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闻一：难忘那株核桃树

　　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内有一大株核桃树，因势造型，一大丛繁枝密叶整体匍匐在地，像一只远飞的大雁，途中临时落下在这里休憩；单立着一只伶仃的长腿，仄着一只翅膀，昂首向天，好像要随时准备重上蓝天，朝既定目标飞翔、飞去。

　　那个晚上，有人请来了也在这里休假的著名作家邓友梅同我们促膝谈心。邓友梅原籍山东平原，一九三一年生于天津。一九四二年参加八路军做交通员。因年龄太小，次年被精简回了地方。后来很不幸地被日本人掳去做童工、苦工，饱受磨难。一九四四年，好容易脱离苦海的他返回祖国，重新参加八路军。在党的培养下，也因为他有这方面的资质天赋，最终成了一个名作家。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还是一个文学少年，偶然间读到他的一篇小说《在悬崖上》，印象很深。他对恋爱中男女主人公复杂的内心世界挖掘很深，人物刻画细致入微。当时，不仅是小说，所有文学艺术都从属于政治，服从服务于政治，是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这篇小说轰动一时，显示了邓友梅文学上的才华，奠定了他在文学上的地位，同时也埋下了祸根。

　　如水的月光下，年过八旬的邓友梅，不高不矮的个子，人比黄花瘦却很精神，给人一种仙风道骨感。

　　他笑言，你们到北戴河创作之家是来度假的，我是来混饭吃的。他有两个女儿，一个是学者，在美国；一个是我国驻韩国济州岛领事馆的外交官。最近他太太到美国看望女儿去了，家中没有人做饭。

　　时光上溯到上个世纪一九五七年。他说，当时，“天才少年作家”，也是“荷花淀派”代表人物的刘绍棠被打成右派时，才二十一岁。他筛边打网批判刘绍棠下乡接受劳动改造，却蒸馒头带在身上，拒绝改造！不少人给他鼓掌，主持会议的人却将手一挥：不要给邓友梅鼓掌，邓友梅也已经打成了右派。他就这样被打成了右派，过后被弄到东北长期劳动改造。

　　七十年代中期，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平反归口回到北京的他，离了婚，孑然一身，生活惨然。坚冰刚刚打破，政治空气仍然寒冷，很多朋友都不敢同他这个“揭帽右派”沾边，而这时，在上海作协任职的著名作家茹志鹃到北京开会，看望他来了。茹志鹃长他六岁。早年，他们是一个部队文工团的战友。茹志鹃就像大姐姐照顾小弟弟似的照顾他。有时夜间行军，茹志鹃让疲倦得睁不开眼睛的他拉着马尾巴走，她在他旁边照顾他，提醒他。

　　他很局促地对茹志鹃说：“要不，我给你做顿饭吃吧！”茹志鹃欣然接受。其实，他哪里会做饭？那顿饭，还是茹志鹃手把手教他的。之间，茹志鹃看了一些他在漫长的“劳改”期间零零星星写下的一些片段和思想闪光。她挑出一篇对他说，这篇还行。不过，你得改一改。他说，我多年没有写作，手生得不行。言外之意是请茹志鹃帮他修改。

　　茹志鹃说，你得自己动手，这对你是个最好的锻炼和推动。

　　他担心小说发表后会给她惹麻烦？！

　　茹志鹃说，小说发表后，如果有关方面追究，我就推说这篇小说是从自由来稿中发现、发表的。大不了，做个检查。其实，茹志鹃为他冒了多大风险，担了多大担子啊！

　　因茹志鹃推荐，这篇最先在《上海文艺》发表的小说《我们的军长》，得了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有了这篇破冰之作，以后他的写作一发而不可止。

　　愉快的交流不觉时间流逝。夜已经深了，我们很想留他多谈一会，他说，我得回去吃药、休息了。不然，一会儿我的太太和两个女儿从国外打长途电话来查问，发现我不守“规矩”，以后我就连今晚上这样的自由也没有了。

　　银色的月光下，清凉的夜风中，邓老站起来，很风趣地对我们抱拳一揖，飘然而去。夜风中婆娑起舞的核桃树，有一种依依惜别之情，也有一种微醉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