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国产电视剧的“民族性建构”

　　国产电视剧的“民族性建构”是从民族电影推演而来的说法。虽然这一在电影领域已然展开火热讨论的话题，在电 视剧领域尚未出现明确的思考，但无论是从中国电视剧自身的创作走向，还是从观众、学界和决策层的期待视野来看，关注国产电视剧“民族性建构”已是大势所 趋。《木府风云》、《长白山下我的家》、《温州一家人》、《全家福》等剧的播出，都在艺术实践上不断验证着这一点。

　　如果说还没有充分的学理 准备去直接界定国产电视剧“民族性建构”的本质是什么，我们可以先从具体表现内容出发说明一下它不是什么，以期望把边界越划越清、把内涵越讲越明。首先，

　　不能将之直接等同于反映中国少数民族生活的电视剧。这里将“民族”指向“中华民族”，意在以更加宽广高远的内涵，呼唤电视剧艺术更加明晰深邃的文化自觉。 《木府风云》确实讲述了发生在丽江纳西族的统治中心木王府的故事，三代土司的权力更迭与爱恨情仇赚足了观众的眼球和眼泪。但是，它本质上是以少数民族的风情和地域特色为载体，传达一种“中国精神”，即忠诚于国家，忠贞于爱情，勇于追求理想，勇于化解仇恨，聚焦于中华民族精神内核的艺术表达。

　　其 次，不能将之等同于反映中华民族苦难生活的电视剧。《长征》这一革命史诗经典也好，《恰同学少年》这一革命青春励志剧也好，作为重大题材电视剧所呈现的不

　　同艺术样态，并不是简单地止于曾经的苦难历程，而是从过往岁月的艰辛探索中开掘着令人奋发向上的人生格局。反之，那些单向度地或沉溺于琐碎个人命运的“悲

　　情戏”，或迷恋于夸张虚幻情感的“调情戏”，以及今年蜂拥而上的充满宫斗、谍战元素的“婆婆戏”，将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完全等同或完全脱离，却在警示电视

　　剧应该好好考虑如何艺术地阐释人生中的悲欢离合。譬如，在中国向来广受欢迎的家庭伦理剧，完全可以在幸福气息弥漫之处揭示生活、点亮人生。《金婚》在历经

　　50年风风雨雨之后对于温情与和谐的婚姻回归，与《渴望》遥相呼应着继续告诉我们：苦难也罢，幸福也好，中国电视剧真正触动人心的所在，就是中国人对真善 美的执著追寻。

　　再次，不能将之等同于反映中国人古代生活的电视剧。从历史溢出到现实，一直就是电视剧艺术“讲述中国故事”的常见方式，《木 府风云》和《乔家大院》在这个意义上都可以划入历史剧。同时，也要看到《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闯关东》等电视剧作品，在讲述中国当代日常生活或者现

　　代重大变迁时，也始终应和着民族命运的时代节拍。至今还令人遐想的1990年《渴望》火爆中国，就是因为当代知识女性刘慧芳被塑造成一个隐忍善良、一心为

　　他人着想的中国传统妇女形象，打动了男女老少各阶层的心。如果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来看，其人物塑造的优劣还需要审慎评判，但这部诞生在新时期的电视剧确实凭

　　着对中国传统精神内涵的弘扬，征服了观众、媒体和学者。联想起汤一介先生主持编撰的九卷本《中国儒学史》，这看似与国产电视剧相距遥远，却凭借着各自独有 的方式都介入了民族精神的传承。在这样的层面上，“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对于电视剧而言，就具有了引领其艺术创作的当下意义。由此可见，“民族性建 构”理应在于以艺术的方式反映并推动中华民族精神形态的当代建构。

　　在多元文化的世界格局中，文化在艺术创作中的复合性呈现无法避免，但主导 的艺术力量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是艺术作品真正的创造者，谁就能够将自身的文化全方位渗透到艺术表达的各个环节。这样的主导和渗透，都需要艺术工作者具有

　　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一个人的文化认同与身份认同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一种历时性建构和生长的文化归属感。宗白华先生在1946年的提问，“中国

　　文化的美丽精神往哪里去？”在艺术创造中发挥力量的政治、商业、文化、艺术等多维度的价值诉求，只有在以中华民族的民族共同体为旨归和中心时，才能为电视

　　剧创造出新的时代意象、新的文化符号，才能赋予电视剧艺术一种中国气派、中国品格；也只有这样，才能赋予电视剧艺术对于中华文化的建设性的思维品格，真正 繁荣荧屏、凝聚人心，真正拥有代表中国“走出去”的条件和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