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振华：父亲的春联

　　离乡的时候，父亲还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告别了亲人，告别了乡亲，独自去闯荡了。

　　听他说，他的母亲为了他日后能有一只像样的饭碗，曾不只一次戳着他的脑门儿：想出息，就得闯！记住！就这样，父亲一走就是30多年。特别是学徒那些年，小小年纪，身在异乡，披星戴月，含辛茹苦。但父亲总说，我感激母亲，感恩母亲。因为父亲深深感受到了是母亲的严厉和卓识成就了他一身的手艺。奶奶活着时，他为她买尽了好吃的，父亲却舍不得尝一口。奶奶过世，父亲哭得山响，惊天动地，泪如泉涌。为怀念老人，父亲戴了半年“孝箍”，远远超出了“七期”的孝期。他还用碳铅笔画了一幅母亲的画像，很像。又亲手做了个椴木相框，挂在我们家的墙上。他出来进去，做什么都要看看她，仿佛和她有说不完的话。在他心中，奶奶仍活着。

　　“文革”开始，父亲回乡。理由简单，出身不好，成分太高。

　　回到家乡，父亲领教了什么是运动。之前他每逢回家休假，街头的乡亲拦着他与他们聊天、下棋，请他帮助辨生字。有时太晚了，父亲就带他们来家里喝上两盅，谈笑风生。不成想一夜间，他们一改过去的热情似火，齐刷儿的“变了脸”。父亲纳闷，更是不解，他彻底晕了。为此，父亲元气大伤。很快，运动达到了高潮，大字报铺天盖地，大喇叭震耳欲聋。村庄不大，火药味儿呛鼻。连小孩子都跟打了鸡血似的，激情满怀，壮志豪情。他们集结在一起，从街上掠过，犹如疾驰的旋风。走！快走！看批斗会去！于是，父亲做好了充分准备，做好了脖子上悬挂粪桶的准备，做好了皮开肉绽的准备，甚至归西的准备。

　　村里第一次批斗会在群众高昂的口号中拉开了序幕，父亲见到如此阵势，难免紧张。阿弥陀佛！还好，名单上没有他；第二次批斗会也只是陪陪绑，仍不是重点对象，于是他心生忐忑；第三次批斗会开始还不到5分钟，就当场打死了一个地主婆，父亲眼睁睁地目睹了这一景象。回过神儿来，他深深叹了一口气。那次他只挨了一镐把，皮肉伤，未及筋骨。再后来上级果断下达了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父亲躲过了一场浩劫，他暗自狂喜，家人也跟着。幸运！太幸运了！

　　父亲不想戴罪。他厌恶罪恶，从小就憎恨罪恶。他认为他没有罪，因为他对罪恶一天也没放松警惕，犯一点小错都会反复反省，但眼下他分明被罪名缠绕得严严实实，说不清、摘不掉，他试图想甩掉，想挣脱，可他怎么也做不到。

　　记忆里，那些年父亲快崩溃了。他每天除了认认真真扫街，本本分分劳动，规规矩矩请罪，还常找些事情做。本来下地干了一天活儿就非常累了，但他不觉得，他好像总处在亢奋的状态，他抓住任何机会争取立功，好好表现。那时街坊四邻谁家建房、垒墙、盖猪圈什么的，他都要去。他帮人忙，无论时间长短，活儿轻活儿重，一切白干，一顿饭不吃人家的，连支烟也不抽。不管帮多少忙，都不图回报。运动那些年，父亲很压抑，但从来不说，可我了解父亲。父亲一定这样想，依他的出身，还讲回报？讲什么回报，为乡亲们做事，不被拒绝，人家不嫌弃，就是回报。好好赎罪，让贫下中农认可，就是最大的回报。

　　父亲从小在外经商，事事规矩，他对谁都是和和气气的。再加上父亲热心肠、心眼儿好，惟善当先，做了很多帮助人家的事，乡亲们都认为他仁义，真的没有谁揪着他的出身不放，更没有人往死里整他。受点欺负、歧视在那个年代都是太正常不过的事情。为此，父亲觉得心里格外温暖，对这份温暖，父亲甚是欣慰，甚至心存感激，每每想起这些，他就无比知足，并会将其迅速转化为更好地为乡亲们做事的动力。可见父亲对欣慰、温暖、知足、感恩的理解和评判的阈值，是多么敏感。向他吹口气，他都会出汗。

　　那时，白面(小麦粉)稀罕，各家的婚丧嫁娶都习惯送6斤一包的“白面包”。这成了我们那一带的乡俗民俗，“6”象征着“顺”，“包”象征着“饱”，千家万户顺顺当当要吃饱，这是那个年代乡亲们所迫切祈求的。于是，人们就以“白面包”当作“大礼包”，礼尚往来，相互祝福。父亲是老商业，包面能手，早年每次供销社举办业务大赛，包面这个奖项，都是父亲摘第一，他有绝对实力。回乡后，他觉得赎罪的机会来了，于是毅然决然把这事揽了下来，为乡亲们服务。起初，父亲还担心乡亲们不给他这个老富农的面子，那么黑的手，别把人家的面污染了！没想到一传十、十传百，全村的乡亲们都来找他，到后来外乡人也都来找他。他包出的“白面包”，方方正正，高高挺挺，见棱见角，讲究，美观。这样的“白面包”拿出去，着实体面！“面包”用见方的高丽纸铺底，包完后用双股纸绳打成十字扎紧，挽个秀气的提套，顶部贴方红纸，喜庆极了。我不是夸父亲，这活儿，方圆百里，找不出比他手艺高的人。那些年，慕名而来请父亲包面的乡亲们踏破门槛。我喜欢父亲包面的动作，那叫一个高超、麻利、潇洒、带劲，小时候常看得入了神儿。

　　父亲为乡亲们包了多少面，我没统计过，他更不记这些。反正我们家的卧柜上，常年都摆放着父亲为乡亲们包好的尚未取走的“白面包”。

　　村里各家的婚丧嫁娶，还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记账登记份礼。记账先生的首选仍是父亲。他账记得好，字也写得漂亮，更重要的是让主家放心，账款明明白白交给主家清点，分文不差。各家的账本一存就是10年、20年，拿出来仍是字迹干净、清晰，主人什么时候拿出来以此作为还礼的依据，一目了然。

　　字写得好，自然又给父亲添了另一项活计儿——写对联。记得每年过了阴历二十三，也就是小年儿一到，这时街坊四邻、大人小孩就开始陆陆续续拿着红纸往我家聚集，找父亲写“春联”了。

　　父亲为此还请村里的木匠为他专门打了一张桌子，就为写春联用。随着年节的靠近，来家里的人渐多起来，以至高峰的时候，屋子里的人都转悠不开，都在院子里等候。他们说父亲写的春联字好，词儿也好。什么样的家庭，就配以什么内容的对联。写容易，年年搜集新春联是件难事，不能总用老词儿，得与时俱进。于是，父亲每年都通过各种途经，寻求新春联，然后抄写在他的一个专用笔记本上。有的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有的是从报纸上摘下来的，有的是聊天时获得的，有的是他自己开动脑筋编创的。还好，每年都有30多对新春联供他书写，体现了新年新气象。

　　写春联、贴春联，在农村可是一件大事，春联象征着吉庆。一副好春联，能给家人带来一年的平安与欢乐。“春联”实际是城里人的叫法，庄稼人习惯称“对联”或“对子”。按他们的说法，写“春联”说成写“对联”或写“对子”。更多的人称之为写“对子”，贴“对子”。

　　父亲生前最爱做的，做起来最津津乐道，最让他乐此不疲的事，就是为村里的乡亲们写“对子”。我给他算了算，从1966年他从供销社回到老家那年，到1994年他去世的28年间，他为我们村的乡亲们书写了大约有7800副“对子”，这恐怕还不是完全统计。

　　父亲当时爱做这事，喜欢做这事，不做就受不了的这件事，我分析有两个原因，一是他的字写得确实好。他念过私塾，15岁那年外出学徒做买卖，学徒期间笔耕不辍，春夏秋冬苦练基本功。出徒后，不但能打一手好算盘，还练出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感觉他的字就是书法，拿得出手。他认为他在老家的五里乡村也算是个土秀才，当然他是在乡亲们认可的前提下默认的，起初，他可不敢这样想，一直都是低调儿在做人，用他的话说时时刻刻都要夹着尾巴做人。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成分高，父亲出身富农，按当时“黑五类”的排序富农是排在第二位。在那个惟成分论的年代，村里人惟独没把他当做罪大恶极的人，甚至没把他当坏人、当外人，谁家办喜事都找他书写红礼上的祝福语。乡亲们每年请他写春联，他觉得太信任他了，太看得起他了。他说过，能为乡亲们写春联，是他最大的福分，曾经一度激动得都找不到北了。他认为这就是对他的认可，最让他欣慰的是“春联”的词儿都请他出。每年春节来临，他就开始进入兴奋状态，放下家里所有的活儿，一切给写对联让路。父亲天天就一件事。白天写，晚上写，甚至还要打通宵。实在写不过来了，积得太多了，就让我帮他写。可我的笔还没运开，他就冲我喊，停！停！停！你还是歇歇吧！我知道我比不上父亲的字，准确说还没达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程度，所以父亲果断叫停。他说我：“看你就不在状态上，做事不能糊弄乡亲们！”于是，他只好自己单枪匹马，苦干苦战。而且要以最快的速度给各家各户写好，抢在年三十之前确保全队的乡亲们各家各户全部贴上新“春联”。他为乡亲们写“春联”，自己还备选一套东西，他知道每家有多少间房子，但有的家庭请他写“对子”只拿来一张红纸，显然不能红遍家里所有房间，不够他就往里搭纸。父亲于是落下个“三搭”的称谓，即“搭纸、搭墨、搭工夫”，父亲想为乡亲们往里搭，搭什么他都愿意，他都高兴。也许成了惯性，以后的日子，父亲一直这样做，一直做到他离开人世。

　　贴春联，是农村千百年的风俗习惯，红火、喜庆、吉祥。当时，我们生产队的近200户家庭，几乎都是父亲为他们写“对子”。有的家庭大人忙备年货腾不开手，就打发孩子举着一张红纸给父亲送来。即使孩子一句话不说，父亲也明白，他会根据这家的情况，找出适合这个家庭的好词书写完晾干后给孩子卷走。

　　晚年的父亲，身体状况急转直下，患有严重的血压高、心脏病，常头晕目眩，力不从心。特别是面对眼前聚集着众多前来让他写春联的人，他就不由得起急，上火，这时也是他最容易犯病的时候。父亲69岁那年，距春节不到7天，突发急性心梗，昏迷两天，全力抢救，差点没过来。出院后，他极力辩驳，说这病与写春联绝对没有一点关系，“我不写春联，也不会长生不老”。后来的几年间，他仍坚持为乡亲们写春联，多累、多不舒服，但只要有人来家，他就精神。但常常在人走后，马上躺下大把吃速效救心丸，好长时间不能缓解。最终，父亲还是死在了心脏病上，那年他75岁。按父亲的说法，他的死当然与写春联没有一点关系。

　　我觉得父亲的行为，包括他的精神，有点像雷锋。可一直没有人往这上想，也没人敢想，因为他不配，因为他出身不好，他是个“黑人”，所以他怎么干，干多少，都认为他是在赎罪，或是在接受改造。他做这些是应该的，他就该这样。他做的好事再多，也不认为是好事，好像坏人永远就做不出好事似的。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我能理解，理解出身的残酷。但“文革”结束之后，父亲仍继续坚持着做好事，一样为乡亲们写对联，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可还是没有人明确评价父亲，可见惯性如此执著是多么不讲弹性！毛主席说，一个人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父亲做了28年的好事，一直做到他离开人世，28年应该不算短了，所以，作为儿子，我想为父亲说两句，哪怕什么用也没有。还好，父亲做任何事情，特别是为乡亲们做事情，他打心里愿意，赔本都愿意。只要不把他当坏人，怎么做都好，做得越多越高兴，越开心。这就是我的父亲，一位平凡的回乡后受了很多委屈和很多累但又永远不说也不烦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