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当代文艺理论——文艺理论家陈众议访谈

　　认同感的消解或淡化将直接影响核心价值观的生存。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认同感或国家意识的淡化必将釜底抽薪，使资本逻辑横行、拜金主义泛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成为巴比伦塔之类的空中楼阁。因此，为擢升民族意识、保全民族在国家消亡之前立于不败并使其利益最大化，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使承载民族情感与价值、审美与认知的文学经典当代化。这既是优秀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也是温故知新、维系民族向心力的必由之路。

　　中国当代文艺任重道远

　　熊元义：刚刚过去的一年，中国文学界最兴奋的事莫过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莫言获奖应看作是中国当代文艺发展的新起点，而不应看作是遥不可及的高峰。这就是说，中国当代文艺虽然不是封闭的自足体，但却有自己的发展方向。中国当代文艺如何在深入地反思以往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地发展？

　　陈众议：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最大好处是我们终于不必仰视这个奖项了。同时，莫言将逐渐演化为符号，而这个符号并不意味着中国文艺得到了世界的认同。鲁迅在谈到诺奖时说过，它弄不好会滋长了国人的虚荣心。在过去的许多年间，我们向瑞典学院推荐莫言或其他心仪作家只是介绍中国当代文学的一种方式，倘使命中，则不仅中国文学，即使世界文学都有可能受益。最重要的是，一旦大陆作家获奖，我们的读者和媒体的诺奖情结也可以消矣。大体上讲，人们对诺奖一直存在着一个高估和一个低估。譬如我们的读者和媒体就曾对之过分仰视，而西方对中国文学的小觑也始终存在。曾经的莫言并非西方最了解熟识的中国作家，卫慧、棉棉等远比他有“人气”。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对我们的偏见依然强大，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种偏见将继续存在并化生出不同的变体。反过来，我们换位思考一下，当某位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不也是一阵子热情吗？我们对他周遭的作家和文学生态、社会状况又关心过多少？因此，我们要走的路还很远很远，而且很不平坦。现在既要防止把莫言捧上天，又要避免恶搞。惟有取舍中度、有理有节，才是文化大国的气象，也是批评的基本准则；在国家民族消亡之前，向着国家民族始终应该是一切言行的灯塔。

　　对于中国文学而言，莫言获奖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况且诺贝尔文学奖也远非评价文学的惟一标准。撇开2012年，从最近10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名单和他们的作品可以看出，一向表示拥抱理想主义的诺贝尔文学奖确实大都颁给了一些有着明显自由主义倾向的作家，这些人大都对所在国家政府，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持批判、甚至否定态度，这几乎也是瑞典学院的一贯选择。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这种倾向更为强烈地凸现出来。在这之前，譬如冷战时期，这个奖项也曾落到一些左翼知识分子身上，譬如萨特、聂鲁达、马尔克斯等，从而体现出相对的宽容度。当然，这种包容度在冷战之前尤为明显。因此，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原则并非铁板一块，它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而“理想主义”原则过于宽泛。就个人而言，前10年的得主鲜有我心仪的，其中包括我的研究对象巴尔加斯·略萨。我对他的后期创作很有保留。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的右倾。早年，他对专制、对贫穷和落后口诛笔伐，对劳苦大众、弱势群体怀有深切的同情。后来，虽然他在反独裁、反专制方面是一贯的，但明显站到了个人主义(小我)，甚至自由资本主义一边。20世纪80年代以前，他的表达更为辩证，也经常兼顾地缘差别，作品有更大的包容性，内容更为厚实、风格更为鲜明。这之后，他的自由主义倾向愈演愈烈，甚至常有拥抱极端个人主义的倾向。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勒克莱齐奥，因为他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关心人类原生态文化，对一些非洲、拉丁美洲印第安部落也充满了同情。这种关心多元文化和弱势群体(民族)的心志值得尊敬。总体说来，21世纪头10年的获奖作家在艺术追求上(无论题材、主题、方法)具有相对一致的严肃性，但就个人审美和价值取向而言，我以为至少耶利内克和穆勒是被高估的。前者所体现的审美乖僻很难引起大多数人的共鸣，而后者偏激的意识形态基调让我无法苟同。

　　其次，莫言的文学作品并非十全十美，更不是中国文学的惟一坐标。身在知名的文学研究机构，在过去很多年间，我曾邀请过多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也向瑞典文学院推荐过心仪的中国作家和国外作家。在所推荐的外国作家中，就有以色列作家奥兹，因为他的民族和解意愿令人钦佩，而且他努力选择不偏激、不极端的“第三条道路”，并认为文学犹如生活，它首先是一种妥协。但这未必符合瑞典文学院评委的口味。而最终影响到评选结果的，除了长名单的18位评委和短名单的5位评委外，还有欧洲王室、西方政要、历届诺奖获得者及知名文学研究机构，批评家和作家的意见只是参考。

　　再次，撇开意识形态(实际上很难撇开，无论多么特殊，文学终究是一种意识形态)和获奖者参差不齐的事实，这样一个奖项上百年执著地拥抱和重视文学这个“无用之用”，在一个惟利惟实的时代，不能不说是一道彩虹。而莫言的某些持守无疑是值得我们关注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传统得几乎可以做左拉们的先驱。然而，我必须反复强调，他远非衡量文学的惟一标准。

　　民族与世界的关系

　　熊元义：如果一个民族真正的、进步的、优秀的东西不是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丰富，不是对人类文化发展的推进和真正的创造，就很难融入人类文明中。我们应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格局中把握民族文化的前进方向，积极推动民族文化融入人类文明中，并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中国当代文艺在“全球化”中既不迷失自我，也不固步自封，如何找准自己的发展方位呢？

　　陈众议：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预见和描绘过跨国资本时代，谓“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从而资本主义制度日益具有国际的性质”。如今的事实证明了马克思的预见，而且这个世界市场网的利益流向并不均等。它主要表现为：所谓“全球化”，实质上是“美国化”或“西方化”，但主要是美国化；形式上则是跨国公司化。据有关方面统计，20世纪60年代以降，跨国资本市场逐渐擢升为世界第一市场。资本支配者迫不及待地开发金融产品，以至于千禧年前后世界货币市场的年交易额已经高达600多万亿美元，是国际贸易总额的100倍；全球金融产品交易总额高达2000万亿美元，是全球年GDP总额的70倍。这是资本逻辑非理性的一次大暴露，其中的泡沫成分显而易见，利益驱动和目标流向更是不言而喻。此外，资本带来的不仅是利益，还有思想，即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凡此种种，已然使发展中国家陷入两难境地。逆之，意味着自杀；顺之，则必定被“化”。

　　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价值受到了冲击和解构，以至于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性与国家意识正在逝去，并将不复存在。认知方式、价值观和审美取向的趋同使年轻一代逐渐丧失了民族归属感和认同感，而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十分契合跨国公司不分你我、没有中心的去二元论思想。

　　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对世界的一元化统治已属既成事实。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乡情、家国道义等正在淡出我们的生活，怪兽和僵尸、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正在成为全球孩童的共同记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正在令人绝望地全球趋同。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向我们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传统定义上的民族意识正在消亡。

　　认同感的消解或淡化将直接影响核心价值观的生存。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认同感或国家意识的淡化必将釜底抽薪，使资本逻辑横行、拜金主义泛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成为巴比伦塔之类的空中楼阁。因此，为擢升民族意识、保全民族在国家消亡之前立于不败并使其利益最大化，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使承载民族情感与价值、审美与认知的文学经典当代化。这既是优秀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也是温故知新、维系民族向心力的必由之路。于是，如何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面临危机之际，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守和修缮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极其紧迫的课题。这其中既包括守护优秀的民族传统，也包括吸收一切优秀的世界文明成果，努力使美好的价值得以传承并焕发新的生命。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一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可以迎刃而解的。

　　遗憾的是，目前充斥我国文坛的恰恰是山寨版产品，以至于精神垃圾较之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文学语言简单化(却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却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却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却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化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进而言之，作为我们民族文化根脉和认同基础的语言正日益面临被肢解和淹没的危险。看看我们的文艺作品(比较极端的例子如新近的《亲密敌人》，相对普遍的则是夹生洋文充斥的新新文学、网络书写)，但凡敏感一点的、读过都德《最后一课》的人都会毛骨悚然，因为这才是真正的釜底抽薪。面对外邦入侵，都德借人物“老师”之口对同学们说：“只要法语不灭，法兰西将永远存在”。而当今世界，弱小民族(部落)的语言正以高于物种灭绝的速率迅捷消亡。难道我们不应对自己的语言危机有所警觉吗？遗憾的是事实并非如此。我们的许多知识分子尚且缺乏意识和警觉，何况少男少女！诚然，即使是在同属西方体系的欧洲，譬如法国、德国、意大利或西班牙等等，像《亲密敌人》这样的影片大抵不会有人去拍，且不说它所张扬的是那样一种浮世绘式的西化的“虚荣尚贵”生活。

　　凡此种种所承载或导致的价值混乱和认知错乱愈演愈烈。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然而，危机是全人类的。用我们古人的话说，“城门失火，殃及鱼池”；“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今，就连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也感到了来自资本主要支配者的话语压力。都德所谓“只要法语不灭，法兰西将永远存在”的著名论断有可能反转而成为箴言。强势的资本话语似黑洞化吸，正在饕餮般吞噬各弱小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作为大到世界观、小至语言、风俗、情感等等的重要载体，正在消亡。其症候之一便是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化”(主要是美国化)流行声色。

　　人类借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民族语言文学作为人文核心，其肌理决定了它作为民族认同的基础和文化基因或精神染色体的功用而存在并不断发展。因此，民族语言文学不仅是交流工具，也是民族的记忆平台、审美对象，还是民族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这就牵涉到语言文学与民族之间那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正因为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邱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非要他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当然，他这是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用以指涉传统。而语言永远是最大的传统。问题是，我们在做些什么？从幼儿到研究生，国人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已然远甚于母语，以至于不少文科博士不擅用中文写作，罔论文采飞扬。于是，有家长愤而极之，居然将孩子关在家里并用《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弘扬“国学”、恢复“私塾”。殊不知人类是群居动物，孩子更需要集体。多么可怕的两难选择！

　　总之，西风浩荡，肯德基和麦当劳、好莱坞和迪斯尼占据了全球儿童的共同记忆，而英语正在成为许多中国孩子的“母语”。这才是最糟糕的本末倒置。

　　顺便说一句，好莱坞是白宫顶层设计的产物。早在20世纪40年代，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就曾明确指出，若论什么是影响人们思想观念的最佳武器，电影首当其冲。有鉴于此，他曾下令有关方面要以宣传美国的政策和政府的努力为目的。这多少与美国的全球野心有关。当然，这与西方一以贯之的人道主义并不矛盾。相形之下，我国大片尽管正在出现好的苗头，但总体上表现出价值混沌、立场模糊、灵魂缺席、题材狭隘等诸多问题，与核心价值体系建构的呼声相距甚远。譬如《泰囧》这样的叫座影片，不是恰好见证了我们一味傻乐的欣赏水平吗？！但当其一旦置于好莱坞，甚至宝莱坞(如《三傻大闹宝莱坞》)作品之间，也是良莠即分、高下立见。至于各国电影如何不同程度地受到好莱坞的影响，则是另一个问题。当然，电影与其他文艺一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这也是许多好莱坞电影不那么“主旋律”、不那么符合顶层设计的重要原因。进而言之，强势文化有资格“多元”并存。这也是资本主义的基本承诺，尽管金钱是其真正的上帝。

　　而民族与世界，本应是个别与全体的关系，但现实常常不尽如是，它有所偏侧。于是，世界的等于民族的似乎更符合实际。然而，世界是谁？它常常不是全人类的总和。往大处说，世界常常是少数大国、强国；往小处说，世界文学也常常是大国、强国的文学。这在几乎所有世界文学史写作中都或多或少有所体现。因此，世界等于民族这个反向结果一直存在，只不过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表现得清晰明了和毋庸置疑。盖因在跨国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决定一切。资本之外，一切皆无的时代已经来临。而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和去民族化意识形态色彩，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如何从我出发，知己知彼，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地了解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取利去弊、有持有舍、进退中度、创造性地守护和发扬全人类的美好传统，使中华民族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上获得提升和超拔，无疑是中国作家、中国学者和全体中华知识分子面临的紧迫课题。它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为重要，对于守护世界文明生态、抵抗资本的非理性发散与膨胀同样意义重大。

　　熊元义：而中国当代文艺化解世界等于民族这个反向结果，就是重铸中华民族开疆拓土之魂。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华民族不仅需要岳飞、文天祥这样保家卫国的英雄，更需要卫青、霍去病、薛仁贵这样开疆拓土的民族英雄激励民族奋发图强，开拓创新。打铁还需自身硬。当中华民族具有这种开疆拓土的民族魂魄时，中国当代文艺就不会困扰于这种民族与世界的矛盾中。

　　陈众议：我并不否定跨国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一环，即资本在完成地区垄断和国家垄断之后实现的国际垄断。它的出现不可避免，而且本质上难以阻挡。马克思正是在此认知上预言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不分国别、不论民族，为了剥夺的剥夺，向着资本和资本家开战，进而实现人类大同——社会主义。但前提是疯狂的资本逻辑和技术理性让世界有那么一天；前提是我们必须否认“存在即合理”的命题，并且像马克思那样批判资本主义。这确乎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若不为，则意味着任由跨国资本毁灭家园、毁灭世界。

　　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向马克思学习，在认清资本丑恶本质的基础上批判跨国资本主义，从而对诸如波拉尼奥、村上春树、纳瓦勒·赛阿达维、伊萨贝尔·阿连德等东西方国家的“国际化”写家以及我们的某些“80后”、“90后”作家，甚至知名作家的去传统化写作保持足够的警觉。由此推延，一切淡化意识形态或去政治化倾向(尽管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同庸俗社会学一样有害。在此，苏联解体之前的文学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前车之鉴，而苏联(特别是流亡)作家接二连三地获诺贝尔奖同样意味深长。但是，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遭受的各种挤压。这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关系甚微。盖因利益才是当今世界发展与碰撞的深层机制和最大动力。

　　若非从纯粹的地理学概念看问题，这世界确实不常是所有国家、民族之总和。在很大程度上，现在的所谓世界文化实际上只是欧美文化。强势文化对弱势文化的压迫性、颠覆性和取代性不仅气势汹汹，本质上也难以避免。回到“民族的不一定是世界的”这个话题，文学是最可说明问题的，盖“文学最不势利”(鲁迅语)。但是，它充其量只是世道人心的表征，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世道人心，却终究不能左右世道人心、改变社会发展的这个必然王国，而自由王国还非常遥远。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的作家并没有真正参与到这个跨国公司时代的狂欢当中，除非他们甘愿接受资本支配者的立场和方法。至于那些所谓的后殖民作家，虽然他们生长在前殖民地国家，但其文化养成和价值判断未必有悖于西方前宗主国的意识形态。像前些年获得诺贝尔奖的加勒比作家沃尔科特、奈保尔和南非作家库切，与其说是殖民主义的批判者，不如说是地域文化的叛逆者。沃尔科特甚至热衷于谈论多元文化、指责那些具有强烈本土意识的作家是犬儒主义和狭隘民族主义者。

　　文艺理论亟待重构

　　熊元义：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发展首先应从反思中国当代文艺批评实践出发。然而，这方面似乎我们做的很不够。有些文艺批评学著作十几年来除了梳理和介绍西方当代文艺批评方法以外，就没有增加任何新的内容。而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的乏力，主要制约于文艺理论的滞后。如果当代文艺理论没有一个根本的飞跃，文艺批评就不可能对文艺创作真正给力。

　　陈众议：重建文艺批评理论的首要问题是弄清文艺批评理论的现状。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创作遭遇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数量上的剧增，另一方面却是质量上的下滑。面对那些对文艺创作感到失望的声音，首先应该检讨的就是文艺批评。因为，批评没有很好地发挥干预、疏导的功用。今天的现状是，一本书出来后，要么是赞扬、推崇，要么是恶搞、臭骂。公允、中道、与人为善的建设性批评严重缺失。想想傅雷对张爱玲、李健吾对巴金、卞之琳对杨绛的批评，难道我们不应该感到汗颜吗？文艺批评究竟有没有把批评上升到世道人心、国风民意的高度？有没有构建引领中国文艺走向的基本规范的自觉？不管是原理也好，方法也好，又或者是话语体系，总之应该拿出一套东西来，否则中国的文艺就没有准绳。

　　批评的失位恰恰是因为缺乏正确的理论基础和立场，而后现代主义的绝对的相对论助长了这种态势。由于批评缺乏价值标准，所以，今天说这个好，明天又说那个好。我记得卫慧、棉棉这批作家“横空出世”时，批评界有许多人追捧她们，还由此制造了一系列概念，诸如美女写作、私小说等等，于是实际上起到了推手的作用，从而把文艺引向了一个可疑的甚至错误的方向。但是，意识形态一干涉，批评又转而不理睬这些作家了，甚或跟着臭骂一通。因此，当下文艺出现的种种问题，批评是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批评家首先要自我检讨。包括本人在内的外国文艺研究界在引进和介绍外国文艺过程中的来者不拒、囫囵吞枣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内外结合，导致我国的文艺理论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偏颇，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引进照搬较多，自主创新较少。

　　远的不说，即使近几年，中国知识产权贸易严重失衡，赤字巨大。拿原创文学作品而言，2009年我国出版长篇小说近3000部，各种文集1.5万余种，网络长篇小说100余万部，但真正走出国门的微乎其微。即使有个别作品侥幸输出，其质量也未必上乘。相当一部分甚至是有明显立场问题的。至少是在文学批评领域，只消稍稍点击一下关键词，你就会发现，相当一部分学者的成果仍在不加批判地照搬西方学者的政治立场、观点，于是乎主体性、叙事学、后殖民、后女权以及多元、相对、狂欢或者流散、互文、解构等等，充斥学苑。

　　二、关注西学较多，重视东学较少。

　　不少人正从将小孩和脏水一起倒掉的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食古不化的十全大补。这是郑振铎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抨击第一次“国学回潮”时所说的话。现如今，我们当中的有些学人甚至无视100多年来无数先驱寻找马克思主义、借鉴苏联经验，尤其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不是崇洋，便是复古，甚至把封建迷信也一股脑儿地当作宝贝和学问。而西方的文化产品登陆我国市场更是如入无人之境。好莱坞电影、国际大片不必说，许多文学作品和学术著作也犹如“最高指示”，恨不得传达引进不过夜。比如丹·布朗的最新小说、一些美欧著名学者的著述，几乎都是中外同步发行的。总之，食洋不化现象所在皆是。幸好地球是圆的，东西方还有时差。

　　三、微观研究较多，宏观把握较少。

　　季羡林在《神州文化集成·序》中认为，“东方重综合，西方重分析”。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谁说我们丰富多彩、博大精深的经、史、子、集中没有分析？问题是，这些年来不少学者不知不觉、慢慢习惯了钻牛角尖式的问学方式，似乎非如此便谈不上什么学问。这不是数典忘祖吗？在目下众多令人眼花缭乱的学术著作和各种论文中，“马尾巴功能式”的研究不在少数，以至于有的研究人员大半辈子津津于某个作家的某部作品的某个枝节问题，对西方学者的观点和方法趋之若鹜、如影随形，而且乐此不疲，汲汲于蜜蜂式的重复。

　　四、就事论事较多，规律探讨较少。

　　在人文领域，尤其是文学领域，且不说重大的理论体系，即使是一般学术规律都乏人探询。九叶诗人袁可嘉曾经用12个字概括西方现代主义，谓“片面的深刻性，深刻的片面性”。我认为是非常精辟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看近30年走过路，反思一下从形形色色的现代主义到五花八门的后现代主义，我们有多少建立在扎实的辨章和深入的考镜基础之上的概括和论述？

　　五、生搬硬套较多，分析批判较少。

　　没有立场，更谈不上原创的方法和独特的观点。人云亦云，必然导致批评的阙如。而且学术界多少存在着一个误区，认为真正的学问必须避开马克思主义、淡化意识形态。殊不知淡化意识形态也是一种意识形态。比如所谓的纯形式、纯学术批评；又比如一味地追随洋人、推崇西学、惟洋人马首是瞻，试图拿张爱玲或徐志摩或穆时英或沈从文或林语堂或周作人取代鲁、郭、茅、巴、老、曹。我不是说张、徐、穆、沈、林、周一无是处，也不该因人废文，但厚此薄彼显然是有利于所谓的“多元化”(实际则是跨国资本主义的一元化，因为只有在众声喧哗、众生狂欢的环境中，跨国资本才如鱼得水、犹龙入云)；再比如当下充斥文化市场的那些戏说、话说、恶搞或调笑，恰好与网络的虚拟文化殊途同归，正极大地消解着传统(包括真善美与假恶丑的界限以及对于发展中、崛起中的中华民族还至为重要的民族向心力和认同感)。

　　如上五种倾向相辅相成，正与混乱的评价体系和“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等可怕局面形成互动，从而演变为恶性循环。

　　由是，批评标准或范式的重建实在是一个非常迫切、又相当复杂的问题。我们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观点，或者一种思潮，而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一种弥漫的氛围，从文艺界内部到媒体，再到社会环境，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艺批评的问题显然已经不是一天两天能解决的了。但是，作为这一代学人，我们又必须去面对它，并尽可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

　　熊元义：中国当代文艺的发展已由赶超阶段逐渐转向创造阶段。在这种历史发展阶段，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究竟是不能离开理论思维的。”可是，中国当代文艺界却存在一种蔑视一切理论的思想倾向。这种拒绝理论的思想倾向提倡文艺发展的多元化。

　　陈众议：批评面对的最大问题是没有主心骨，没有一个大家相对认可的价值标准。同时，批评不能把精力过多地投入到各种泡沫式的文艺现象和追尾式的跟风上，但又不能对时代的文艺现象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关注文艺现象，却并不被现象牵着鼻子走，不能把“存在即合理”带入文艺批评、为现象当吹鼓手，从而忽略民族、时代对文艺的本质诉求。有人一旦看好一个作家，不管对方写什么，都照单全收，这便丧失了批评家的基本立场。批评家如果只是跟着现象走，最后就会被层出不穷的现象所淹没。我认为，批评家与作家作品及文艺现象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距离，并做一些基础性的工作。譬如批评标准或范式的讨论与重建。这不是要回到一言堂或简单的二元对立。这需要从文艺本体论做起，回答文艺何如、文艺何为、文艺何从等一系列基本问题。这些都需要批评界能够潜下心，由表及里、由浅入深地研究问题、探询规律，为读者和观众提供可资借鉴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都说这是个相对的世界、多元的社会，其实这个相对和多元本身也是相对的。而且，正因为相对和多元，才更需要主见。所谓纲举目张，讨论本质问题，包括价值标准和审美标准的讨论与重构迫在眉睫。不要忘记文艺是价值观的载体，而相对统一的价值观是一个国家最大的软实力，文艺工作者应当尽可能地引导文艺向着对民族有利的方向发展，而不是消解自身的向心力和认同感。不管是研究中国古典文艺，还是研究现当代文艺，又或者研究外国文艺，其实都是为当下和未来的文艺发展服务，都是为民族的立场和审美服务。任何一个作家，即便是三流的，只要他认真写作，就会营造出一个相对独立的时空、思想和立场，读者一旦进入他营造的氛围，就很容易被他的价值和审美取向所左右。这就是文艺的力量，也反映出文艺要担负的责任有多么重大。这正是我们必须重构中国文艺理论的原因。在文艺普遍向下、向窄、向内、向小、向虚的事实面前，重构文艺理论意味着承认规律的同时进行必要的纠偏与疏浚。

　　文学原理必须重写

　　熊元义：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中国当代文艺批评之所以乏力，是因为在文艺理论上不够深刻。中国当代文艺批评界在文艺理论观念上存在不少糊涂认识，以至于不能深刻地把握文艺作品。

　　陈众议：最基本的工作是对以往的文学原理，还有一些重要的理论和方法进行系统的清理，对文学界习以为常的观念、话语提出挑战。譬如“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又譬如“形式即内容”或“一切皆符号”，等等。而之所以出现如此之多的伪命题，归根到底是因为我们的文学没有对传统及大量引进、借鉴的西方文学理论进行必要的反思，没有站在我们时代的高度和民族立场上对其进行系统的筛选。无论是从方法论角度，还是从认知和价值判断的角度来评价，现存的文学理论书籍中，都或多或少存在着似是而非的概念。其中的某些低水平重复和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令人发指。比如“意境”，很多作者解释它的时候，直接搬来刘勰，再加一些孔子的观点，甚至把当代西方文论及文论家的说法也拿过来。但是，“境”在历史维度下是如何变化的呢？却没有给出很好的阐释。

　　所有文学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一旦脱离具体的历史环境，它的含义就会延异。总之，一切文学概念均无法独立生成，“我们一定要把它们放在历史的维度下来进行解读，并与现实关联起来。否则呈现出来的文学原理只会是一个毫无逻辑的理论拼盘或杂烩。当然，偏听偏信时鲜谬论更要不得。

　　目前中国文坛的批评话语和方法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对理论体系的漠然或憷然，这与多年来解构风潮不无关系；二是概念混乱，载道说、崇高说和游戏说、消遣说彼此消解，拥经典与反经典、本土主义与世界主义杂然并存；三是方法芜杂，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实证批评与印象批评、意识形态与形式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等自说自话、互不关涉；殊不知全球化时代我国文艺的主要矛盾是趋同与守护、发展与传承，一如我国社会的最大国际矛盾是跨国资本与民族利益，最大国内矛盾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换一个角度说，当批评怎样都可以时，它也便失去了应有的功能；同样，当文艺什么都是时，它也便什么都不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