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艾青

　　最初读到艾青的诗，是在左联主办的丁玲主编的杂志“北斗”上，用的是莪伽这个笔名。第一次见到用艾青署名的是发表在一个叫“出版消息”的小刊物上的。那个刊物类似今天的“读书类”，也是左翼作家办的，发表诗好像只这一次，印象较深。他的“大堰河————我的保姆”，却是在一种叫做“汉文正楷活页文选”上读到的，上世纪30年代初期，活页文选风行一时，很多书店都出活页文选，很多学校用作补充教材，那时还没有楷体铅字，最初制造楷体铅字的记得是个陕西人，王独清的同乡，为了推广楷体铅字，请王独清编活页文选，王独清自然知道什么样的诗才是好诗，选了艾青的这首诗，当时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艾青呢。或许他们在艾青留学法国时有过接触，但后来王很少被人提起。郭沫若的自传体长篇“创造十年”里给他取的浑名是“王独昏”，也是郭老才有的大手笔。这事我从未问过艾青，觉得不必要问。

　　1936年，诗集“大堰河”自费出版。当时的大书店如开明书店，文化生活出版社，生活书店连续出版臧克家的好几本诗集，声毕日盛，是臧一生中最风光也很短促的上升时期。比较起来，艾青倒反默默无闻。

　　胡风发表在“文学”杂志(那可是一个唯一的权威性杂志)上的“吹芦笛的诗人”，用现在的话说，可真是“杀出了一匹黑马”。我记得，这篇有历史意义的诗评，是当作“新书报导”之类的可有可无的点缀放在很不显眼的地位。然而胡风的眼力毕竟不凡，“大堰河”只收不多的几首诗，被胡风誉为“诗的异采”的这不多几首诗一下子把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潮流连接鲁迅的“野草”推上一个新的阶段。“人们不惯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呀”，一种勇往直前的先锋气概。但胡风认为艾青受李金发影响，却是不够准确，至少是不够全面的。“芦笛”这首诗是纪念已故诗人阿波里内尔的。诗的开头写道“我从你采色的欧罗巴，／带回了一支芦笛”，艾青主要是受法国现代主义诗歌影响，阿波里内尔被尊为超现实主义流派的开山祖。“我耽爱着你的欧罗巴啊，／波特莱尔和兰布的欧罗巴，”这两位诗人都是现代主义的先行者。当然艾青不是照搬法国现代主义，更不会照模照样抄袭，他的现代主义是中国的现代主义，这应该是艾青对中国新诗发展的最大贡献。

　　抗日战争打响以后，艾青立即进入创作生涯最辉煌的高峰期。以艾青的成就为标志的这一时期，也是中国新诗令人难忘的高峰期。似乎新诗从来没有像“北方”，“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产生那么大的影响，让无数读者为之惊喜而奔走相告。在北方战地生活一个时期后，艾青来到广西桂林，经诗友钟鼎文(番草，上世纪30年代重要的现代主义诗人，钟已从政，在安徽省政府任职，省长是桂系的李品仙)，把艾青介绍到广西省政府机关报“广西日报”编副刊，桂系军阀最善于政治投机，抗战开始后更是标榜“开明”，桂林文化环境比较宽松，艾青编的《南方》，是纯文学副刊，发表的作品质量都比较高。同时还是画家的艾青(初版“大堰河”收有他的现代主义美术作品)，版面仅用极少几条黑线，处理得醒目，大方。“北方”是在这个时期自费印的，也只收七、八首诗，64开本，半个印张，封面没有用图案，只在靠上方约四分之一处印红、黑两条线，加上书名和作者。记忆中，自从有新诗以来，还没有那一本诗集引起这样大的轰动，手抄本以外，我看到的油印本，翻印本就有好几种(翻印不是今天的“盗版”，不为赢利，只是爱好)，抗日战争期间，新诗特别繁荣，爱诗的年青人都为艾青倾倒。徐志摩的读者主要是上层知识份子，戴望舒的读者主要是“缪斯的选民”，还没有像艾青这样拥有如此众多的崇拜者。

　　艾青也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他不是那种靠早期的几首诗一辈子吃老本的庸才，1938年以后那几年，连续推出的“向太阳”，“吹号者”，“他死在第二次”，“黎明的通知”，“旷野”，“火把”等长诗和不少短诗，简直叫人应接不暇，用语录体写的“诗论”，更是让人耳目一新。五四以后，还没有这样全面、系统的、机智而富于激情的诗论。

　　特别重要的是那一篇“诗的散文美”，和不久后发表的徐迟的“抒情的放逐同样”，可以说就是中国现代主义新诗的宣言或纲领，承不承认诗的散文美，是不是还在留恋韵律语言，是不是还在留恋浪漫主义的抒情至上，应该是分别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的明确界线。

　　这时候艾青的个人感情生活有一次变故，和他的第一任妻子离异了，似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的结合是父母之命、媒约之言造成的。不久前，有人写文章说那时艾青和某一位女记者有过一段罗曼史，据我所知，并没有这回事。还有人以为，诗人是情场失意，才转而与第二任妻子结合，也只是猜测，他们是热烈相爱的。1941年秋，我编“半月新诗”，王晨牧兄在衡阳编“大刚报”副刊，告诉我艾青有一首“水车”交给他发表，署名用的是“韦婴”。晨牧把这首诗给我，让我在“半月新诗”上再发表一次，恢复艾青署名。顺便说一说，艾青的前两任夫人，我都见过，我觉得都很好，我尊敬她们。

　　艾青和画家阳太阳一起到湖南新宁湘南师范教一阵书，在那里写了后来收在诗集“旷野”里的一批好诗，属于早期作品中的优秀之作，正是他创作力最旺盛时期，随后，他到了重庆，在那里写下“火把”。不久就到延安去了。

　　我是1941年6月间到桂林的，在桂林，常能看到延安的出版物。知道艾青办了个诗刊，四开报形式，上面有他写的以法国被纳粹占领为题材的长诗“毁灭”的一部分，还有立方、公木等人的诗，一首胡乔木写的诗是歌颂毛泽东的，毛泽东住的窑洞彻夜亮着灯光，最后一句好像是“毛泽东工作着直到天明”，可是没有好久，就因那篇引用“生不愿当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的短文受批评。接着，“讲话”以后延安文艺气氛一变，包括周扬、丁玲在内的文艺界人士都下乡采风，向民间文艺学习，艾青被陕北民间剪纸吸引，写了这方面的文字，抗战胜利后还在上海晨光书店(良友图书公司后身)出版和汇丰合编的“西北剪纸集”。1949年在北京，谈起这事，还对我说“(这些剪纸)毕加索看到了一定喜欢。”

　　新诗向民歌学习的旋风刮起来了，艾青的诗风也不能不来个急转弯，写了长诗“吴满有”，虽然不像“王贵和李香香”那样是严格的民歌体，但句式整齐，基本上用口语，也真难为他了，“解放日报”以整版篇幅刊出。1946年(？)香港海洋书店还收入“北方文丛”，出了单行本。胡宗南攻进延安后，吴满有被俘，在南京的蒋政权电台作了反共广播，有人说还被带到台湾，也有人说后来被释放回陕北，为乡里所不齿。这首长诗，也只好报废了。在艾青的创作历史上这只是个例外。不过，那以后他似乎写得并不多，1942年以后写的“雪里钻”，只能说是失败之作。1949年北京出版的“人民文艺丛书”，集解放区作品之大成，竟没有艾青的专集，只在一本多人合集里收进他的“援助这个大山沟吧”一首。

　　1949年6月我到了那时还叫北平的北京，和陈迩冬同住在西河沿永安饭店，迩冬比我先到一个多月，是他带我去见艾青的。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他住在后来作为中华全国文艺界联合会会址的东总布胡同一座大公馆里，很富丽堂皇的一座豪宅，据说以前蒋政权大员宋子文之流来北平，就住在那里。艾青、丁玲、沙可夫都住楼上，每人一间房。艾青很魁梧，脸盘特大，标志着年龄不小，韦 婴夫人给我的印象是很娴静，一个三岁左右的女孩偎依在身旁。这以后，艾青连续告诉我一些他这些年的经历。

　　他说，他到延安，很受重视，党中央派吴玉章和他谈话。后来的一些事他没有谈，我也不便问他。有一次，我和他读到康生对一个访问者说“西厢记”的“第四本第三折”长亭饯别的《柳绿长玉骢难系》不通，秋天那里还有柳丝，可是资产阶级学者从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我想，秋天柳叶是开始落了，但柳枝还在，说柳丝应该还是可以的，何况“阳光折柳”不是僻典，已是常用词，且后文还有“见了些夕阳古道，衰柳长堤”，此公真善于深文周纳，不避穿凿以搞运动的方式谈学术似乎不妥。但艾青反应却是：康生是个学者呢，党还有许多优秀人物，一般人今天还不知道。那么，整风、抢救运动中，艾青大概是完全置身事外的了。还有一次，谈到毕加索(毕加索是他很喜欢谈的)。我说，毕加索画那样的画，却又加入法共？艾青的反应很迅速：“那是因法共没有搞整风。”我真是不明白，一个现代诗人，怎么会这样不谙世事。

　　身在文化古都，艾青真是如鱼得水。他那不大的房间里，到处是美术品，都说他家是个小博物馆。一次，他买到一幅古画，看样子像是明代的，画的是野外小店，有旅客模样的人在用餐，门外还有个推车汉子刚把车停下来，要进来歇息。艾青说：画劳动人民的，很难得。但落款却是“洪绶”，把握不准，说要请李可染鉴定。陈老莲画人物，讲究气格高古，这落款明显是假的，后来李可染看了，也说画还可以，但款是假的，进城之初，他的职务是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军代表，徐悲鸿、齐白石都送画给他，当然不是假画，齐白石还刻了个名章，让他代为送给毛泽东。

　　第一次文化会后，全国文联和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两年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相继成立，创刊了“人民文学”杂志，茅盾任主编，艾青是副主编，我跟他说：有了这个杂志，你很可以把新诗推进一步了。他只是笑一笑。后来我逐渐明白，完全不像他编“南方”那个时候了，是有一整套班子的，他几乎连稿件也不用看，和茅盾一样，顶多出点主意而已，倒落得清闲。

　　我在一家报社工作，编副刊，一般下午四时前可以下班，住处在西长安街，和东总布胡同成一直线。北京的秋天真是秋高气爽，有一段时间，五点钟左右总会接到艾青的电话，没好久他就坐三轮车来了(那时候没有“的士”)，于是一起到老北京饭店对面(现在公安部所在)逛东单小市，那可是很不小的市场，卖唱片的，卖旧书的，卖文玩的，以及卖衣料，卖衣箱，卖估衣，卖小吃的，形成一条条小街。艾青对文玩小摊最感兴趣，看到精美的花瓶、茶具、咖啡具、小相框什么的，他会停下来，久久舍不得离开，连声说“舒服，舒服”。这对我很有启发，艺术作品不论什么形式，什么内容，都必须让人一看到就感到舒服，乐意看下去，那怕那所要表现的内容不一定会叫你舒服的，也得先用看到就舒服来吸引你。

　　有时，陈迩冬、常任侠也来一起逛小市。常任侠抗战胜利后就应徐悲鸿之邀在北平艺专执教，认得一些北平的收藏家，鉴赏家。一次，他带艾青和我到平门内他认识的一位大玩家那里看画，那人大概是个世家子弟吧，曾娶唱崩崩戏(译剧)的女演员为妾。他家有好几间空房子，有一间房子里放着一口足有五尺长三尺多高的大木箱，打开一看，全是大幅“中堂”画，什么荆浩范宽，文征明，王石谷……都有，不过，他说“全是假的”，这使艾青大为感慨：“北京真是个封建文化的海洋呵”，看来，他可真是又爱又怕。

　　你要他为我编的文学副刊写稿，他给写了一篇“文学与政治”，用现在的话来说，那可真是一篇比左还左，比教条还教条的，最最正统的文论。我不敢想，是谁给他出的问卷，这答卷是要交给谁看的？当年写“诗论”的艾青哪里去了？不过，也难怪，那时就这么个风气，以直言不讳著称的杨晦，给副刊写的就是“斯大林与文艺”，大家都这样，很正常似的。

　　在北京住了将近一年，书越买越多，唱片越买越多，再住下去，会成为一个不大不小的玩家。北京这地方，有买不尽的书和唱片，还有听不厌的京戏，没到30岁呢，还想写诗，再住下去不好。正巧湖南大学要我来教课，我就来了。50年代初，还没有调动工作那套手续，还没有个人档案，报社同意就可以了。

　　到长沙才半年，碰上艾青和萧殷一起跟萧三一道到南方作保卫世界和平巡回演讲，来到长沙。湖大文教学院在菲菜圣经学院(现在是省人民政府，老房子全折掉了)，我们请他来作一次学术报告，印象较深的是他对徐志摩有较尖锐的批判，以徐的“别拧我，痛！”为例，说徐是个色情诗人。在北京的一个座谈会上，也听他这样说过。这我不完全同意，因为徐还有不少好诗。徐虽然属于“高等华人”，但并不反动，杨杏佛和他是好朋友。

　　还有一件印象较深的小事，他的湖南师范的学生周应节和魏承来看他，艾青只跟他们说两句话：“我要做报告了，你们想听什么？”让他们很失望，让我很纳闷，多年不见，师生之间竟没有一点旧情可叙，周、魏两位，还都是写诗的呢，应该是他在湘南播下的种子。

　　这以后有30多年没有见到他，风云变幻，前10年他好像仍然过得顺遂，好像去浙江舟山体验生活过，还去过智利，在聂鲁达那里做客。老实说，这时期他写的“黑鳗”，“在智利的海岬上”，作为他的老读者，我都感到失望，还有一首“双尖山”，好像是回到家乡金华写的，可能是想写成“大堰河”的姊妹篇的吧，比起来却差得太远了。不知为什么诗里还插进两句七言古诗，我相信早年他绝不会这样做的。而他又闹了一次婚变，和韦婴离婚了。

　　反胡风时，他和田间都没有被波及，可能是受到保护吧。他们两个好像也并不积极，没有看到他们写的长篇大论的声讨。反右时，我已过了一劫，他却在劫难逃。听说是得到王震将军的关顾，发配到新疆去了。骆之告诉我，在新疆，艾青是受优待的，好像还是“师级”待遇，总之不像一般右派那样吃尽苦头。

　　好容易盼到“四人帮”垮台，艾青复出了。复出后的第一首(或最重要的一首)诗应该是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光的赞歌”，很遗憾，或许是期望过高吧，多少有些使我失望，写得长了些，散了些，几乎是按一定的操作程序推衍铺排起来的，有那么一些可以省略的空话、套话。读这样的诗，还不如唱一唱那首“祝酒歌”(“美酒飘香歌声飞……”)来得畅快，他连续多次出国，去过欧洲，日本等地，也写了不少诗，但同样叫人感到遗憾，那些诗都较为单调，都好像是不加思索随手写下的，以他的素养，感受力还是敏锐的，但往往停留在表层上，没有深入。如果说这就是“艾青体”，也只能是“晚年的艾青体”，和早年的他，已经判若两人了。

　　1983年春天在北京，和艾青一起参加一个会议，和上一次相隔这么多年。他的健康状况已大不如前，有一条腿行动不便。休息的时候总是由我扶他到会场外走一走，然后再送他回座位上去。有一天整天休会，徐迟约我一起去艾青家。他在史家胡同的房子文革中被人占了，火车站旁丰收胡同的这个小四合院是作家协会给他找到的，据说还花了10万元修缮。北屋两间，一边是艾青卧房，一边是他的第三任妻子高瑛卧房。艾青特别给我介绍：“这边是先生的，那边是太太的。”高瑛在一旁说：“艾青你说什么呀”。艾青让我参观他的卧房，从一个精致的书柜里取出一本他的诗的英译本，相当厚，高瑛说，“他就喜欢拿给人看。”南屋一间较大，客厅和起居室，一间较大，放着一只沙发，桌上放音响设备。艾青说，他整天就躺在沙发上听音乐，我问他对新诗现状有什么看法，他说他已经不看书也不看报了。最使我吃惊的是，我问他近来写些什么，他的回答居然是“不写了，我已经写尽了。”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有感受，何况是我心目中的大诗人艾青，怎么会“写尽了”呢！

　　北岛告诉我，艾青才从新疆回来时，北京的青年诗人们热情欢迎他，尽可能在生活上关心他，送了不少粮票给他，那时候没有粮票是吃不到饭的。可是，不久后艾青开始强烈表现对青年人诗歌作品的不满，和青年人疏远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以后我去过几次北京，都没有去看他，听说他搬到东四十条，很想去，但忙着一些事务，没有去成，直到他离开人世。（彭燕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