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沈从文用低级趣味来丑化我的人格

　　沈从文(1902－1988年)

　　原名沈岳焕，湖南凤凰县人。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建国后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代表作《边城》等。

　　丁玲(1904－1986年)

　　原名蒋伟，字冰之。湖南临澧人。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

　　1933年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尚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得知后，连续写下三篇文章奔走呼号，不久又听到丁玲遇害的传闻，沈从文写下《记丁玲》一书，当时，该书给当局施加了一定的压力，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丁玲的危险性。 但是，近50年后，身为传主的丁玲一反常态，对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痛骂有加。1980年春，丁玲称《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拙劣的‘小说’”、“胡言乱语”，并斥作者沈从文为“贪生怕死的胆小鬼，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

　　两人过世之后，“丁沈文坛公案”仍让各研究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其中多数是站在同情沈从文的角度，批评丁玲的“有失偏颇”。曾经被传为“文坛佳话”的深厚友谊就这样破裂了吗？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丁玲称沈从文是胆小鬼，怕受牵连

　　丁玲本人曾在她的回忆录《魍魉世界 风雪人间》里有过类似的记载：

　　“1934年他返湘西，路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建议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牵连，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哪里料到，后来沈从文却不愿意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国民党要还女儿。”

　　撇开这两件事的真伪不谈，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即使沈从文因胆小没敢去做那两样事，也不该成为四十多年后遭骂的理由，更何况丁玲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就知道上述情形了。丁玲在当时并没有痛斥沈从文，建国后，还曾两度探望过他。直到70年代末，当丁玲首次接触到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后，两人的关系才发生了逆转。

　　丁玲称“我最讨厌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

　　作家写传记时，都会带上自己的主观色彩和感情，但为活着的人和死去的人写又有所区别。前者考虑到传主阅读时的感受往往会有所避讳；后者则少了一些顾忌，更容易信笔写去。沈从文《记丁玲》的写作显然是属于后一种，他是在获知丁玲遇害且信以为真的情形下开始撰写的，因此，世人所看到的《记丁玲》是作者的率性之作。所谓率性之作，真实之余，难免不会因无拘束而流于草率。

　　1979年暮秋，来华访问的日本女汉学家中岛碧女士赠送给丁玲香港版的《记丁玲》，通过阅读，丁玲在这本书的好多空白处都注上了红批。据陈漱渝先生统计，所写的眉批、旁注多达127条，且多为反驳之辞。在丁玲的诸多批阅意见中，最为突出的是两条：一是她不能忍受沈从文站在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对左翼革命者加以歪曲和嘲弄；二是她认为沈从文在用自己的眼光和低级趣味来描绘丑化她的人格形象和生活。后者其实才是让她最讨厌最不能容忍的。丁玲曾对其夫陈明说过“我最讨厌拿他的眼光和趣味看生活”，这句话表明了她的心声。

　　尽管丁玲本人也曾与友人说过：“我至今不愿驳斥他，是因为我总觉得个人私生活没有什么重要，值不得去澄清。”(徐小玉《丁玲与徐霞村之交》)若果真是这样，就不会有《也频与革命》，更不会有后来的“丁沈之争”了。

　　文字官司：“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

　　那么，丁玲究竟是如何评价此书的呢？结合1992年岳麓书社出版的《记丁玲》来看丁玲的批语：

　　……她的年岁已经需要一张男性的嘴唇同两条臂膀了……倘若来了那么一个男子，这生活即刻就可以使她十分快乐。丁批：“沈从文常常把严肃的东西，按他的趣味去丑化。我很不喜欢他的这种风格。在他的眼睛里，总是趣味。”

　　她的年纪已经有了二十四岁或二十五岁，对于格雷泰·嘉宝《肉体与情魔》的电影印象则正时常向友朋提到。来到面前的不是一个英俊挺拔骑士风度的青年，却只是一个像貌平常，性格沉静，有苦学生模样的人物……丁批：“看把我写成一个什么样子，简直是侮辱！完全是他的低级趣味的梦呓！”

　　正如陈漱渝先生所归纳的“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肉体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肉体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

　　其实，原书中多处不惜笔墨称赞丁玲，如：“因为她知道必需用理性来控制，此后生活方不至于徒然糟蹋自己，她便始终节制到自己，在最伤心的日子里，照料孩子，用孩子种种麻烦来折磨自己精力与感情，从不向人示弱。”类似这样的夸奖虽也不少，却不足以抵消那几句看似简简单单的“生活掠影”。丁玲曾对周良沛说过：“认我是老乡和朋友的人，在我受罪的时候，还拿我来迎合小市民编造这样的故事，就是朋友？”

　　两性之间不同的观念和视角恐怕才是造成“丁沈之争”的内在原因

　　追求自由，不代表不在意世人的眼光。在丁玲的感情生活中，无论她扮演怎样一位出格的新女性角色，其情感生活都是不愿被暴露在世人面前的。与冯雪峰“感情的散步”(沈从文语)也好，与汉奸冯达的同居也好，在外人看来，都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沈从文偏偏用写实和略带调侃的笔法道出了事情的表面经过，意在表现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丁玲。

　　对此丁玲一直都无法释怀，以至于在以后的几年内，她稍有机会就会对沈从文及其著作《记丁玲》攻击一番。1981年初，丁玲在《文汇增刊》上发表了一篇回忆性散文《胡也频》。在此文中，她是这样描述沈从文的：“他(指胡也频)曾是一个金铺学徒，有劳动人民的气质。他不像有些绅士或准绅士，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把世界全看扁了，卖弄着说点有趣的话，把才能全表现在编纂故事上，甚至不惜造点小谣，以假乱真，或者张冠李戴，似是而非，哗众取宠。”

　　1983年4月18日，丁玲等访问巴黎。接受采访时，丁玲谈到沈从文：“他写的那本《记丁玲》全是谎言，是小说，着重在趣味性。”丁玲怎么也不肯承认此书的真实性。那本书的伤害让这个久经风雨的女人不得不一再站出来为自己辩护。

　　沈从文没有作出正面回应，只是给好友徐迟写了一封长信，信里说现在有个大作家骂我，我想我有两个地方做得不好，一是把她留在台湾的那个人写了出来，二是嫌我举她举得不够高。这封信直到沈从文去世后才发表。

　　《记丁玲》出版之后四十多年，一直平静无波，反而在他们二人年届古稀，历尽劫难，重获新生之后，却因此书反目成仇，掀起轩然大波。这很令人不解。《记丁玲》毕竟不是秘密出版的，也不是以手抄本形式在地下传阅的。

　　时至今日，“丁沈之争”已成为历史，个中的是非曲直，外人很难给出准确的判断。也许是两性之间不同的观念和视角造成“丁沈之争”的内在原因。两人彼此间的误解，直到他们去世也未能消除，这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

　　(据光明网、凤凰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