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面向儿童的思想文化视野

　　真正优秀的教育实践者，必定同时是一个对儿童及其文化怀有敏锐、深刻的见解之人。 做一个洞悉儿童文化的教育者

童年的事情，是一桩与整个人类文明相关的事情。朱晓兰 绘

　　自2007年以来，我主编的“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由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逐年陆续出版，引起了儿童文化理论界和教育界许多同行的兴趣和关注。我以为，建立当代儿童教育者面向儿童的思想文化视野，对于今天从事儿童教育工作的人来说，应该是十分必要和有益的。

　　20世纪后期以来，当代儿童的生存状况及特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传媒学者和文化批评家尼尔·波兹曼出版了著名的《童年的消逝》一书。作者提出，在一个电子和娱乐文化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由于儿童与成人共同沉浸在以视觉消费为主的娱乐文化中，当代儿童所接受的文化训练也越来越趋于娱乐化，从而导致今天的儿童已经不像“儿童”。他就此提出了“儿童的成人化”和“成人的儿童化”问题。

　　波兹曼所说的这些现象，也正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蔓延。如果说时隔30年，我们越来越看到了波兹曼上述论断中过于保守的成分，那么对于他所提出的当代童年的生存危机问题，我们也还没有能够发现一个确定的答案。今天的孩子究竟怎么了？今天的童年正在走向何处？是童年出了问题，还是我们对童年及其文化的判断出了问题，抑或两者兼而有之？站在全部人类文明的立场上来看，当代教育应该向当代童年期待些什么，又能够为此做些什么？严格说来，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当代儿童教育者无法绕过的。

　　诚如波兹曼所说，“儿童是我们发送给一个我们所看不见的时代的活生生的信息”，这意味着，童年的事情，是一桩与整个人类文明相关的事情，童年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映射出了文明自身的问题。毫无疑问，从这一精神基点出发的对于童年文化的历史、内涵、意义及其当代变革的深刻理解，将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和从事当代儿童教育工作，提供更加深刻、宽广的思想和文化视野。

　　现代儿童文化研究的兴起

　　儿童与儿童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思想和研究领域，在人类文化与学术史上留下过一段久远的历史和记忆。在中国，从老子、庄子到王阳明、李贽，历代哲人围绕着“婴儿”、“童子”、“童心”等等所留下的思想和观点，在西方，从夸美纽斯、洛克、卢梭到荷尔德林、霍尔、杜威、蒙台梭利、皮亚杰等等，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人们，都曾经以各自的思想和表达方式，留下了一连串对当时以及后来的儿童与儿童文化领域产生过重要乃至巨大影响的思想成果或著作。

　　当然，儿童与儿童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的历史，其自觉的学术和历史建构，则要晚了许多。在西方，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以斯坦利·霍尔为首的一批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在美国发起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儿童研究运动。进入20世纪后，儿童与儿童文化研究的学术制度建设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更为系统全面的推进。许多儿童与儿童文化研究机构、组织、刊物的成立和创办，改变了当代儿童与儿童文化研究的整体学科面貌，也大大丰富提升了国际儿童与儿童文化研究的学术水平。

　　在中国，早在“五四”前后，与儿童研究相关的西方教育学、心理学、人类学、儿童学成果开始陆续传入，并直接影响、参与了中国现代儿童和儿童文化研究相关领域的学术建设和展开。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朱元善编的《儿童研究》(教育丛书第2集第4编)一书。1921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凌冰编著的《儿童学概论》(世界丛书之一)，这已经是一部颇为系统的儿童学理论著作了。1925年，陈鹤琴以自己的孩子为对象，进行了808天的跟踪观察、实验，研究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总结了教育孩子的101条原则，出版《儿童心理之研究》和《家庭教育》两部著作，开了我国现代本土化的儿童心理研究之先河。经过将近一个世纪的学术跋涉，今天，中国的儿童与儿童文化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思考童年命运是教育者的使命

　　尽管在儿童教育实践中，向孩子传授生活中的知识名目和闻见道理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目的，但任何真正的教育，都不会仅仅以此为终点，它所实践的始终是教育的最初也是最根本的意义，也就是“人”的塑造，是对于“人”这一特殊存在的关怀。

　　儿童教育者能否做到这一点，决定了教育实践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而这又与教育者对于儿童及其文化、教育的认识程度有关。真正优秀的教育实践者，必定同时是一个对儿童及其文化怀有敏锐、深刻的见解之人。同时，这些见解不是通过各种儿童教育理论、方法的机械学习就能获取的，也不是现代学校教育体制下儿童教育实践的普通经验可以达到的，而是我们的思想真正深入人性和人类生活、尤其是儿童文化及其生活的历史与现实的一个结果，它使我们认识到教育首先不是一种制度或程序，而是一种以“人”的完善为目的的生活方式。这样的见解者对现代教育的现实往往怀有激烈的批判精神，但同时也对改善现实的行动怀有坚定的信心。

　　近几十年来，不论在中国还是西方，伴随着整体社会环境与儿童生存环境的巨大变迁，现代童年观的许多方面已经不能诠释今天的许多童年问题。它至少提醒我们，童年的生活、童年文化无时不在变化，教育者也需要时常检查自己的童年观是否脱离了不断丰富的童年现实。同时，当代儿童教育者所要面对的，不仅仅是对童年生存现状的贴近认识和理解，还要向人们提供有关当代童年命运的思考。一个真正的儿童教育者，在童年观的问题上，不但要善于观察和把握童年的当下现实，而且要深入这一现实的内部，去琢磨它的内涵，思考它的意义，同时也发现它的问题。我们在编撰《2012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的过程中，大量接触到了如浙江温岭幼儿教师虐童事件等令人痛心的事实，这说明，做一个洞悉儿童文化的教育者，培养一种富有当代意识的教育情怀，对于我们时代的教育来说，仍然是一件多么紧要的事情。

　　我盼望，“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的编撰和出版，也能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一份思想资源和理论参考。

　　(方卫平，浙江师范大学教授，著有《方卫平儿童文学理论文集》四卷等。)

　　对话

　　为当代儿童文化研究建立档案

　　读书周刊：请您谈谈编撰“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度报告”)的背景。

　　方卫平：当代儿童及其文化生存、发展环境，都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代国际儿童与儿童文化研究领域也已经有了丰富的拓展和提升。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儿童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国儿童成长所呈现的历史特质和文化容量都向当代儿童文化理论研究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挑战。近年来，来自不同专业、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儿童和儿童文化生存、发展现实进行了深入、广泛的研究和探索，积累了也许是近代以来中国儿童文化研究领域最为丰富的学术成果。这些拓展和推进，引发了我们对中国当代儿童与儿童文化研究现状更多的关怀与思考。

　　2005年初夏，浙江师范大学发文成立了儿童文化研究院。作为一家以推进中国儿童文化研究事业为己任的学术机构，我们希望以自己的专业热情和逐渐积累起来的专业眼光和素养，借助“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这一学术平台，逐年收集、整理、呈现年度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并与校内外儿童文化研究专家携手合作，以前沿观察和学术评析的方式，向当代儿童文化研究界乃至整个学术界报告我们的思考和分析。我们希望以此来积累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共同推进、提升相关学科的整体建设及其学术水平。

　　读书周刊：编撰“年度报告”基于什么样的设想？

　　方卫平：儿童文化研究涉及许多领域，具有很大的学科跨度。“年度报告”编撰的基本设想，一是关注年度儿童文化研究中的重大理论问题研究；二是关注与当代儿童生活密切相关的新政策、新思潮、新问题的研究；三是重视多学科研究成果的整合和整体呈现；四是力求表达选编者和有关专家、研究者的立场和思考。为了实现上述设想，年度报告分为文件报告、学术前沿、热点聚焦、年度中国儿童文化研究论文索引等若干板块。其中，“学术前沿”板块，从诸如儿童文化理论研究、儿童政策研究、儿童社会学研究、儿童教育学研究等方面梳理各年度内儿童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成果。“热点聚焦”板块则根据每个年度现实儿童生活的实际，聚焦于例如留守与流动儿童、儿童灾后心理危机干预、媒介与儿童发展等年度热点话题，跟踪当下儿童生存现状。

　　读书周刊：“年度报告”的原创性体现在哪里？

　　方卫平：我们在每个研究领域、每个热点话题，都安排了一篇由相关领域专家执笔撰写的述评文章，这也是年度报告最具原创性的部分。从2007年开始，我们就组织院内外、校内外的专家学者参与这项工作，希望通过高质量的年度述评文章，呈现儿童文化研究各领域的学术面貌，分析年度儿童文化研究各领域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研究趋势预测，给出相应的研究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我们还逐年聘请了浙江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高校的有关专家学者撰写相关领域的年度述评文章。这些专家学者专业素养和智慧的融入，不仅加强了我们研究院与国内同行的专业联系，同时也保证了“年度报告”的整体编撰质量和学术水平。

　　读书周刊：作为主编，您希望“年度报告”在儿童文化研究中起到哪些作用？

　　方卫平：我在《2007中国儿童文化研究年度报告》的“前言”里写过这样一段话：这是一部旨在为中国儿童文化研究领域逐年留下思想印痕和学术成果、具有文化积累性质的大型资料集、可供检索的专业工具书，同时也可视为是一部力求表明选编者理论观察、批评立场和思考、建设性意见的年度学术报告和蓝皮书。我们期望以专业的精神和持续的努力，为中国儿童文化研究留下一份具有历史价值的文献索引和学术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