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复兴：逛厂甸

　　过去老北京人过年，讲究一定要去逛厂甸。厂甸就是现在的琉璃厂，虽然是同一个地方，但彼此的含义不尽相同。约定俗成，说起琉璃厂，是属于读书人的，是属于平常日子的；而厂甸是专指过年时候在那里举办的庙会，是属于平民百姓的，在不过年的平常日子里，是不会把那里叫做厂甸的。作为庙会而鼎盛起来的厂甸，是清乾隆年间以后的事情，也就是说，从那时候起，厂甸和北京普通百姓过年结下了不解之缘。老北京人，尤其是孩子，不去逛逛厂甸，等于没有过年。所以，过去有竹枝词说是：“京都市庙知多少，热闹开春第一场。”在春节的庙会中，它从来都占据头把交椅的。

　　我小时候印象中的厂甸，海王村和火神庙前宽敞的空场还在，南新华街上一溜儿排开，卖吃食的，卖旧书的，卖古玩的，卖玩意儿的，卖风车的，练把式演杂耍的，踩高跷唱京戏的……都还在。清时诗人曾经淋漓尽致描绘过的那种热闹辉煌，还辉映着浓烈的影子。“箫管千官暇，楼台百戏中”的场面；“书画多名笔，闲寻认宋唐”的雅致；“新春风日何喧妍，厂甸游人争摩肩”的人山人海；以至“十里香尘迷锦幛，三更烟火走虹桥”的夜间火爆场景；再如洪亮吉写的“一市人如海，尘从隙处穿……欲寻容足地，飞爆向街燃”的喧嚣和拥挤，欢快与热烈，把年的气氛勾勒得那样如描如绘，引人入胜。

　　过年，逛庙会，图的就是人多，人多才热闹。没有人挤人，如老舍先生形容的把鞋都挤掉不少，还叫过年吗？如果人挤人，人的手里再举着一串足有两米来长的大长糖葫芦，糖葫芦顶上再粘着一面小彩旗，那过年的气氛就叫足实了。起码，对于我是这样。那时候，逛厂甸，我最渴望的就是举着这样一串大糖葫芦回家。厂甸，就是那时北京人过年的一幅最醒目的年画。

　　厂甸，从清乾隆年间一直热热闹闹到文化大革命前夕。最近这几年又恢复了原来的传统，那里虽然还有孔尚任写的“金貂罗绮绸，千门竞来往”的纷繁场面，而且那些千门竞开的店铺比以前更鲜亮；也还有龚鼎孳写的“狭斜连大道，入夜有香尘”的辉煌，而且比以前更加的人山人海，灯红酒绿，入夜后的香风宝气弥漫得更加浓烈；只是对于我怎么也找不回来过年时高高举着一串大糖葫芦回家那种感觉了。我信服人们常说的，厂甸有老厂甸和新厂甸之分。新厂甸只是老厂甸的“高仿”而已，求得形似，却难得神似了。

　　在我的童年和少年的时候，毕竟踩上了老厂甸的尾巴。

　　我对厂甸真正的认识，来自我的一位同学。那是1960年，我刚上初一，学校里有一块板报，叫做“百花”，上面贴满了高年级同学写的文章。我看见一个署名叫“园墙”的，是个高三的学生，在每期板报上都有他写的“童年记事”的文章，就像现在报纸上开设的专栏。我非常喜欢他的文章，其中有一篇写厂甸，写他小时候过年逛厂甸。那是解放以前，他逛厂甸时看见一个摊子上卖小木马，那玩具做得惟妙惟肖。他特别喜欢这个小木马，但是他家穷，没有钱，买不起这个小木马，过年这几天，他便天天跑到厂甸里来，跑到这个摊子前，看这个小木马；买不起却又特别想摸一摸这个小木马。有一天，他趁着卖货的小贩没有注意，偷偷地伸出手摸了摸这个小木马，被卖货的小贩发现了，骂他是小偷，不由分说，打了他一顿。

　　虽然已经过去多年，这篇文章我依然记忆犹新。可以说，我就是看了这篇文章，对厂甸才多了一份认识，才发现厂甸并不仅仅就是一串大长糖葫芦能够概括得了的，它让我对厂甸的印象，除了热闹，一下子多了一层忧伤的色彩。记得读初中的那几年，每年过年逛厂甸的时候，我都会格外留意那些小摊子上有没有卖小木马的。

　　那时候，琉璃厂的东口，路北的信远斋还在，那里有名的酸梅汤，价钱很贵，味道还不错。不过，到过年的时候，它那里不卖酸梅汤，改卖裹着江米纸的山楂糕、散装的京杂拌儿和包着红色油纸的点心匣子，还有海棠粘、松子粘、杏仁粘和各种各样的糖葫芦。在过年的厂甸那千门竞开的店铺中，信远斋还是颇为醒目的。

　　这样的热闹，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按照张中行先生的说法，“在所有的庙会里，以厂甸为内容最丰富，说得上雅俗共赏。”而且他说北京人有个怪脾气和嗜好，那就是过年期间，厂甸是不能不来的。张中行先生自己“每年厂甸十五天，至少要去两三次”。那时候，他能够在画摊旁碰上张大千和陈半丁，在书摊前碰到周作人和钱玄同，他说是“小人物，巧遇大人物，也是人生一乐吧”。如今，逛厂甸时还能够有这样的巧遇、这样的人生一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