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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没有彩排，心灵寻找依托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2月10日01:06 来源：新闻晚报 朱军讲述春晚背后的故事
人生没有彩排，心灵寻找依托
蛇年春节的脚步越走越近，离新一年央视春晚揭开面纱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保密许久的总导演哈文首开金口，针对近来百姓热议的春晚话题逐一回应，在谈到主持人风格时她幽默地表示：“一定说人话”。对主持了16年春晚的朱军来说，更需要担负并实现总导演这一新要求。到底什么是“人话”？蛇年春晚上的“人话”又该怎么说？关于春晚，朱军又要和我们说些什么呢？
今年春晚语言有变化
杨澜：如果要说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迁徙，那当数中国人春节回家的脚步，而这世界上收看人数最多的电视节目，当数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而主持春节联欢晚会次数最多的，就是我们今天的嘉宾朱军。今年是你主持春晚的第17个年头了，每年到了春晚的时候，就有各种各样的猜测和期待。哈文导演说今年我们主持人要改革了，要说人话了。那过去朱军都在说什么话呢？
朱军：其实我特别理解哈文导演的意思，她是说今年从语态包括词汇组织，都要更接地气，更贴近百姓，而不是高高在上，不是空而大的话，要说得更实在。
杨澜：那你过去说的是空而大的话。
朱军：你就钻这个空子。语态跟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变化是同步的，比如说前些年在我刚开始主持春晚的时候，我们的经济没有现在这么发达，中国的国际影响也没有今天这么大，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给自己打气，我们需要说一些气宇轩昂的话。
杨澜：现在都讲什么体，比如甄体，有没有一个体叫春晚体，就是有一些话你是年年岁岁都要说的。
朱军：春晚体不敢说，但是有些功能性的话，无论你用什么样的语气去表达，都一定要说，比如说武警部队，大家都在放假的时候，恰巧是他们的神经要绷得更紧的时候。
杨澜：所以要给他们拜年。
朱军：我们要向全国各族人民，全世界中华儿女拜年，因为这是咱们的中国年嘛，这少不了吧，这是功能性的话。
杨澜：火车再难挤，人们也要回家过年，再怎么众口难调，春晚也还是要看的，这成了中国人一年一度的仪式。在日渐多元的文化时代，春晚仍是最大众的情感共鸣箱。然而随着人们欣赏水平的提高，对于春晚的评价早已不仅仅是追捧和赞扬，在坊间也多了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而对于春晚的主持人，人们普遍反映的就是主持人说话的雷同和重复。如此雷同和重复，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厌倦？
朱军：没有，因为每年的经历不一样，每年感受到的身边的变化包括自己的变化都不一样。作为一个主持人，在现场无论如何那根筋是要绷着的，是要兴奋的，所以我没有觉得哪句话我已经说厌倦了，而且每一年的语气不一样，因为经历不同。
杨澜：你有没有想过在春晚舞台上，真的去突破一点，更有自己个性的，有创新的东西。
朱军：我真想过，从着装到发型到语态，我都想彻底把自己砸碎了，再塑一次。但是当我真的有这种想法要实施的时候，还是胆怯了。
杨澜：为什么？
朱军：因为它太受人关注了。每年的春晚收视率在最好的时候有97%、98%。这已经成为一种民俗了。春晚完成了一个转变，实际上就是从原来的欣赏观看到现在的陪伴。原来家家户户放下手中的活，都是聚精会神在那儿看春晚，现在不是了，可能该打聊天就聊天。但是我敢肯定，只要能够收到电视的地方，在除夕之夜，家家户户的电视一定是要在春晚这个频道上停留的。
得意的时候要淡然
杨澜：你有着长达17年的春晚主持经历，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与其说春晚成就了你，不如说你见证了春晚。这当中，既有你的成功与喜悦，也有挫折与悲伤。
朱军：我觉得自己最大的失误，还是那一年我指猴为羊。我当时完全无意识，走到台口了，周涛捅了我一下说我错了，我说，我哪儿错了，她说，我把猴年说成羊年了，我说不可能，我怎么能把猴年说成羊年呢，周涛说，她就属猴的，她特别敏感，说我就是说成羊年了，我都觉得不是真的。但后来我回到家之后，特别有意思，一推开门，家里灯全黑着，我一下心里挺不高兴的，说家人怎么都睡了。
杨澜：没等你。
朱军：结果我把边上的灯一开，突然间全屋的灯都开了，我一看，十几个好朋友不约而同听完零点钟声之后就奔我们家了。他们一定觉得我需要安慰，然后就奔我们家了，把酒菜什么都弄好了，酒也都温上了。那一年其实我没喝多长时间就醉了。我觉得自己还是没从那个情绪中走出来，后来我写了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就叫《羊年的遗憾》。我大概是这么写的，我说那两年是我主持生涯当中，获奖最多的两年。我拿遍了中国主持人可以拿到的所有的奖项，比如说金话筒、金鹰奖、还有一些其它的奖，可能我就有点得意，老天爷可能是用这样一种方式来提醒我，使自己警醒：得意的时候一定要淡然。
杨澜：其实正是这种直播，它的风险刺激都来自于没有补救的机会，虽然已经过了很多次的排练，但是在现场总会有临时的状况出现。比如说，还有三分钟，但是可能前面有一个小品短了一点，导演会说朱军上去说三分钟，那种时候，你心里会不会咯噔一下，天呀，要说三分钟？
朱军：我曾经历过一次，真的是让我揪着心，嘴必须在脑子前面，我没有时间去思考。郎昆当春晚总导演那一年，零点前原本有一个节目，但是一算时间不行了，这个节目的长度大概是3分20几秒，要放到零点以后了。郎昆就过来对我说这个节目完了以后，你上去说一分钟话。我抬头一看，台上演节目，离我上场不到一分钟时间，只有几十秒。我真是一身冷汗不停地擦手。节目一结束，我拎着话筒就上去了，这次算是我比较成功的经历。
人生最大幸福是亲情
杨澜：我觉得做春晚的意义，其实已经大过了一场晚会、一个娱乐节目，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心理的某种抚慰，经过了这一年，大家有各自的辛苦，可能有挫败，也有成功。但是回到家里，需要一种心灵的安慰，知道在这样一个脚步非常快的时代，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可以hold住的，可以依靠的，还有一些东西是不变的，比如说亲情，比如说家庭。
朱军：我非常赞同你。
杨澜：在这个舞台上也有你自己个人的人生经历所发生的一些变化。比如说，也有父母离开自己的那一年，你会不会把一些个人的经历和情绪也带到那一年的春晚当中。
朱军：因为我父亲是99年去世的，但是在2000年的时候，恰巧，不是我要求的，导演组给了我一个任务，让我演奏一段单簧管，可能有的观众不知道，我父亲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单簧管演奏家，在他们那一代人里，他的技术非常好，演奏了一辈子单簧管。我11岁开始跟他学习，学了几年，虽然最后半途而废，但是毕竟还有一些基础，导演通知的时候，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杨澜：天意。
朱军：真的是天意，我给家里打电话，他们就把我父亲吹了一辈子的那支单簧管给我带来，我就用那支管录的音并且在现场演奏。《花儿与少年》，那是我父亲在教我学单簧管的时候，除了练习曲之外，我吹的第一个旋律就是《花儿与少年》。我觉得它真的就像是天意一样，我在舞台上传承了父亲给我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完成了一个交接。
杨澜：其实我觉得在那个时刻，不仅仅是有一个机会去纪念自己的父亲，也可以说在那个舞台上，在那个时刻你就是你的父亲的化身。
朱军：就像我代替父亲站在那里，或者说我还是我，但是我用这种方式，给了他一个从事一辈子音乐的演奏家特别大的安慰和告慰。
杨澜：2005年，你和冯巩演的小品大家也是比较津津乐道。 《笑谈人生》，其实在小品中，你也提到了你的母亲，据说那个小品诞生的时间非常短，甚至可以说它并不在计划当中。
朱军：那个小品的成功是个意外，意外之外又是必然。那个小品呈现出来十几分钟时间，但是我觉得我跟冯巩为这个小品分别准备了几十年。如果当时我们到兰州，冯巩不去医院看我母亲，没有那一张在病床前我们俩跟我母亲的合影，那个作品就没有了眼儿，没有了核。我如果没记错的话，《笑谈人生》，从我拿到第一稿，到最后除夕之夜播出，总共改了70多遍。恰巧那个作品，是一个特别耗情感的作品。
杨澜：那当然，它每次都往人心里最深的地方扎。
朱军：我每次拿到母亲的遗照，瞬间泪如雨下。
《艺术人生》的是与非
杨澜：一个人最强的一方面，往往成为最大的一个障碍，比如说在《艺术人生》上升期的时候，人的情感，人的故事，在这个节目当中打动了很多人，但是后来随着节目的发展，大家开始质疑，特别是这个小品在春晚播出之后，有人说艺术人生就是煽情，赚取眼泪，甚至有说骗取眼泪，或者说朱军做作，不真实，你自己内心感受是什么？你觉得委屈吗？
朱军：在这些问题上，我觉得自己的内心出奇得平静，我没有为任何这样的说法所动摇过，或干扰过。因为我一直在说，我特别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我经常会问自己的内心，这真的是你要做的吗？我说是。所以《中国文化报》说《艺术人生》，从是什么力量让你泪流满面，一直到收起你煽情的眼泪吧。
杨澜：这些标题其实你都还记得，说明你在乎。
朱军：也许我潜意识当中是在乎，但就我而言，我没有因为这些事而改变自己，或者说更多。
杨澜：比如说我们也可以说点俏皮话呀，多说点网络语言。而且你以前是相声演员出身，你比任何人都有这个条件。
朱军：实际上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之后还是想做一些能够引发人们思考的东西。船大难掉头，一个这么多年的栏目风格定位可能已经形成了，从自己内心来讲的话，那个根还是不想动。我希望所有《艺术人生》的观众，无论是有经历的，还是那些正在追逐的年轻人，都能够在我们的嘉宾身上看到一些他们需要的东西。
杨澜：世界上大概没有其他的国家，像中国这样，在农历新年的时候，数亿人奔波在路上，不辞劳苦地一定要回到那个被他们称为家的地方，我看到的是无数的心灵在寻找着自己的归属和依托。从这个意义上说，央视的春节晚会也早已超越了一个电视节目，而成为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成员。无论它的形态怎么变，它真正的语言只有一个，那就是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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