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荣来：港客

　　年前，堂兄从香港来电话说，他十五号坐火车到北京，他在美国的女儿一家四口随后从美国飞抵北京，他是借女儿的光，免费在北京承德观光八天。

　　堂兄是我叔父的儿子，出生在越南西贡附近的一个小镇。一九五六年随着一批爱国华侨子弟回国读书，先在广州补习汉语，后考上北京某学院，毕业后留北京工作。“文革”中移居香港，已有四十余年。

　　那天，我亲自到北京西站接他，因为他是兄长，七十六岁之龄，大我两岁。我本想到站台里接他，但来自香港的列车不卖站台票。我在出口处接到了他，只见他一手拉着拉杆箱，一手提着旅行包，旧前进帽下的脸庞，明显比过去瘦了。历经生活风雨的磨砺，洗去了许多往日的活力，比我心目中的他显然老了。但刨去我预想的成分，他还是显得很健实，落差没有太让我吃惊。让我意外的是他的衣着和拉杆箱，都是相当陈旧之物，朴素得不能再朴素，没有常见的港客派头。我要接过旅行包，他不让，说“这沉，你拉拉杆箱！”我领着他走向出租车站。他说“不打‘的’，坐公交车就行！”我当然按我的计划行事，打“的”把他送到旅行社约定的酒店。

　　堂兄曾有恩于我，我始终铭记于心，多少年来未敢忘怀。一九五九年，我艰难地读完高中课程，并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但我的大学之路不平坦，三年级还没读完，竟得了肺结核，于是住院、休学。好在医疗费用都由国家全包，助学金也让我伙食无虞。但此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品匮乏，营养奇缺，五毛钱一个的鸡蛋都买不着。家乡又逢大饥，我家里无以助我，我的康复之路走得艰难。好在我的康复后期，堂兄大学毕业了。他拿到工资后，立马想到我。收到他毕业后给我的第一笔钱时，我真是感动不已。此后，他又陆续不断地资助我，直到我毕业。

　　我毕业后分配到北京，从此我们经常见面。我的单位在王府井，他在西郊黄庄，他来我往，都不嫌路远。他善人善相，极为随和，脾气极好，事事为我着想。每次进饭馆，总不让我掏钱，说我刚工作，用钱的地方还很多。真的，我那时连一块手表都没有，兜里揣的是个海鸥牌小闹钟，还是同事转卖给我的二手货。

　　“文革”开始以后，他因为是华侨，逐渐被疏远，心情感到苦闷和孤寂。不久，他终于选择了离开。他爱人也是华侨，她先移居香港，他随后也和我告别。那天，我们在一家小饭馆，要了一瓶啤酒，两个菜，两碗米饭。他没有诉说什么，但看得出，他心情很矛盾，神情颇为怅惘。他在这座城里毕竟生活了十多个年头！即将前去的地方，也是个陌生的所在，念去去千里烟波，未知那里的天地，是窄还是宽。

　　堂兄一走若干年，竟没有给我来过一封信。直到“文革”结束，深圳特区成立，我到深圳采访，我们才在那里见面。此时方知，他不给我写信，是怕我受牵连。那时的香港关系，也类似海外关系啊！

　　堂兄的性格忠厚老实，为人处事，谨言慎行，与世无争。他深知自己的身份，遇事躲着走，不招灾不惹祸，不损害他人利益，与同事相处得很融洽。他的孤独感，是“文革”形势所造成。“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海外关系”被视为洪水猛兽。满怀爱国热忱归国读书的侨胞子弟，忽然成了怀疑对象，总被认为有里通外国之嫌。愚人愚己的观念，伤害了多少爱国者。后来谈及此事，堂兄只是感到很无奈。

　　往事不堪回首。旅行社安排的活动结束之后，堂兄独自在京逗留三天，要和在京的大学同学聚聚。也是一呼百应，在京同学都应邀赴会。他备足了现金，想真诚款待久违的好友，也展示一下“港客”的大方，但谁都不让他抢先。大家回忆往事，都感念他当年的慷慨，不时掏钱请客打牙祭。席间还分发了好友们事先制作的一个光盘，它记录了他们当年的许多生活瞬间。其中的不少镜头，作者竟是我堂兄，当时只有他有相机！

　　在短促的三天里，我们见缝插针，利用所有相聚时间尽情叙旧，畅谈别后种种。他原在香港一家企业当技术员，十多年前退休。他领取香港政府的退休养老金并不高，每月二千多元。虽然生活基本有保障，但过得比较清苦。他没有自己的房子，一直租住朋友的旧房。他说他经常到深圳，购买蔬菜瓜果，这些都比香港便宜。刨去往返车费，仍然很合算。买几根苦瓜，一斤肉馅，外加一兜蔬菜，够吃好几天。

　　原来如此。“港客”堂兄，其实是个穷人，名副其实的穷人。按香港的标准，月收入四千港元以下者，都算贫困人，而去年上半年公布的数据，每六个港人中有一个是穷人，每三个老人中则有一个是穷人。毫无疑问，堂兄位列其中。

　　现在我理解了：生活中他一切很节俭，能坐公交，绝不打“的”，此次来京，也不愿乘飞机，而选择坐火车……这些固然是他节俭的一贯作风，但想必也确有手头拮据的因素在。

　　然而，他对别人却是大方，而且处处为他人着想，不让别人为他多花钱。平时，我们通电话，总是他主动打来，而我给他电话，他一接到就让我挂掉，他马上回挂给我。他说我给他挂长途，比他往内地打贵得多！为他人着想，为他人排忧解难，是他的行事风格。

　　那天坐地铁，他面前有位十七八岁的女孩，一手够着头顶上的栏杆，先是心事重重，接着默默流泪，泪水滴到地上，我们看得真切。堂兄关切片刻，对她说：“别难过，有什么事想开点。”说着，从衣兜里取出一沓纸巾，递给了那女孩。女孩接过纸巾，但没有立即擦拭，还是让眼泪流淌着。过了两站地，女孩下车了。那一刻，我心里解读着堂兄刚才的那个细节：这是一位老人的道德情怀？见不得他人的伤心情状；这是一位港客的自然行为？久居香港养成的一种文明……不论是什么，有一点似可肯定，他想必是在体察女孩此刻心中的纠结。

　　这次来京，他还有一些愿望：想登临天安门城楼，想看看南锣鼓巷他岳父故居的旧址，我都陪他前往了。计划外的一个项目，是我的临时安排，到鼓楼“姚记炒肝店”吃炒肝。美国副总统拜登曾光临此店。我们慕名前往，也是排长队等候，但该物不如报上所说，也不是我们原来所想象：肝不是炒的，而是不稀不干的糊状物，并且九元一碗，竟未见丁点儿猪肝，肥肠也只有两小段。事后方知，我们当时的感觉，其实是“老冒儿”！但有此体验，堂兄还挺满意，他宽容生意人的疏忽，说生意好了不讲究也是常有。

　　故地重游，堂兄多有感慨：“四十多年，变化太大了！”他久居香港，观念早已融入香港主流社会。港客中也是形形色色，而他是富有个性的“这一个”。他对中国有很强的认同感，国家的强大，也深感自豪。谈及时政和世界大事，我们颇多共识，推心置腹，少有歧见。为此，我有时把他看作堂兄，有时又把他视为爱国港客。堂兄，港客，两个形象，不时在我面前交叉显现。

　　那天，我送他到西站。此车的站台票依旧不卖。站在入口检票处，望着他渐行渐远的身影，我仿佛读到一个字——善。堂兄，一位普通的香港客，一位朴实的善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