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化叙事与纯文学写作——2012年度军事题材长篇小说综评

　　新世纪以后，与新经济同步崛起的类型化文学与市场达成了空前的融合，纯文学作家与大众文化作家在市场中分割着属于自己的生存空间，并进行着两个经济世界的对话。而军旅作家群体的创作因为杂糅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属性、商业意识形态的新质和现实主义文学的传统，从而呈现出类型化叙事与纯文学写作相互交织缠绕的含混而暧昧的面影。

　　翻阅2012年度的军旅长篇小说：如周大新的《安魂》，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王甜的《同袍》，王筠的《长津湖》，赵江的《王牌班》，麦家的《刀尖》，张品成的《红药》，刘春光的《那时霜叶正红》《成都老鬼》，梅国云、杨文森的《国防线》，刘猛的《利刃出鞘》，李忠效的《从海底出击》，宋树根的《深蓝》，徐锁荣的《海神》，潘宝玉的《护卫艇之歌》，刘克中的《蓝狐突击》，韩光的《根》，阮德胜的《大富水》，周林的《给我一个连》等作品，可以看出，类型化的文本数量虽多，真正值得言说的重量级作品却寥寥无几。事实上，类型化写作并不直接与简单、粗糙、雷同画等号。类型化的小说文本面世之初往往需要彰显自身的类型性，但不能仅凭类型化的故事和题材，根本上还是要靠对文学性的探索，引入丰富的现实内容，承载深厚的人文内涵，追求更高的审美价值。可以说，特殊类型领域的拓展和反类型化的叙事伦理是类型化写作实现新突破的内在动力。

　　新世纪文学乃至文化市场都在体制、机构的改革和重组过程中趋于成熟、自足，过于生猛、鲁莽和粗放的那种直扑钱袋和直击眼球的市场策划和营销动作，逐渐被更加优雅、温婉，更有风度、深度和气度的专业化、特殊化、个性化、人文化的细分市场的精致打造和身段柔软灵活的营销策略所取代。近年来，军旅长篇小说类型化的整体态势日益加深，但是在图书市场上的表现却风光不再。“谍战类”和“铁血体”已不再是吸引读者关注的万能噱头，更加成熟而挑剔的读者已不再满足于苍白的“敌后暗战” 和虚妄的“战争想象”。读者渴望更加新异的主题、更加精准的叙事和更加丰富的内涵。只要有好的主题和创意，哪怕小说语言粗糙、故事情节生硬、人物形象单薄，作品也能畅销的类型化写作的初级阶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麦家的长篇新作《刀尖》(阴阳两面)是典型的类型化文本。与以往的智性叙事风格不同，作者力图以彻底的口语化语言营构出一种无障碍的阅读快感，小说更加通俗易懂的同时却忽视了对文学性的经营。在上部“刀之阳面”中，叙事是以金深水的视角展开，通过这一视角，女主人公林婴婴呈现出一个聪颖、能干和坚强的“革命间谍形象”；而在下部“刀之阴面”中，叙事则完全建构在林婴婴的自述上，作者是想通过这一“背面”视角，让读者窥视到一个革命间谍真正的成长和心路历程。麦家试图以评书艺人“花开两朵，各表一枝” 的叙事结构，借助双重视角、补充叙事来达成文本的互文性和复调性。但故事层面多有漏洞，小说语言亦无个性和美感，尤其是双重文本间缺乏精准的情节对照，林婴婴这一个性复杂的人物形象还未及充分展开，就在前后叙述的“走调”和“仓促”中被自我颠覆了。小说腰封上“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广告词与作品的内在品质之间的巨大鸿沟，令人不得不怀疑该书在图书市场上的真实表现。

　　张品成的长篇小说《红药》借用了谍战小说的外壳，运用的却是反类型化的叙事策略。作者的深层次创作旨归是要反思极左路线这一“红色毒药”对革命事业的危害，而展开主题和故事是依靠敌我双方在前铺医院的十余个人物：国民党军医毕有康、传教士白长吉、乡镇名医诸葛逑泰等；当然，小说也要表现红军医院里5个被怀疑是“内鬼”的人物：宋成庚、黄肃禄、黄任许、文各滔、凌信瑛；还有被派来当领导的连长刘锡吾和主要负责抓“内鬼”的保卫人员齐满年。作者并不单纯追求小说本身的好看，而是要写活这组人物。在谍战的紧张氛围和诡异情绪里，人物的面貌会含混不清，小说的情节会扑朔迷离，于是，小说的复杂性与叙述的内在动力也会自然产生，这无疑是张品成在长篇小说叙述方式上的一种探索。类似于中国画构图的散点透视方法，作者几乎是平行地分别介绍描写十余个人物，人物之间也少有交叉。在当下长篇小说创作更关注故事本身，而不是如何叙述故事的文学背景里，这种反类型化的叙事探索为《红药》烙上了颇显另类的作家主体风格。

　　海军出版的金锚丛书集中推出了4部长篇小说：宋树根的《深蓝》用近似写实的手法，从历史中挖掘一支军队在走向“深蓝”过程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这些经验和教训一度被曲解和误读，作品努力将其还原于真实，使作品承载了一定的教化功能。李忠效的《从海底出击》是一部由潜艇水兵出身的海军作家创作的反映潜艇生活的作品，没有惊世骇俗的传奇故事，但是有原汁原味的潜艇生活气息。那段尘封已久的潜艇往事，那些无人知晓的海底秘事，以及主人公波波折折的经历，构成了这部小说与众不同的故事。潘宝玉的《护卫艇之歌》围绕接装新艇而展开富于传奇色彩的故事；徐锁荣的《海神》亦将时下诸种类型小说元素重新整合，融入对海军守礁官兵真实生存图景的细腻描摹，将守礁官兵执拗的信仰与时下随波逐流、陡转直下的精神失重相比对，塑造了司令员、部队长、礁长、士官及礁嫂等众多的人物，读来催人泪下。

　　小说是生命的学问，它对生命有一套自己的勘探和论证路径，小说家面对的研究本体是生命本身，它是对生命的解析，也是对灵魂的守望。小说家经由故事深入个体生命的内部，辨析存在的细节，对生活、生命和灵魂都饱含宗教般的悲悯和哲学式的思辨。周大新的长篇小说《安魂》采用了对话性文体，与逝去亲人的对话，是生者最直接、最本能却不可得的渴求。在想象与虚拟的世界里掂试、体察充满正能量的精神，在现世与彼岸间摆渡、安放无依而多情的灵魂，则离别之痛、相思之苦得以缓和与解脱。在情绪与结构上，这一曲“安魂”二重唱又可分为上下两阕。上阕是对逝者生命历程的回溯，亦是对生者心灵和情感的检视。相比于上阕近乎“残忍”的“情景再现”，下阕中虚构的彼岸天国和灵魂对话更富诗性和超拔之美。父子间的对话超越了世俗和生命的局限，上升到了哲学和宗教的高度，对何谓幸福、何谓存在、何谓永恒进行了终极思辨。周大新以痛彻肺腑的心灵剖析和理性深沉的灵魂叙事完成了对生命存在的考证，强有力地验证了纯文学写作之于凡俗生命和日常生活的意义。

　　小说是虚构的艺术，借助于奇崛的想象和娴熟的叙事，固然可以营构出迷人而绚烂的生活别史。然而当前的长篇小说创作过度依赖虚构和想象，缺乏实证精神和文体意识。更为致命的则是价值观的混乱，既无对人生义理的追求，又无追问存在意义的勇气。即便有崇高的精神和精彩的主题，假若没有实证和考据的能力，没有文体创新的自觉，也最多是一种概念性的写作，无法从根本上把小说真正塑造为灵魂的载体。正是在这重意义上，杨志军的《西藏的战争》彰显了纯文学写作的魅力。作品从宏大历史与隐秘心灵双重角度复现了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并通过战争写出了西藏独特的文化精神以及作者对这种文化精神的理解和认同。小说中其实没有太多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作者着重描写的是战争中普通人的心灵感受，强调的是藏族同胞身上所具有的精神力量，而这种精神力量无疑来自于他们的信仰。作者用浪漫主义方式来叙述战争，超越了历史真实本身，写出了一部关于藏地、藏民的心灵别史。王筠的《长津湖》则最大限度地展示了历史真实的力量。小说首次锁定了60年前中美两国精锐部队在朝鲜战场上改变历史格局的一次强强对决——长津湖之战，以历史和文学的眼光重塑战争，解密历史。由于历史本身的复杂和时代条件的局限，我们很多重大历史往往被误读了，所以一般人了解的历史是非常局限的历史，那么更丰富真实的历史就需要通过文学艺术作品表现出来，所以写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首先应该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第二个层面，是对新发现的历史作出个性的解读和诠释。第三个层面是把历史作出艺术转化，作出诗意处理，真正把历史变成文学的，这就需要有更丰富、丰满的形象和更高的境界。《长津湖》可以说是面临着这三重挑战并且不同程度地都有所超越。比如这段历史本身由于美军王牌中的王牌陆战第一师首败，被美方视为奇耻大辱，而我方虽胜，却也是“惨胜”，伤亡比很高，所以，60年来，中美双方都尽量回避这个话题。《长津湖》可以算是首次揭秘并直击长津湖之战，而且写出了“战壕真实感”，写出了一种在冰天雪地中作战的生活质感，写出了我军艰苦卓绝、向死而生，以巨大的精神力量所向无前的历史真实，给今天的中国社会以深刻的启示。

　　刘春光的《那时满地霜红》堪称复调式的“农家军歌”。语言清新简洁，结构均匀稳恰，故事张弛有致。主人公阳天来，朴素、真挚、自然、丰满，散发出浓郁的自传气息，又传递本分、善良、仁爱、感恩的人格魅力。特别是阳天来与沈越医生及双胞胎女儿之间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微妙、复杂、敏感乃至暧昧的情感纠葛，吊人胃口而又拿捏到位，真情沛然而又纯净高洁，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显示出了作家手眼别具的艺术匠心和功力。在《成都老鬼》一书中，刘春光另辟蹊径，唱出一个“后军人”的“农家军歌”。也就是说，许猛子的故事是从退伍还乡之时才真正开始。他是个地道的农民，但又经过了8年部队大熔炉的淬炼，他的秉性一如既往，又加上了军人的勇敢、顽强、不屈不挠和正义感、荣誉感，其实已经由一个农民式的军人变成了一个军人式的农民。农民的血液遗传加军人的骨气熏陶，使许猛子在一贫如洗的山村艰辛创业和随着中国城镇化大潮挺进成都的过程中，“正唱”了一曲千回百折，命运多舛，愈挫愈奋的“农家军歌”。作品的深刻主题也由此升华：人生多艰险，人生无捷径，但只要守住底线，不改本色，脚踏实地一步一步朝前走，终究可以获得令人尊敬的人生。

　　新世纪文学要展现出阳刚而向上的一面，变得充满憧憬、激荡人心，必须致力于对日常化、世俗化生活流程中潜在的崇高精神的挖掘，致力于对庸常生活中真实的英雄精神的挖掘和重塑。梅国云、杨文森的《国防线》从一个远离团机关的通讯连队写起，并进而扩展到整个通讯团、集团军，延伸到地方政府、企业、百姓，展示着这个时代军人的忧患、理想和担当。真实而生动地塑造了金子贵、谢勇、程伟这些聚焦打赢、勇于牺牲、甘于奉献的当代军人形象。王甜的《同袍》则以崭新的视角塑造了置身于消费时代语境中的高学历年轻军人群像，拓展了新世纪军旅文学的题材领域。伴随着“70后”军旅新生代作家群体的崛起，“军旅青春叙事” 正在成为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一个极具发展潜力和现实概括力的新鲜生长点，也标志着新的题材资源的激活和表意空间的生成。《同袍》在文学性层面的成功具体表现在语言、细节描写、人物心理刻画，以及叙述的耐力和人物塑造上。王甜的小说语言鲜明地刻有新一代年轻军旅作家的特征和个人特色，语汇的时尚化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还有她的幽默。王甜的幽默显然不是大众化的、或者低俗化的取乐与搞笑，也不是一种讽喻；而是一种智识的调侃，充盈着聪慧与文化的品质。她不是偶有灵感为之而是从头到尾随处可见，自自然然，有一种水满自溢的感觉。王甜的小说语言细腻自然，还有一种说不清的女作家才有的清丽美感。语言是推动《同袍》叙事前行的首要动力，这在当下的军旅长篇小说中是极为少见的。与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迷恋讲述“好看”故事的整体情势不同，《同袍》没有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没有传奇性的矛盾冲突，有的是大量琐碎但却鲜活的细节，细节成为《同袍》最重要的构成元素，也是最重要的文学性特征。王甜将大量的细节描写与人物心理刻画融会在一起，互为表里，互动交融。由于故事情节的匮乏，细腻的心理刻画就显得愈发重要，也更加考验作家的能力。《同袍》在文学性层面上的探索与努力让我对“70后”新生代军旅作家们生出一种由衷的激动与期待。

　　以类型化文本为表征的商业写作的甚嚣尘上，彰显了消费时代里商业意识形态的崛起和大众文化语境下文学生产结构的裂变。大众文化生产和纯文学生产的分化加剧了传统文学格局的转型。正是基于这一大的文学背景，新世纪军旅长篇小说开始了文学生态的重建与叙事伦理的嬗变。然而，类型化写作的消极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值得军旅作家们警惕。一是，类型化写作可能使文学创作走向“模仿写作”。诚然，在这个消费时代，虽然不能简单将“大众文化”、“媒介文化”、“商业文化”与“文学的危机”联系在一起，但必须承认，文学的场域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过去，“政治意识”与“文学性”是紧紧缠绕在一起的，是二维的，而现在，意识形态、市场、文学性三极之间的均衡，构筑了新世纪中国文学的新疆域。因此，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都在市场机制下运行。类型化写作可能使作家失去独创能力，使我们的文学世界变成一个模仿的世界，文学那种充盈着天才且智慧、神秘而美好的神性也就丢失了。二是，类型化写作可能导向一种完全商业化的写作。文化产业具有高度灵敏的嗅觉和对利益的洞察力，它能从文学作品元素中发现那些最有增值可能性的元素，将其类型化，迅速进行再生产，而另一方面，类型化所包含的经济利益对于作家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使得他们的创作有意无意地朝着类型化倾斜。凡此种种，都值得军旅作家们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