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老人巴金的情感世界

　　今天是已故世纪老人巴金的诞辰，谨以此篇表达我们的敬意。

　　对巴金的作品，我最先记住的就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和“爱情的三部曲”(《雾》、《雨》、《电》)，后来又知道他在晚年时写了一部《随想录》，那里面有一篇著名的文章——《怀念萧珊》，相信看过的读者也会像我一样深受感动，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巴老与夫人萧珊的真挚爱情。在萧珊去世后，巴金曾写道：“她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这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连在一起。”

　　巴金曾说，他写作，不是因为他有才华，而是因为他有感情。的确，他有着丰富的情感，对家人、对爱情，甚至对革命。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巴金写于上世纪30年代的一篇作品，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纪老人的情感世界。——编者

　　本期看点

　　本期关注：巴金

　　作品推介：《做大哥的人》

　　作者简介：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1927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并第一次使用巴金这一笔名，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索桥的故事》、《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爱情的三部曲”。1982年获“国际但丁文学奖”。

　　看点一：巴金的大哥与《家》中的觉新

　　从上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巴金曾以多篇文章，讲述他的两位哥哥：大哥李尧枚，三哥李尧林。

　　在我们今天读到的这篇充满感情的文字中，可以感受到那位做大哥的人：一个从小聪慧，有着抱负、理想，又受着“五四”新文化深深影响，而生性懦弱，最后被旧礼教、旧思想逼上绝路的旧知识分子。他最早将五四新文化思想带进家庭；他断送自己的前程，承担起一个没落大家庭全部的生活重担；他将最爱的两个弟弟送出去读书；他在家庭最为困难的时刻，支持四弟巴金去法国……巴金说，大哥是爱他最深的人。

　　看完这篇文章，是不是一下子就想起了《家》中的觉新？对，觉新即是以巴金刚刚辞世的大哥为生活原型的一个人物，他的身上凝聚着作者对自己最亲爱的人的深切痛惜，对他的刻画涓滴无遗地流露出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情感。

　　看点二：巴金语录

　　关于写作——

　　我写小说从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

　　关于《随想录》——

　　这是一笔心灵上的欠债，我必须早日还清。它像一根皮鞭在抽打我的心，仿佛我又遇到五十年前的事情。写吧，写吧。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叫。

　　关于冰心——

　　冰心大姐的存在，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她是一盏明灯，照亮着我前面的道路。她比我更乐观。灯亮着，我放心地大步向前；灯亮着，我不会感到孤独。

　　关于人生——

　　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关于讲真话——

　　所谓的讲真话不过是把心交给读者，讲自己心里的话，讲自己相信的话，讲自己思考过的话。

　　做大哥的人(节选)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我们回到成都以后，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辛亥革命的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

　　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

　　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

　　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宠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她读过书，她会做诗，她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他的脸上常带笑容，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

　　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场。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

　　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

　　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

　　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

　　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婶娘暗地里唤做“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病”。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跟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时三哥在北平，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

　　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后来他还写过一封诉苦的信。他说他会自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并不曾重视他的话。

　　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药断送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两个月以后我才接到了他的二十页的遗书。

　　他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然而这也是咎由自取。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是悲惨的一个，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本文写于1933年，最初收录于1934年11月出版的《巴金自传》，后重编新集，命名为《忆》，1936年7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初版，后不断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