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维熙：真诚阅读　真实写作

从维熙观花微笑 张稚丹文/图

　　“我觉得目前国家总体的文化倾向有一点偏差，沉迷于古老文明光辉灿烂的一面，忘记了封建基因黑暗、腐朽、没落的一面。我曾写过这么两句话——国粹疯狂日，历史倒退时。中华民族的文明积淀不能丢失，但如果走过了头，将意味着民族的自我封闭和禁锢。国家向前走，要靠宇航员上天、原子弹爆炸。克隆出多少个皇家园林来，也无益于弘扬中国的古老文明，无助于我中华在地球上腾飞。”

　　一见面，从维熙就发表了一段时事感言。

　　这位年届80的老人，思维活跃，出口即是文章，关注的是整个国家和世界的格局。他曾和梁思成、叶廷芳联名反对再造圆明园，并对恢复繁体字的提议辛辣地讽刺说，难道我们还要重新使用甲骨文？他说，邓小平的一句话，这么多年来都是指导我阅读的指南针——“落后就要挨打，发展才是硬道理”。

　　他的书桌上，摆放着一本厚厚的《20世纪全记录》，时常阅读。当慈禧太后将自鸣钟响当作神明下凡，命下官跪拜时，英国的科考船已经赴南极探险，“我们落后了一个世纪”。他认同王朔关于作家是“码字人”的自嘲，说作家永远走在时代的后面，无非给现实加上注解和感情，比摄影师强一点，但比科学家的作用小得多。只有深刻地反省我们民族的不足，才能把共和国的地基夯筑得更为牢固。

　　桌上还放着一朵绿叶粉蕊的“太阳花”，只要有光，这朵塑料花就会动人地无风自摆，如同醉酒之舞。这花，不仅让他振奋，也时时提醒他科学的神奇和美丽、地球的生存定律——“人类要前行，必须依靠科学不断向未知领域延伸”。

　　从维熙出生于开明士绅之家。他从小热爱读书，家里的《石头记》和《三侠剑》都被他翻遍。有一次过年，吃饭时找不到他，结果姑姑发现他正躲在装粮食的大缸缝里专注读书。在萌发文学冲动时，诱使他拿起笔的人，是孙犁。从维熙读遍了孙犁所有的作品，迷恋那种冲淡隽永的风格和对乡土的热爱。

　　在北京师范学校读书时，18岁的从维熙已开始在孙犁主持的《天津日报》文艺周刊发表作品。毕业后，到由破关帝庙改建的青龙桥小学教四年级，可不到半年，他发表的文章和出色的才华使市委发出调令，让他到《北京日报》当编辑记者。

　　1957年，他因其直言被打成右派分子，到劳改农场及矿山做工，风霜雪雨20年。“我的生活主轴发生变化，文风和审美趣味也变了。”他认识到了雨果《悲惨世界》的深刻。

　　对于他的文学生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另一个人是巴金。1979年，已经回到社会，右派帽子半摘不摘的从维熙写出了描写监狱真实生活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寄给了巴金主持的《收获》杂志。巴金无视可能遇到的困扰，拍板刊出，从维熙因此被文坛誉为“大墙文学”之父，之后作品获奖不断。

　　从维熙的书房不大，沿墙全是书柜。这还是他曾当过木工的儿子做的。我看到的是一片孝心，但在从维熙心里，却代表了他对儿子20年的亏欠。

　　因为身体原因，他已不再写小说，目前正在为三联书店编写《昨夜潮声——我的黑白人生》。

　　由于生活轨道的巨变，从维熙与“荷花淀派”分道扬镳，踏上了现实主义创作道路，揭露黑暗，歌颂改革开放带来的国家强盛。1989年出版的回忆录《走向混沌》是他最满意的著作，“历史会承认它”。作家陈忠实特意致函：“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阅读。即使世界名著中的小说，也没有产生这样令我多次闭上眼睛气不能出的噎死的感觉……对于研究民族的精神历程是最可宝贵的资料。”

　　链接 从维熙，1933年出生于河北玉田县城北代官屯。195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校。18岁开始发表作品。1955年出版小说散文集《七月雨》。1956年至195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曙光升起的早晨》和长篇小说《南河春晓》。1957年被打成右派分子，1979年重返北京文坛。1995年《从维熙文集》(8卷)出版，作品被翻译成英法日多种文字。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