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曼·马内阿的“巢穴”

诺曼·马内阿

　　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1936年生于罗马尼亚布科维纳。1986年，他前往西柏林，后定居于美国纽约，是当今作品被翻译得最多的罗马尼亚作家，其作品获得过不少文学奖。

　　诺曼·马内阿(Norman Manea)的《巢穴》(罗马尼亚语原文为Vizuina)描写了一些生活在美国的东欧知识分子(显然是作者所熟悉的罗马尼亚人)的生活和言行。

　　这些流亡知识分子大致可分为三个年代的人：最老的一代以科斯敏·迪玛教授为代表，他的弟子辈以该小说的一号主人公奥古斯丁·戈拉教授为代表，还包括米赫内阿·帕拉德教授、科齐大夫等人。再下一辈的，就是另一个主要人物彼得·加什帕尔。

　　最早来到美国的，是大师迪玛。后来，帕拉德经过在美国的迪玛和在国内的戈拉的帮助，也来到美国。再后来，帕拉德教授在美国被人杀害。这位米赫内阿·帕拉德在罗马尼亚当大学生时，曾跟戈拉教授一起参加过地下读书会，即小说中经常提到的“阁楼上的嫌疑者聚会”。他本以为在美国能过上好日子，却不料被人莫名杀死。

　　戈拉后来也来到了美国，他是靠妻子露德米拉(简称露)的家族在国内的影响力得到护照的。但露没有跟来。戈拉来美国时，一开始靠富尔布莱特奖学金，后在“美国之音”工作，再后来在州立大学获得了一个临时岗位，再后来当了大学教授。

　　早年，戈拉教授娶露之前，跟一个叫爱娃的女人有过一段婚姻。爱娃后来嫁给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检察官大卫·加什帕尔(早年的钟表匠)，生了儿子叫彼得。

　　彼得·加什帕尔也是这篇小说的主要人物，他跟表姐露(即戈拉的前妻)一起来到美国，一度共同生活。彼得·加什帕尔到美国时，曾有一份纽约大学博士学位奖学金，但他没有利用，而是靠打工过着艰辛的日子。他翻译过航空公司的菜单，开过出租车，在加油站打过工，后在阿瓦建院长和戈拉教授的推荐下，当了大学教授。

　　露在美国也干过种种零活，后来在科齐大夫的诊所工作。而这位科齐大夫，跟戈拉教授是小时候的同学。于是，后来发生了戈拉教授到科齐大夫诊所找寻前妻露的故事。

　　彼得当上教授后，曾给一个没交考试作业的女学生好分数，结果引来了该女生一系列充满“反讽”意义的信件。但令人料想不到的是，后来，他跟这位叫塔拉·内尔森的女学生之间发生了一系列故事。

　　彼得就帕拉德之死写了一篇文章，估计得罪了一些人，后来，他收到了匿名的死亡威胁明信片，疑心此事跟他的文章有关。为此，他曾经几次打电话给智者戈拉，向他求解，不过，戈拉更多的是倾听，而不是给他答案……

　　在小说后半部分中，彼得·加什帕尔神秘地失踪了。失踪之前，他去了一趟科齐的诊所，留下了一个圆筒，里面是一头大象创作的绘画艺术品。他到底去了哪里，是不是被震惊世界的“9·11事件”夺走了生命，还是去什么神秘的地方隐姓埋名了，小说一概没有交代……

　　而戈拉，则受到心脏病的不断折磨，几次动手术，又几次发作……

　　至于小说中若隐若现的叙述者“我”，应该也是一个罗马尼亚流亡者，至少他跟奥古斯丁·戈拉、彼得·加什帕尔有着亲密的关系，小说最后是“我”和露同居在一起。

　　诺曼·马内阿是1986年离开祖国罗马尼亚来到西方的，而小说《巢穴》中，主人公所经历的事大都也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的美国，很明显，《巢穴》在相当程度上可被看作是一部传记小说。它着重描写了主人公戈拉、彼得等在所谓的“自由世界”，也就是作者马内阿所经历的第三种社会制度下的生活。

　　当然，出于交代人物关系、铺垫人物思想脉络的需要，作者马内阿在《巢穴》中还是回顾了戈拉、彼得等人出国之前的经历，这也从一定程度上让作者不无忧伤地回忆了他更熟悉的第二种社会制度——中央集权的封闭的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机械生活，另外，为交代彼得·加什帕尔的家庭背景，小说还稍微涉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的情景。

　　战争期间大屠杀带来的阴影创伤、封闭的集权社会带来的沉重精神桎梏，还有无序的自由世界带来的心灵迷惘，这前后持续的三段历史，恰恰构成了作者诺曼·马内阿迄今为止亲历的一生。而小说《巢穴》以回忆、提醒、复述等写作手段，反映了主人公经历的这三段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使得小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自传小说。

　　当然，《巢穴》的主要背景还是在美国的流亡生活。而透过这段自由、混乱、艰辛、充满诱惑与威胁、迷茫的国外生活，作者对人类命运、民族命运、个人命运，对往昔与未来，对生老病死，对故国文化与人类文明之间关系的思索跃然纸上。

　　小说中，流亡美国的东欧知识分子大多处境坎坷，他们意识到，自己选择流亡生活，就等于陷入到了一个“极端的环境”中，他们得重新学习“更新的策略”。一方面，他们得努力融入美国社会，而另一方面，还要跟在罗马尼亚的家人保持接触，不敢轻易抛弃对往昔的记忆。

　　从罗马尼亚来到美国后，主人公们既感受到了思想的自由，也感受到了语言的困惑，既体验到了自由竞争的种种机会，也面临着生存的种种危险，甚至有人死于非命。帕拉德被谋杀就是例子，而彼得也因为写了分析帕拉德被害的文章，而感到来自暗处的威胁，随时都会有生命危险。彼得因此而失眠，他陷入了“两难境地”，不知道应该继续“装聋作哑”，还是“高喊着冲向现实”。

　　总之，他们在美国活得并不比在国内更轻松，更自在。

　　小说的题目叫《巢穴》，这是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名词。被称为奥古斯丁的戈拉教授就生活在某种“巢穴”中，他离群索居地独自生活，处在书籍的包围中。而在与现实隔绝的巢穴深处，他一方面为其同时代人撰写讽刺性的悼文，一方面则时时回想起他的罗马尼亚往昔，尤其是他的前妻——美人儿露。

　　这“巢穴”既安全，又有危险，既是在自己家，又是在别处，活在巢穴中的人既想有所作为，又处处受到限制。巢穴，它缺少一点人性的价值，有的只是生活的基本条件，而且这基本的生存条件还常常受到威胁。

　　小说还对希腊神话中牛头怪弥诺陶洛斯把忒修斯关在迷宫中的故事作了影射。古代的迷宫和现代的巢穴由一根谜语之线连了起来。我们不妨可以这样联想：小说主人公彼得也一样，渴望在现代的美国“巢穴-迷宫”中复仇，这迷宫，用人物自己的话来讲，就是“快乐而又繁荣的地狱”、“迷恋神话的极权的殖民地”。

　　多年之后，为逃避那样一种流亡生活(不然，那是为了什么别的目的呢？)，彼得·加什帕尔失踪了。很可能，他认识到了，这个美国并非完美的理想国，也不是流亡者的避风港。他得选择一个终结：神秘主义？为艺术而艺术？死亡？……

　　彼得·加什帕尔还不是惟一的一个醒悟者，奥古斯丁·戈拉也时时在反思。

　　另外，作者还通过一个从小说一开始就很活跃，而到小说结尾时依然很活跃的次要人物之口，说出了当年的纳粹德国、后来的东欧兄弟国阵营以及当今美国社会的一致本质。他就是一个来自前苏联，在纽约开出租汽车的司机波尔坦斯基，他为读者留下了一段至理名言：

　　我们全都在变成登记号。不是烙在胳膊上的印，就像在奥斯威辛那样，而是在一个信用卡上。Visa卡、万事达卡、白金卡。社会保险卡、医疗卡、地铁卡。居留证。外来人居住证0298号。加什帕尔的号。

　　很明显，社会制度虽然不同，但制度对个人的控制依然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它从意识形态转到了商业，从上层建筑转到了基本生活。小说中戈拉教授突发心脏病时，连连打电话给医生，但都得不到丝毫回音。这一故事插曲，是对“人即号码”的社会的一个精彩描述。

　　小说《巢穴》也充分体现了马内阿的一些写作特色。

　　一是采用了时空倒置的叙事手法。二是故事情节多枝节、多层面充分展开。这一特色持续地体现在他的多部作品中。追求复杂，喜爱错综，这兴许跟他当年上大学时的理工科学历有某些关系。三是他对一些文学名著作了直接援引和间接影射。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德国作家托马斯·曼的《魔山》。《巢穴》中主人公彼得的外号明海尔来自它，彼得在国内赢得的文学名声也得益于它，而且，《巢穴》的总体故事线索，也从《魔山》中获取了启发。当然，小说涉及的文学名著，还有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尤其是《死亡与罗盘》，正是阿根廷盲人博尔赫斯的这部小说，为“致彼得的威胁信”，提供了谜语的引文。

　　从某种意义上说，整部《巢穴》的情节和线索，都是由《魔山》和《死亡与罗盘》给串连起来的。马内阿的这部作品，似乎很好地阐释了在西方红极一时的所谓“互文性”的文学理论。

　　随便提一下，大象的形象在书中被多次提到，“大象”不仅是主人公彼得的外号之一，还是他最后留给友人的艺术作品的“作者”。另外，作品花费了不少笔墨，多处仔细地描写达利的那幅“天空中的细腿大象”，以串联主人公的梦境、想象和实际故事情节。

　　阅读和翻译马内阿，很自然地令我联想起捷克人昆德拉和阿尔巴尼亚人卡达莱。这三个人都是流亡在外的文学家，文字中时时流露对母语、对祖国文化、对故乡文明的深切感情，对流亡生活的辛酸，对在外语环境中生活的异化，在我看来，他们的这一类情感如出一辙，尽管他们使用了不同的语言：捷克语、阿尔巴尼亚语、罗马尼亚语。

　　阅读和翻译马内阿，还很自然地令我联想到贡布罗维奇、埃里亚德、米沃什……他们同样地有思乡、异化、迷惘等情感。由于他们本身的才华，他们的语言天赋，还由于他们特殊的政治生活经历，他们或流亡或受迫害的复杂生活，这些东欧文学大家的作品，丝毫不比西方一流的作家来得逊色。

　　闲话少说，还是读一读马内阿吧……

　　而且，如果有兴趣的话，再找一找贡布罗维奇、埃里亚德、米沃什、赫拉巴尔、昆德拉、卡达莱的作品，去读一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