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批评”：回到出发地

　　《新批评》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影响力，并不在于它建构了新的批评方法和理论体系，或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批评的高度，而在于它试图与一个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的不良风气针锋相对。

　　《新批评》有意识地促进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以及批评者之间的相互对话与观点争鸣。然而，一些制造的“话题”争鸣，也暴露出理性思考和逻辑准备的不足。

　　“新批评”指的是《文学报·新批评》专刊的批评实践。这份创立于2011年6月的专刊，内容以作家作品专论为主，有对学者、批评家的批评，也有批评者之间的争鸣。“新批评”创刊一年多来引起了社会关注，成为文学批评领域一个值得讨论的现象。

　　吁求批评的尊严

　　《新批评》之所以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影响力，并不在于它建构了什么新的批评方法和理论体系，或在多大程度上提升了批评的高度，而在于它试图与一个时期以来文艺批评的不良风气针锋相对，实践针对具体作家作品的锐利的批评。

　　抨击文艺批评现状，呼唤批评家、作家道德自觉的文章占了《新批评》的相当比例。李建军的《文学批评：若无盛气会怎样》、肖鹰的《针对个体的批评为何如此艰难？》、樊发稼的《批评家不妨“深居简出”》等文章从不同角度表达了对批评现状的强烈不满，申述文艺批评应当遵循的基本伦理。针对创作者打压否定性批评的现象，贺绍俊的《追诉鲁迅》、张瑞田的《文学评论中的“瞎子断匾”》、郜元宝的《请神容易送神难——“中国批评”的困境》等表达了忧虑。

　　事实上，重振文艺批评的呼声一直绵延不绝。《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都曾刊发系列文章，对文艺批评乱相进行全方位的批评。革除一个时期来文艺批评的沉疴痼疾，俨然是共同的心声。在此意义上，倡导“靶标精准”的“新批评”不算独辟蹊径，是顺应时代呼声。 

　　建构批评的标准

　　陈冲的《我想要的“新批评”》是一篇特别值得注意的文章，这是《新批评》2011年刊发的篇幅最长的文章，对于“新批评”实践有着重要的导向性意义。该文首先对“新批评”的概念内涵进行了开宗明义的阐释：“我想要的新批评，其实是‘好批评’。好与不好，无关新旧。”“我想要的好批评，其实就是真读作品、真懂创作、真说实话的批评。”这样的归结，也让我们看到所谓的“新批评”，不过是对出发地的回归，对常识和最基本的批评伦理的重申。文体语言干脆明晰，其去学院化的文风践行了“轻松、幽默、透彻的个性批评”，然而，过于强调“原生态”的口语化呈现，也使一些论述拖沓、随意，缺乏必要的节制及书面文本应有的美感。

　　《新批评》无论对中国作家创作存在的整体性问题的论述，还是针对某个作家作品的专论，均有较为出色的代表作。前者如郜元宝的《中国作家才能的滥用和误用》，后者如邵燕君的《精英写作的悖论与特权》、李建军的《〈蛙〉写的什么？写得如何？》，都通过扎实的文本细读，对作家的创作进行精准的把脉，并将之引向对当代文学的整体性思考。

　　为了尝试改善批评生态，《新批评》有意识地促进批评者与被批评者以及批评者之间的相互对话与观点争鸣。然而，一些制造了“话题”的激烈争鸣，也暴露出理性思考的不足。部分文章过于追求批判的犀利感，逻辑与表述显得主观随意；学理的欠缺，也容易将对作品的批评混同于对创作者人格精神、创作动机的揣测或指责。理性反思的不足，必然会使批评缺乏“深度”与“高度”的建构能力，这反过来又会使细节举谬法被过度使用。此外，在对影视、网络等流行文化以及文学以外的领域进行批评时，如何规避对象选择上的偶然性、谈论问题的浮泛化，是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而这些仍然与标准的建构有关。（贾艳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