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绍俊：文学可以具有劝诫作用

　　李天岑的“人”字系列小说《人精》《人道》《人伦》非常重视小说的思想主题，纠正了人们对主题的某些看法。现在有的作家不再对主题感兴趣，主张自然呈现、零度写作。李天岑却提倡有目的的小说观，他所提炼的小说主题有自己的特点，基本上都是劝诫人们如何在当下的社会安身立命，堂堂正正做一个好人。他说过，他写作就是为了点亮人们心灵的灯。所以，我把他的小说称为“劝诫小说”。

　　李天岑的劝诫小说较好地处理了为官与为文的关系，为官不仅给李天岑提供了更多的创作素材，而且让他能够站在一个较高政治觉悟的境界去认识事物、体恤人物。同样，从政也使他从更加综合的视野里去观察世界。李天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人精》写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创业史。农民企业家是农村改革开放后涌现出的新人物，但致富了还能不能像一个本分的农民那样生活，正是李天岑特别关心的事情。他以此为主题，写了赖四致富后的波折以及回心转意，期待农民企业家们能够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小说《人道》可以说是官场的“戒石铭”。作品写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人物——官瘾十足的马里红。马里红跑官、要官的坎坷故事，直指当今官场遭人垢病的关键问题。在小说中，李天岑采取的是一种劝诫的姿态。他通过马里红这个人物的悲剧性结局，劝诫人们收敛起膨胀的私欲之心，同时警示人们，像马里红这样忘乎所以跑官、要官的人，到头来只会是众叛亲离，连一个真正的朋友都不会留下。

　　《人伦》是李天岑最近的新作，小说的中心故事是田家与米家两个家族因为利益冲突而导致群体斗殴。李天岑在写这个故事时，主要着墨于各级官员处理这个事件的不同方法，有的官员不负责任，也有的官员被物质利益所诱惑，由这样的官员来处理，不仅不能解决矛盾，而且使矛盾更加恶化。不过，仍有负责任的官员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最终创造出一个和谐的结局。在小说的叙述中，李天岑劝诫的良苦用心再鲜明不过了。

　　李天岑强调小说的主题和立意，这似乎与现在流行的小说观大不一样。有目的的小说观是文学传统中的一脉，我国古典文学素有“文以载道”一说。特别是自明代以来，小说家开始大力推崇小说的劝惩教化功能。顾炎武说过：“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之，以至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皆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仁厚释道而更广也。”把小说的教化作用置于儒释道同等的地位。焦循认为小说是将“忠孝节义之训，寓于谈谐之中”，他指出了小说的教化不同于儒释道那样直接地说教，而是“寓于谈谐之中”。李天岑的小说观恰恰与此相一致。

　　一般来说，“劝诫”类作品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把好看的故事与明确的主题衔接得天衣无缝。不难看到，李天岑在这方面有过诸多积极的探索。《人精》写一个农民企业家的发家史，但他从主题出发，反而略去了赖四是如何发家的内容，集中笔墨写他的情感，不仅使故事更加精练明快，而且也彰显了小说的主题。在《人道》中，李天岑有意设置了杨晓静和马里红两个对比性的人物，杨晓静是劝，马里红是诫，共同担当着劝诫的责任。《人伦》本来是两个农村家庭争斗的故事，但作者没有完全按故事情节的发展线索来结构小说，而是随着故事的进展，带出一连串的人物，通过这些人物传达自己对官场及社会的期待。这三部小说各有不同的写法和主题表现方式，足见作者在这方面是下了一番工夫的。

　　此外，李天岑具有较高的讲故事的本领，他是从故事中提炼出小说的主题，而不是将一个不搭界的主题生硬地安放到他所要讲的故事中。因此，我们读他的小说，并没有感到有什么说教的痕迹。

　　李天岑的写作证明了一点，主题性强并不见得就会伤害文学性。李天岑说过：“一个作家不能为写小说而写小说，写的小说让读者看了能够受益或得到启示，才能对得起读者，因为你没有浪费读者的时间。” 我认为，当今社会其实是非常需要这类小说的。希望李天岑能够坚持自己的小说观，让自己的小说观在写作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发挥，写出更多能够“点亮人们心灵的灯”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