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惠芬：我想展现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赎

　　农村自杀现象，一个社会学和心理学意义上的事件或者课题，似乎离我们的生活非常遥远，但当它以一个个挣扎的生命、一份份撕扯的情感、一种种无奈 的命运在作家笔下呈现时，让人们感受到切肤之痛。辽宁女作家孙惠芬发表于去年第11期《人民文学》的新长篇《生死十日谈》，带领着读者走近农村自杀群体、 感知那些飘荡在广大中国农村中的无奈命运。

　　孙惠芬，这个从辽南农村走出来的女作家，多年来一直将自己的写作植根于乡村这片广袤的土地，抱持着对生活在此之上人们深厚的情感，书写记录下他 们的生活、故事，当然还有苦难。然而参与农村自杀的调查，在孙惠芬这里却经历了一番心理的“折腾”，因为“我经历了一次年龄的‘和平演变’，不知道从什么 时候开始不再愿意面对悲剧。”可一旦她“禁不住诱惑最终跨出去”，就通过笔墨给读者展现了现代乡村生活的另一个侧面，正如她所说：“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 一个篮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是现实力量的驱使，我无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 何进去，然后，如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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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生死十日谈》源于您的朋友贾树华教授的“自杀研究与预防课题”，在文中您提到如果不是贾教授的动员您并不会去参加这样一个课题，一个原 因是不再像年轻时那样“喜欢从生活里挖掘悲剧”了。这是不是说，正是因为您对农村的苦难十分了解，农村自杀对您而言某种程度上才变成了一种“不能承受之 重”？

　　孙惠芬：写作的源起是这样的，当时我正在老家深入生活，我放逐自己在乡村的山野走访，半年多之后的一天，好友树华说她有一个项目，要带几个研究 生回乡搞“自杀遗族的调查与研究”，希望我能参加。她是我的同乡，是大连医科大学的心理学教授 她做这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已经十二年了，可是在此之前，我从不知道她曾做过这个课题，也就是说，在我没有走出家门之前，这样的信息根本不往我的脑子里 进。采访自杀者家属，听有关自杀的故事，这对写作者是一个极大的诱惑，我听后兴奋不已。可是临了，却又有些恐惧，恐惧面对那些深陷灾难的人。这并不是说我 对农村的苦难有多了解，主要是年龄问题，就像我在作品序言里写到的那样，我经历了一次年龄的“和平演变”，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再愿意面对悲剧。然而 最后，我还是经不住树华的“诱惑”，参与其中。但因为种种意外的原因，我只断续跟踪访问了不到五天。就是这五天，让我看到了另一条道路上的“风景”。但当 时根本没有要写什么的念头，是在那个冬天结束“放逐乡村”的返城路上，才突然有了灵感，要写一部“生死十日谈”。于是回家之后，看了二十多天录像带。我爱 人在电视台纪录片工作室工作，在树华的动员下，他跟这个团队走了一个秋天。看录像的二十天，我险些抑郁，写作的激情，正是在这抑郁的“不能承爱之轻”的心 绪下一点点鼓涨起来的。

　　记者：作为一位致力于书写农村人物生活和命运的作家，您对农村可以说相当了解，但是当您直面中国农村的自杀人群和他们留下来的亲人、亲身接触那些“被访者”、深入了解他们与“目标人”的生活乃至细微入理的情感、心理时，内心是什么样的感受？

　　孙惠芬：多年来我确实一直在书写乡村，但这并不意味我对乡村“相当了解”，应该说，随着在城市里生活时间的拉长，我对农村已经相当的不了解了。 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2011年至2012年两年的“放逐”乡村，无论我跟踪多少自杀故事，都写不了《生死十日谈》。是神经网络里有了一个当代乡村更大 更宏阔的背景，内心被当下乡村深刻的变革冲击，那些“被访者”和“目标人”的心理、情感，才有可能在心灵的经纬上着笔，就像绘制地图时需要的比例和坐标。 当然，能写这部书，能在书中谈论生死，同样跟我知天命的年龄有关，这是后话。

　　严格说来，面对“被访者”和“目标人”，当时的感受并不比回家看录像时更痛苦，因为人在秋天的乡村大地上游走，满眼都是金灿灿的田野，情绪会得 到一次次释放，这也是为什么我会在书中不断写到人如何建立和自然的关系，因为我发现了自然的力量。而回到家里，情绪的阴霾包裹在一个屋子里，它们的重量越 发难以承受……或许正因为如此，写作的情绪才格外饱满。

　　记者：进一步地说，您怎么看待这些农村自杀事件？为什么有如此庞大的农村自杀群？某种程度上来说是不是也与现代乡村建设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相关？

　　孙惠芬：说心里话，我经常往返在城乡之间，可我从来不知道我的乡村会有这么多人自杀，后来从树华教授那里了解到，中国自杀百分之八十都发生在乡 村，而我的故乡，自杀率只比全球的平均水平———万分之十六高一个百分点，万分之十七。中国的自杀率是万分之二十三，居世界第一。实际上，自杀是一个世界 性课题，无论亚洲还是欧洲美洲，无论城市还是乡村，无论过去还是现在，自杀永远存在。昨天电视《世界周刊》就报道了一个美国二十六岁电脑奇才施瓦兹的自杀 故事。任何故事都离不开它发生发展的时代和环境，乡村的自杀，自然离不开中国的城乡一体化进程。其实是写作的时候，我才发现，自杀在我的笔下不过是一个篮 子，它装进的，是乡村在城乡一体化进程中的人性的困惑和迷惑，是对生死终极问题的追问和思考，这是现实力量的驱使，我无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进 去，然后，如何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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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生死十日谈》关注的是农村中的自杀人群，他们是现代乡村生活的一个侧影，在他们身后，是城乡差距、留守妻儿、农村大学生、老年人养老等 一系列问题，是在现代乡村建设过程中人们观念、思想、情感种种复杂的碰撞、冲击，这些对生命选择极端处理方式的人们和留下来的亲人，他们经历着这个新农村 建设的过程。文学反映生活，对您而言，是否是出于一位作家的义务或者说是自觉，记录下了这个时代农村的生活、情感、命运和它存在的种种问题？

　　孙惠芬：这是一次不期然的写作。在此之前，我把自己“放逐”乡村，是要写另一部作品，那部作品在我心里酝酿了很久，关乎这个时代的乡村、当下， 乡村城市化，想为这个时代的乡村和当下留下自己的笔墨，有自觉的成分。可是遇到《生死十日谈》，我居然不自觉地把另一部作品放下了，我倾其所有，彻底地把 自己沉浸在这部作品里了，它的精神面貌，在某些地方，符合我对想象中那部作品的期待，但也有意料之外，比如：在这部作品里，我写出了当代乡下人的自我救 赎！这在采访自杀之前是无法做到的。现在，我觉得我做到了，不但如此，它几乎是牵引我走进《生死十日谈》的灵魂所在。所以，我特别感激在2010年那个冬 天推动我走出家门的朋友，感激我的同乡好友树华，感激上苍冥冥之中的安排。

　　记者：文中，自杀者有很多是女性，有为“一泡屎”自杀的婆媳二人、被丈夫抛弃的赵凤、回乡的女大学生耿晓云，也有许多被留下的女性，跳大神的徐 大仙、将小儿子洞房给了大儿子的万母、为糖尿病丈夫自杀的李燕……女性处于各种关系中，婆媳关系、夫妻关系、母子关系，女性是乡村中的弱者，但同时也是坚 韧者，她们的命运总是让人特别关注。《生死十日谈》也是如此，一个个女性十分凸显，为何对乡村女性命运特别关注？

　　孙惠芬：在写作过程中，我没有刻意关注女性，在许许多多故事中选取这些故事，是听凭了写作中的直觉。女性的坚韧和内心的强大一直是我的真实认知，或许这种抹不去的认知左右了我的写作。不过，确实树华教授告诉我，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女性自杀死亡率高于男性的国家。

　　记者：《生死十日谈》 在 《人民文学》“非虚构”一栏发表，但您说这其实是一部小说，有许多是您虚构的？能不能具体谈谈。

　　孙惠芬：运用访谈这样一个线索，营造访谈的现场，都是为了造成一个非虚构的阅读场，让读者更切近一种感受。这是我的故意。而实际上这里许多故事 和人物都是虚构，比如姜立生，杨柱，吕有万，很多很多。把看到的和听到的故事进行整合，对人物进行塑造，在建立一个现实世界时，我其实企图将读者带到另一 个我的世界，我要表达的世界。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做到这一点。但不管怎样，在我心里，它是一部小说。

　　记者：您提到在您的实际参与与后来看录像的调查中，人物是扁平的、有些事件的逻辑性是缺乏的，因而您虚构了小说的一些人物、故事。是不是相较于 原始的非虚构材料，通过小说这种形式，读者才能看到更为广阔与深层的农村？看到人性、生命？作家的情感、观点才会更有效地表达出来？

　　孙惠芬：是。只有小说这种形式才能完成在我看来更为深广的艺术内涵。访谈确实曾让我亲历了一个个现场，包括录像带中的现场，但原始的讲述有闪光 的地方，局限也非常大，讲述者只能提供一个侧面的信息，加上心理学的访谈问卷有它自成一体的套路，很难打开故事的脉络，但正因为这一点，为我的后期创作提 供了巨大的想象空间，我对人生、人性的看法，对生命、生死的感悟，才得以更松弛更深入的呈现，应该说，是这些丰富而杂乱的非虚构材料，让我有了一次有如在 秋天的旷野中奔跑的倾情想象和书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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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生死十日”这个题目，生与死，来与去，怎样活着、如何死去，这是文学热衷的话题，因为由此我们看到生活、思考生命。书写这样的“生死十日”，您最想表达的是什么？期待引起人们怎样的思考？

　　孙惠芬：前边说过，能在这本书中谈论生死，是年龄赋予的优势，是经历的恩赐，倒回去五年，我写不了这样的故事，完成不了这样的作品。这跟了解多 少乡村生活无关，而跟生命的积淀有关。若问想要在这本书里表达什么，我想，只一点，就是想通过死者的死，探讨活着的人该如何活着，通过活着的人如何活着， 见证当代乡村生活的真相，从而呈现当代人乡下人自我心灵救赎的过程。小说主线跟踪的是自杀者，死去的人，可采访到的都是自杀者的亲属，是活着的人。他们在 经历了灾难之后，没有把更多的责任推给社会，他们自我承担，在生的道路上挣扎，默默无声。谈论死是为了研究生，人类可以最大限度地避免痛苦和灾难，可当这 一切不可避免时，如何生就变成了最严峻的考验。当然，这在另一个层面上，指向了我们赖以生存的制度和社会。

　　我写的是乡下人，是那些受苦受难的人，而写完之后我发现，它投射出的是每一个人，不管是城里人还是乡下人，不管是农民还是知识分子，因为困难、苦难如影随形，在这个变革发展的时代，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走在这条自我救赎的道路上。

　　记者：经历了这样的“生死十日”，对您看待生命生活的方式是不是有了影响？

　　孙惠芬：这本书的写作，对我改变非常大，它让我经历了一次淘洗，懂得了活着的美好。它让我比原来更进一步地做到了放下。小说中引用了《返老还 童》电影里一个老者的话，他说我一生经历了七次雷击，后来我明白，那是上帝想告诉我：活着，是多么美好。现在，我想说，我生命中经历这次与死者的面对，是 上苍想告诉我，能够平静平安地活着，是多么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