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炜:充分写出自己才是尊重读者

　　近日，《万松浦记：张炜散文随笔年编》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是张炜本人对自己过去三十年的散文、随笔创作的一次梳理和总结。书稿采用纪年的方式编排，在时间轴的横向坐标上一路展现作家的创作和思考。

　　作为一个行走在野地上的行吟者，张炜的写作是基于不断拥有的坚韧和自知的收获上的，并因关注齐鲁大地上的自然物华，育成一种躬醒的习惯。正因为如此，要读懂张炜并不太容易。但同时，作为一个专注严谨的作家，张炜的创作因为承担了记录和思辨时代的责任，是无法被忽略的。而相对小说，散文这种体例，更能反映出作家写作当下的思索和情绪，对于理解作家的创作有着更好的启示作用。因此，本书可以说是解读张炜精神世界的最好文本。

　　业余的写作状态才最好

　　悦读周刊：您曾经在20年前，也就是上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说自己人生最大的期望是要成为一名作家。希望通过作家自觉劳作的艰辛和时光的消磨来沉寂坚定的修行。现在，当您作为一个已经功成名就的作家，又如何来看待自己人生的最高期望呢？

　　张炜：我原来说有一个志向，在未来成为一个作家。现在可能有的人听了以后讲，作家很多了，一个人一辈子要定一个志向应该是很高的，为什么这样低呢？但是我认为作家的含义不是那么简单的，不是单纯的小说家，也不是单纯的散文家，甚至不是单纯的诗人。我曾经最高的理想是从事诗的写作，做一个诗人，后来发现这方面的才能不足。而做一个作家，目标就更高了。

　　我的写作接近40年了，这次收入的散文最早是1982年写的，可见虚构的作品(比如小说)比直接言说的散文作品还要难写。正好晚了10年才收入集子，其实之前还有很多文字，今天看了很羞愧，所以没入选。

　　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作家，不光是一个能够虚构故事，不光是写写议论的文字，他要能够面对生命全部的复杂问题，发出个人真挚深刻的、有高度的、具有跟这个时代对话的能力。各种各样生命的设计，生活的设计，能够回答。他不仅是一个记录者，一个浪漫的想象者，还是一个对于未来具有强烈探索精神、对于过去有一个完整而深刻的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总结的力量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作家是何等高大的称号，这绝非一般意义上的作家，绝非从职业意义上所界定的作家的概念。

　　悦读周刊：写作是一件辛苦的事情，作为专业作家，您如何分配时间以保持充沛的精力？

　　张炜：我现在是所谓的专业作家，但我认为过分的职业化是有伤害的，如果一个人到了八点半吃了饭之后在桌子面前，8：30开始感动，11：30感动停止。专业的写作者莫过于工作惯性的磨损和伤害。我少年的文学的理想原是不错的，做个业余作者是最正常的，后来失去了机会，做了个专业作家，慢慢领悟到恢复业余写作的状态才好。

　　当年业余写作的时候星期天都要加班，所有写作的时间都是晚上，两点半以前没有睡过觉，《秋天的愤怒》之前是这样。那些文字有张力很有生气，包括《古船》的阶段，没有被职业化的写作拖得很疲惫。成熟的作家是凭着专业熟练度工作的，文字凭着惯性滑行，似乎很漂亮，但是这些文字没有生命力，他的神秘的力量从字里行间消失了。我个人警惕这些。

　　我大量的时间还是用在做实实在在的工作，不停地在胶东半岛地区穿行，案头上的时间越来越少。比如说万松浦书院的工作，需要很细致。尽可能让自己的创作回到业余的状态。平庸的写作者无论产量多么高，影响多么大，发行多么好，都没有多少意义。

　　悦读周刊：您是纯文学的代表人物，您怎样看待纯文学作品跟普通读者、文学市场之间的关系？

　　张炜：大众媒体以非常通俗的文学和艺术形式推广，是好事情。但是有个前提，不能过于急躁。比如文学走出去，拍成影视作品，这有积极的意义，但不要过于急躁。作品与影视完全是不同的。它们是两回事。纯文学作品压缩情节放大细节，所谓的诗性写作不完全是以故事来实现的。有人说，所有的诗性写作都不太在乎读者，是极而言之。心里装了太多的读者，一般来说不会是个杰出的写作者。真正尊重读者的作家，就要充分地写出个人，读者等待的不是一次性的满足，而是读到让他惊讶的非常偏僻的个体生命，所以说最尊重读者的，还是充分写出自己。把读者当成上帝的人，一定是急于推销自己的商品，而心灵不是商品。

　　作家必须要接地气

　　悦读周刊：您常常被认为是中国文坛最沉寂最沉醉的精神守夜者，精神守夜者是很有意味的比喻，我们有对精神守夜者不同的理解，您是如何理解这个评价的？

　　张炜：精神守夜者，大地守夜人，道德理想主义，这些符号式的东西在评论里频频出现，即对我寄托了很高的希望，又是很高的评价，留下了个人努力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把我相对简单化、标签化了。一个写作者不要说是从少年写到青年再到中年，还要写到老去，一生要经历一个复杂坎坷的过程。

　　一个写作者的虚构作品当然可以写得很饱满，可以淋漓尽致地表达，这是个人表达的重要形式。但是心里有一部分东西还需要直接地把它说出来。

　　作家的梦想、幻觉、激情，很多感性的东西有时候也要通过散文来表达，这需要同样饱满的激情、生命投入。

　　所谓的诗性写作，所谓的精神守夜者，都是一些概括，评论者的概括。我的意思是作家要通过不同的管道进入生命世界，把人类的生存经验用各种方式得以延伸，把人性里最偏僻的角落得以伸展，这是非常复杂的工程。

　　如果满足于做一个道德理想主义者，会是相当的虚空。作家必须接地气，要有处理复杂的现实问题和精神问题的能力。如果仅仅构筑个人的所谓的优美精致的文字，这种写作者是相当单薄的。他必须进入语言表述的内部、细节，必须进入人性、生活、苦难、底层这些细节，而不是限制在这些概念之中。所以我个人长期以来在这种标签式的、带着良好希望的评论和读者的愿望面前，又是理解又是感谢，但就是不能止步。真正意义上的探索一定会被误读，但是个人顽强的生命力，恰恰在于他能够用自己的劳动，不停地去解除这种误读不是靠一个声明去解除，而是要通过漫长的劳动去解除。

　　时间会给人强大的鉴别能力。“经过了必要的时间之后，每一个人都将各归其位”，但是当代人在喧嚣的局面下，有时候会混淆很多问题，最基本的判断力都会丧失。这或许只能留给时间去解决。最优异的个体生命，如一些评论家、记者、诗人，他们的一支笔在不停地剥离和分辨，不停地区别细节，寻找差异。这不是一种高高在上，而是参与整个社会的讨论。道德理想是非常好的，但是人的理想不会一样，“理想”加上“主义”是非常可怕的，是凝固的标签。强烈的道德感是古今中外所有作家最重要的写作动力，但缺乏道德化同样是不好的。

　　悦读周刊：直观上，您的散文作品经历了几个阶段，而这些背后您的创作心路历程又是怎样的呢？

　　张炜：我写散文和诗是最早的，那时候阅读了美国的“萨洛扬”一本小说集《我叫阿拉姆》，他说白天在叔叔的葡萄园里劳动，晚上就写自己的小说、散文和诗，这本书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出生的地方是个很大的葡萄园，白天在葡萄园里干活，晚上实现作家梦，这多美好。那时候写了大量的散文和诗，写了一百多万字的文字，可是一篇都没有录入到这本集子中，因为拿出来看很羞愧，文字很幼稚，一些见解也很可笑。

　　但是我1973年的小说就收在集子里了，可见有时候虚构类作品要比散文和诗容易一些。作家可以写出比较有名的长篇巨作，可能写不出一篇好的随笔散文，因为这是裸露的个人思想与精神。

　　中国古代了不起的文学家首先是写诗和散文的，只有到了曹雪芹以后才把小说的边界稍微扩大了一些。诗和散文的元素囊括在里面。《红楼梦》是标志性的文学事件。

　　任何生命都在不断老去，每一个阶段往前走，表达是不同的。这些文字对我个人来说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最重要的。

　　它们不光包含了事件的记录，还有个人深夜里隐秘的抒发，这些文字是相当的复杂、斑驳。它记录了我所参与的历史，是我个人一部最完备的自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