旧转型的时期，严酷的现实使得许多知识分子远离了时代和社会的中心，在边缘处求生存。与郁达夫不同的是，远离社会主潮、走向边地对于艾芜来说是一种主动的选择，他就是要在流浪中体验人生，积极地实现自我人生价值。在他看来，人的一生就应当像河水一样，“歌着，唱着，笑着，欢乐着，勇敢地走在这条坎坷不平充满荆棘的路上。”的确，人生如流水，水有顺流也有逆流，相应地，人生就有失望与希望，所以有意义的人生应当是主动寻求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不是随遇而安、得过且过。艾芜就用切实的行动实现着自己的人生理想，他选择了未被现代文明所浸染的西南边陲，看到了原生态的生命景象，看到了原始生命的活力。人们常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而真正能够做到这两点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但艾芜做到了，他的经历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者。独特的经历、对生活的热爱使得他为中国文坛、为一代又一代的读者贡献了永远说不尽的《南行记》。

　　纵观《南行记》中的自我形象，无论是徘徊在异乡街道的流浪者，还是在红十字会所做杂役的青年，抑或是扫马粪的店伙计，都以其顽强的求生意志和宽广的同情心震撼着人们的心灵。艾芜赋予他作品中自我形象以一定的社会意义，增强了作品的社会批判意识，揭露了那个黑暗的社会给千千万万的劳动者所带来的苦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