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世旭：让生活充满喜剧色彩

　　书读得少，李白的《襄阳歌》是因为找一个名句的出处才读到，立刻就喜欢上了。在诗中，一个天真烂漫的醉汉形象绘声绘影，呼之欲出：

　　像古时镇守当地的一个嗜酒官员一样，李白日暮归来，烂醉如泥，被儿童拦住拍手唱歌，引起满街的喧笑。可他毫不在乎。在他看来，人生百年，三万六千天，每天都应该往肚子里倒上三百杯酒。蒙眬醉眼中，襄阳城外碧绿的汉水，就像刚酿出的美酒。是啊，这条江若能变作酒，那单是酒曲，就能垒成一座糟丘了。骑在骏马雕鞍上，唱着《梅花落》曲，后面跟着的车上挂着酒壶，载着乐队，奏着酒曲。如此陶醉的日子，王侯也比不上！什么朝廷丞相，死的时候感叹连带着儿子，牵着黄狗，一起回老家追兔子都没门儿；什么开国元勋，“堕泪碑”生的苔藓都已剥落，且不说有谁为之堕泪了！即使尊贵到能与巫山神女相接的楚襄王，也早已化为子虚乌有，哪里比得上自己与酒友同生共死快活呢。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酒仙”既是李白自称的，也是世人公认的。

　　其实，中国的古诗人，“酒仙”岂独李白然！“虽无挥金事，浊酒聊可恃”。(陶渊明)“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举不胜举。诗人们好像就是指着酒活着。一部中国古文学史，弥漫着浓浓的酒香；一种可以燃烧的饮料，不知酿出了多少登峰造极的诗篇。

　　在大学听讲座，知道希腊神话里有个狄奥尼苏斯，是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德国哲学家尼采从中升华出“酒神精神”，与阿波罗象征的“日神精神”相比照。阿波罗讲求实事求是、理性和秩序，酒神与狂热、过度和不稳定联系在一起。“日神精神”反映出风风火火走向世界的物质性渴望；“酒神精神”反映出清清爽爽走向内心的精神性追求，这两种冲动代表着两种基本的人生观：走向世界，故追求成功；走向内心，故期望超越。

　　鄙以为，这样的概括，比尼采大一千多岁的李白早就说过了：“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其中的“圣贤”和“饮者”若加以升华为“圣贤精神”和“饮者精神”，不正可以看作所谓“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中国版吗。中国的圣贤们要求的是谨遵各类礼数规范，以入世进取，而中国的饮者们期望的是超脱世俗缧绁，以达成心灵的充分自由。所谓“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张元年)啊。

　　以思维方式论，中国人喜欢将人神化，比如称李白之类做“酒仙”；西方人喜欢将神人化，比如希腊神话的诸神皆具人格。但于人生哲学，却是殊途同归。西方的“酒神精神”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中国的饮者精神是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古希腊悲剧诠释了酒神精神，中国文人早撰有《酒德颂》：“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刘伶)世界文化现象真是何其惊人地相似！

　　“酒神精神”也好，“饮者精神”也罢，其意当然并非主张酗酒、主张“借酒浇愁愁更愁”。恰恰相反，是惟愿朋友们能够秉持一种相对开阔的生活观念，取得一种相对松弛的生活状态。笔者在农村插队时常被劣质酒灌得不省人事，曾因醉酒雪夜滑入烂泥塘依旧酣睡；某年在一外国名城晨起见巨大的青铜雕像下歪斜着一群蓬头垢面、衣衫褴褛、两眼发直仍抓定酒瓶不舍的醉汉，诸如此类，皆为醉鬼，与“酒仙”、“酒神”，更与本文宗旨无涉。

　　回到李白的《襄阳歌》，我们看到的应该并不仅仅是一位豪饮的诗人，而是一种超然旷达的人生。那样的日子很放荡，却不颓废；那样的笔调很直率，却极优美。支配全诗的，是对浪漫生活的自我欣赏。畅游于山水间，满目是清风明月，满耳是水流鸟鸣，自然得完全坦露，全不见雕琢污染之痕。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本是中国古代诗人们解脱束缚获得创造活力的法门。我们一面从诗人潇洒的醉态、飞扬的神采和无拘无束的风度中，领受到精神舒展与解放的乐趣，一面不由得就会想象让生活充满喜剧色彩的可能性。这正是《襄阳歌》会受到许多人喜欢的缘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