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湾：雁过声犹在

　　大年初五，有几个朋友在我家聚会，手机多次响起信息的短铃声，我想肯定又都是友人发来的新春祝福，就未一一收看。直到晚间九点钟，将朋友们送出门之后，才发现十余条手机短信中竟埋有一条噩耗：“诗人雷抒雁今晨去世！真会死，死在情人节，做鬼也风流！”

　　尽管我没觉得这一噩耗来得很突然，但心里还是希望它仅是误传，便立即给发这短信的朋友打电话，进行核实。对方说：“你今天没上网吧？网上已经有许多悼念他的微博了……”我不能不信了，随手就给我女儿打电话：“你雷叔叔今天一早走了……”话刚出口，一串热泪就流了下来。女儿听到我的哭声，长叹一声，劝慰我说：“爸，你不是早有思想准备了吗？别太难过了。”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二月九日她回家吃年夜饭时，在问到春节都有哪些朋友来家聚会时，我就告诉她，雷抒雁住院了，看来是凶多吉少……

　　春节前，作家出版社的老同事聚会，临散席时，张胜友才对我讲，听说雷抒雁住院了，想去看望他。回到家后，我就对妻子说起此事。恰好那天她在楼下中国作协老干部活动中心见到了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张同吾，同吾兄告诉她，抒雁确实住院了，但谢绝朋友们去探望，因说话已很困难，医护人员连电话都不让抒雁接听了……由此，我就担心他这次恐是出不了院了。年初二女儿回家来时，又问起抒雁，说：“记得我小时候，每年过春节，雷叔叔和你的几个诗友总会到咱们家来聚会的。有一年寒假，他女儿还在咱们家住过好多天呢！”我说：“是啊，我与他是快四十年的朋友啦！”

　　我与抒雁相识于一九七四年十月，那年《解放军文艺》发表我的长诗《天安门颂》，李瑛让他亲自来给我送样刊。他说：“我刚从宁夏的部队抽调上来，这一期刊物特辟了庆祝新中国成立二十五周年专栏，把你的诗排在首页，编辑部是经过认真研究后定下来的，领寻很重视哩！编辑部让我给你送样刊来，就是要我这个新编辑多与作者交朋友，熟悉作者队伍……”我感动地说：“我从学习写诗以来，向报刊投稿不计其数，最初收到退稿时，总是只附一张冷冰冰的铅印退稿信，后来陆续发表过几十首诗，但也从不知责编是谁。这次是第一次给你们《解放军文艺》投稿，没想到稿寄出不久，就接到李瑛同志打来的电话，通知我稿将被采用，还客气地说，‘我给你改了几个字，校样就不送来给你看了，行吧？’李瑛是我敬慕已久的著名诗人啊，这么热心地对待我这样的一个年轻作者，真不知怎么感激才好！”抒雁说：“我们部队的诗歌作者，也大多数是读着李瑛的诗成长起来的。我也没有想到，我会有幸到他的手下当编辑。李瑛同志很勤奋，从来不午休。我看见他好些诗都是在别人午休时写出来的。勤奋出天才。我到《解放军文艺》工作之后，在他的影响之下，也不再午休了……”

　　我比抒雁长一岁，由于都是“文革”前入校的大学毕业生，所以第一次见面，就聊得很投机。当时我正借调在文化部艺术局编《战地新歌》和参与全国文艺调演的宣传工作，观摩文艺演出的机会比较多，凡是有富余票的时候，我都会约抒雁一起去看。尤其是内部组织到中国电影资料馆看一些名曰参考、实为批判的“过路片”，我也都尽可能地为他找一张入场券。在那“外来的资产阶级文艺”被彻底禁锢的年代，对于在军队从事诗歌编辑与创作的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件求之不得而又大开眼界的事情。待到毛主席关于电影《创业》的批示传达下来之后，我俩见面时，对江青关于文艺工作的那个《纪要》及她宣扬的一套所谓“三突出”的创作理论，就多有非议了。记得在一九七五年不同寻常的七、八、九月间，我俩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碰一次面，互通“小道消息”，私下谈论江青的丑行劣迹，密切关注国家的命运……因此我感到，在“四人帮”垮台后，他是文学界最早的觉醒者之一。进入新时期，他联系的作者面也宽广了许多，记得艾青刚回到北京，尚临时安置在北纬饭店，他就约我一起去看望、请教。此外，我俩还一起去拜访过刘宾雁及从外地来京的公刘、周良沛、雁翼等复出的著名诗人。在《小草在歌唱》轰动全国之后，他在文朋诗友面前，也没有显出一丁点儿志得意满，依然亲和如初。最为难忘的是，有一年我俩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郭宝臣一起，骑自行车去踏寻荒野里的圆明园遗址，追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展望改革开放的光明前景……

　　近四十年来，我与抒雁从未中断过交往。我在作家出版社主持《中国诗库》丛书的出版时，特意把《雷抒雁抒情诗百首》列为打头之作，这不只是出于我俩深厚的友情，更主要的是我坚持认为他是新时期中国诗坛成就斐然的杰出代表，一直冲锋在思想解放和艺术追求的最前沿。有意味的是，我俩是在中国作协同一天办的退休手续。几年前，还有幸与他一起应邀先后到陕西和贵州等地采过风。见他大病后思维依然清晰敏捷、谈吐依然机智风趣，我分外高兴。因此，去年中国诗歌学会换届之前，当得知他在复杂的背景下被确定为会长候选人时，我毅然推迟了原定三月中旬返故乡长住的行程，出席了终于在四月二十五日举行的中国诗歌学会换届大会，为他当选会长庄重地投上了一票。

　　近些年在文学界的活动中见到抒雁时，他总问我有没有郭宝臣的消息。在诗歌学会换届大会上，他一见到我，又说：“要是宝臣也出席今天的会，老朋友能在这里聚会该有多好呀！”宝臣的女儿和我俩的女儿差不多年纪，儿时的三个小姑娘常在一起玩。未料后来宝臣的女儿刚入花样年华，就在洗澡时因煤气中毒而惨遭不幸，加上宝臣在退休前未能评上正高职称，接着又丧妻，所以情绪低落至极，不再参加文学界的活动，据说是隐居到了远郊的亲戚家。换届会圆满结束，我与抒雁告别时，他又说：“我从来不赞成文人相轻。诗歌界也宜聚不宜散。你再设法找找宝臣，有消息就告诉我，年轻时的诗友，还得要多聚聚啊！”

　　那次会后，曾与郭宝臣合作写过获奖报告文学《命运》的杨匡满答应我，由他来设法与宝臣取得联系，到时约上抒雁，一起来我们居住的楼里聚聚。初冬我从老家回京后，听作家出版社在职的同事说，抒雁正应约在写《陆游传》。我相信，诗人写诗人，一定会写得很精彩。然而，没想到尚未完稿，他就匆匆走了。我想，他赶在情人节远行，未必是去见他心中的“唐琬”。但他确实是个很重情义的风流才子。此刻，耳际又传来他与我诀别时的嘱托：“年轻时的诗友，还得要多聚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