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农民作家三人谈：文学有来自大地的温度

　　记者：你们目前在做的工作是？

　　肖春良：这几天在县里开人代会，我提交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提案。

　　石新民：我于2008年进入凯里学院，先后在图书馆、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研究中心和院团委工作。现在放假了，在家看看书，查查看资料，为2013年完成铁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天地间》做准备。

　　陈柏安：我现在是家政工，当然也是县作协主席。既然当选为主席，那就有责任和义务把镇宁写作者的创作激情提起来。我们通过“化缘”积累了一些资金，创办了杂志《大瀑布文学》，马上就要出刊了。

　　记者：你们如何看待文学呢？

　　肖春良：今天的文学基本处于边缘化了。专家认可的作品老百姓不一定认可，老百姓认可的专家也不一定认可。底层作家如果得不到扶持，要走出来是很难的。

　　石新民：文学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中，尽管这几年商潮把文学推向了边缘，但生活离不开文学，没有文学的生活将暗淡无光，文学不会消失。去年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可以看出中国文学的强大生命力，仍然是生机盎然的。我对文学仍然抱有很大期望。

　　陈柏安：不管在哪个时代，文学都是不可或缺的精神食粮。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构筑精神高地。总的来说，文学是反映社会现实的，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也没用。因此，莫言说：“我获奖是文学的胜利，是我个人的事情。”

　　记者：你们被称为农民作家，怎么看待这种称谓？

　　肖春良：讲起来似乎不太对称，一个是知识分子型的，一个是乡土的。但农民有农民的追求、感情和生活，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很多农民出去打工，看得多也听得多了，诉求和以前就有了天壤之别。要反映农村生活，不能停留在原来的水平上，那样的话，就起不到引导的作用。

　　石新民：作家实际上就是写作的、码文字的，我觉得不应该分为军旅作家、农民作家、工人作家等。农民作家是一边种田，一边写作的。去年在黔东南有一个讲座，有人称呼我为农民作家，也有人把我称为红色作家。当然，怎么称呼我都不介意。一个农民既要种田，又要写出作品，这确实是不容易的。

　　陈柏安：我觉得叫基层写作者更准确一些。没必要分得这么细吧，否则就会有工人作家、农民作家，各种作家没完没了。基层写作者为什么产生？因为他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还有精神生活需要满足。很多专业作家不写了，农民反而在写，这一方面说明文学已经走向了边缘，同时也证明了文学存在的必要性。基层写作者在解决自己温饱的同时进行创作，这不容易。

　　记者：目前有什么创作计划？

　　肖春良：目前在写作品《土地放歌》，初稿还没改完。小说主要反映从上世纪80年代初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最近几年的农村变化情况，是一些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的探索。县里要求写乡志，村里很多工作需要处理，加上还要种地，2013年肯定会很忙。

　　石新民：2013年完成铁流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天地间》。

　　陈柏安：我在省内外发表的作品都主要是在省级刊物，今年打算至少有一篇能上国家级刊物。(赵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