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关何处——谈谈近年“非虚构”中的乡土文学

乡关何处

　　——谈谈近年“非虚构”中的乡土文学

　　苏沙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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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非虚构”在文学界是一个热门词汇，文坛上也出现了不少有关乡土的非虚构作品。这些作品以散文随笔、自传、回忆录或者杂糅田野调查、学术随笔等形式，对乡村的历史与现状，记忆与实景，个体与群类进行了书写。

　　浓郁的乡恋是作者共同怀有的写作初衷和情感基调，但个人视角还是将我们带入了不同经验的乡村图景，使得读者得以触摸渐行远去的乡村肌理。如梁鸿的《中国在梁庄》，通过自己的走访来考察今天的农村社会，留守老人和儿童、乡村的法律及道德等问题凸显。十年砍柴的 《进城走了十八年》，则作为最后一代有着完整乡村经历的70后人，在重述与乡村变革相关的如知青回乡、生产大队、分田到户等事件的同时，将一曲农耕文明的挽歌轻轻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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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乡土中国，是一种社会现实，也是一种文化现实；是一种社会形态，亦是众多人的精神家园，它在乡村生态、乡风民俗、方言俚语间所凝结的一种气息，仍是维系人与大地、与故乡的精神根底。我想，这些非虚构的乡土作品，在并不宏大的叙事中写出了乡土的凝重，生命的伟岸；在面对现实，针砭时弊时，同样将乡土曾经、现在以至将来遭逢的困境毫不留情地剖露。无论是乡村历史的追溯，对乡民苦难历史的究源，还是从社会制度方面探寻，他们并不只是要为一段乡情留得一片安放之地，更想要在现实与理想之间铺上一条回家的路。在他们看来，乡关何处，关乎现实与心灵的家园。必须承认，这些作品让我感受到的是一种久违的乡土气息，得以再一次重温墨色版画样的乡村图景和丝丝温情弥漫的乡风情怀，让我不由得想到现代乡土文学发生期的那些作品———有乡愁的弥散，有乡村人情风情，有为之痛心的乡村问题的暴露。

　　也就是说，今天这些作品所承接的是那时期现实主义的精神传统，但是，他们的个性及细腻情感并没有隐没在这些有时代共同感的作品中，相反，从个体的视角出发，循着个体的记忆，文字间也有着不能剔除的个体的温度与生命的向度。很多时候，我们确实需要返回生命的根源来不断充盈自己的思想与灵魂，为生命，为写作寻得精神的驻扎地。

　　当然，在谈到近年来非虚构的乡土作品所彰显的早期现代乡土文学精神时，我们也不得不关注更大的一个语境，即新世纪乡土文学的整体氛围，或者一个更大的现实——乡土文学叙述的变迁。陈晓明在《中国当代文学主潮》中对这一变迁内涵作了这样的阐释：其一，传统的乡土文学的经典性叙事的终结，如把乡土看作是精神性归宿的叙事已经不再或式微；其二，脱离了社会主义农村文学的概念，不再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其三，已不具有历史整全性，只是怀着对乡土的特殊感情去写乡土中国历史的终结；其四，乡土叙事与之相关的乡土文化的终结；　其五，已出现解构乡土美学的意向，即它成为一种内含变革的先锋性叙事或后现代叙事。在这些乡土叙事的变迁逐一凸显的时候，是否也预示着汉语写作新的可能性？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或许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为其撰写的颁奖词如是说，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与莫言同期的当代作家刘震云、阎连科等等，我们时常能从他们的作品中读到架构在乡土之上的光怪陆离的景象。相比于这些乡土叙事的实验性狂欢，非虚构性作品的乡土叙事是原始而又朴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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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诚然，作家需要对形式的问题做探索和实验，事实上“怎样写”和“写什么”也一直是一个纠结的问题。然而，当更多的作家过多注重“怎么写”的问题时，早已脱离乡村经验、仅靠着技巧和想象来写作时，乡土已不复乡土。难以想象，在更广阔的乡村大地还处在前现代、现代的时空，抑或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变得千疮百孔，将后现代的超时空嫁接于上，把反讽、戏谑、黑色幽默等元素糅合进对乡土的叙述时，若干年后再来读这些乡土作品，我们何以来寻得乡村的面影，是否那动人的情感、乡风民俗的画卷，尖锐的乡土问题这一切都不曾在现实中国中存在呢？

　　虚构与非虚构本无高下之分，我也无意于去拔高这些非虚构性乡土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但我想，它们的存在如果构不成一种启示，至少也是一种补充。毕竟，乡土是不能承受之轻的现实大地，它需要记录、倾听，需要反省、批判。不妨再来读读这些最为朴实本真的乡土作品，感动之余，或许我们会有所感触——“怎样写”固然重要，“写什么”却也同样关涉到镜照乡土大地的态度、角度及最终呈现的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