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人郑政恒谈电影怪象：王全安贾樟柯被商业糊了眼

香港影评人郑政恒

　　回顾2012年，内地电影身陷七大怪圈，如偷票房、雇佣水军等恶性竞争方式层出不穷，展望2013年，内地电影又该何去何从？凤凰娱乐独家专访香港资深影评人郑政恒，他带我们一起探讨七大怪圈下的解决之路。

　　谈偷票房：观众要给戏院施加压力

　　偷票房在内地电影业属于屡见不鲜的现象，香港影评人郑政恒表示，香港没有偷票房的现象，数据是真实可信的。对于内地偷票房的现象，郑政恒认为，观众买票去看电影，是为了支持某一部电影或导演，这不仅仅是一种消费，而是对那部电影的肯定，偷票房的现象是非常不好的，这是电影票房和观众期望之间的差距。

　　他建议，“我觉得最重要是观众要自觉告诉戏院的人，这张票我看的是这部电影。所以第一步要观众给戏院施加压力。而戏院应该是上面的交代，仅考虑赚钱，应该不会主动去改变什么，所以要靠观众。”

　　郑政恒表示，国内有关部门要弄清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他说，“那些很相信大制作大导演的人，神话其实已经破灭了，不一定是很大的制作才会大卖，他们要打破思维，才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他们要看事情怎么样，观众需要的是什么，而不能用方法让某一类型的电影大卖，要分清什么电影是值得支持的，用方法让电影变成真正的大卖。”

　　谈水军：电影应让大家真心感动

　　电影票房似乎成为了判断电影成功或失败的最重要标准，为了票房，雇佣水军也开始成为一种常见手段。近期，陆川导演工作室的某工作人员承认曾雇佣水军，《王的盛宴》成为了第一部公开使用水军的电影。

　　陆川执导的《王的盛宴》新年在香港上映，谈到陆川导演此次被卷入水军事件，郑政恒说，“我很喜欢他的《可可西里》，那时还没有太多水军，国内、香港和台湾的都对他这部作品评价很好，后来的《南京南京》就评价二元分叉了。希望他能回到《可可西里》的水平，就不用雇佣了水军。”

　　谈到内地电影圈的水军现象，郑政恒笑言“没人找我啊！”面对这类电影圈中的潜规则，竞争的影片竞相陷入了雇佣水军互黑互骂的恶性循环。郑政恒认为要避免水军，可以从两个层面努力，他表示，“第一个是观众层面，要有很好的分辨能力，分清什么是公正客观、什么是主观偏见的影片，要培养观众看电影和影评的素质，使观众可以分清什么是好的影评。第二是拍电影的人，他们不能都没有信心要依靠水军，应该拍更好的电影，让大家真心的感动，写出真心的影评。”

　　引导舆论的评价，实际有很多良性方式可循的，郑政恒表示，“香港或者外国的导演多会做一些座谈会，会讲电影拍摄的构思，背后的研究、拍法，有什么特色，也会找影评人、历史学家、演员等一起去谈。与其请水军，倒不如请一些真正的影评人去真正的谈一些电影，通过座谈，可以和影评、或大学组织，好的坏的都可以谈，形成一个讨论气氛，这样才是健康的模式。”

　　谈恶劣宣传：文艺和政治不可能分开

　　第25届东京国际电影节开幕前2天，唯一一部闯进主竞赛单元的国产片《万箭穿心》以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伤害中国人民感情为由，宣布退出。面对这样的“宣传”手段，郑政恒直言，“这是民族主义，其实在电影中常见此类现象，因为电影是大众消费的活动，常利用民族主义的情绪来做这样的事，比如电影中的日本人都特别坏。”

　　从正面角度来看，郑政恒认为，“电影除了引起民族主义情绪，也能舒缓两国之间的不良情绪，中日两国也有过合作，比如张艺谋的《千里走单骑》，当然历史的东西不能忘记，那是很多人曾经经历的苦难，但除了这些，可以还多一点合作，多一点理解。”

　　同时，郑政恒将《万箭穿心》的例子和莫言在瑞典的言论联系了起来，他表示，“莫言在瑞典说文学和政治是分开的，但其实在现在的文化环境中，不仅仅是文艺归文艺，政治归政治了，文艺、经济和政治这三个很复杂的层面已经联系起来了，已经不可能分开的很清楚了，我觉得那很幼稚的想法。《万箭穿心》就是很好的例子，这些不可能分割的。”

　　谈影评人红包：别用假影评影响观众口味

　　香港影评人的整体情况是华语圈公认比较好的，而内地人的影评人状况却是褒贬不一，有一种情况是，内地影评人的公信力已经陷入低谷，很多人将其与“收红包的”联系在一起，不由让人感慨为何解读电影的专业人士会沦落至此？

　　郑政恒说，香港的影评人比较少看内地的电影影评，因为觉得有太多不靠谱的东西。他表示，“这要回到影评标准的问题，电影有好坏之分，同样的，影评也有好坏之分，我想如果影评收了红包或说的不是真心话的，读者是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读者的表态很重要。”

　　据郑政恒的观察，香港和台湾的影评不容易进入内地，因为大家写东西的风格不一样。内地影评的写法很不同，一种是和大众关系不大的学术类的写法，另一种和大众有关系的感性散文的写法，这与香港和台湾的影评人仔细用影评方法讨论的风格不一样，引起读者对影评的想象和希望不一样。

　　影评人是电影和观众之间的桥梁，其作用非常重要，郑政恒称，“这关系着对电影的长远影响，因为看影评的人就是看电影的人，若影评人质量没有提高，那怎么去提高整个内地的电影质量？观众的水平没有提高，电影的水平就没有提高，所以要从自己做起，要分清楚影评的好和坏。拍电影的人可以考虑通过纪录片和座谈会来宣传电影，不要用假的影评去影响观众的口味，这是一个恶性循环。”

　　谈金马可公关：内地评奖或公开评审过程

　　台湾导演杨雅喆本届金马奖时在facebook写道，他参加金马奖听到有内地大公司的老板和公关争执，大老板说“什么不能操作？是太晚操作…！”杨雅喆注解道“这也就是为什么，金马奖在两岸三地是一个公信力很高、历史最悠久的电影奖项。”

　　郑政恒认为这位大老板口出此言，应该是不了解台湾金马奖的评奖方法与内地一些奖项的评选方法不同，金马奖是评审团制度，与戛纳、威尼斯和柏林等电影奖项是同一个制度，最后的决选是由专业的电影工作者组成的评审团决定，如今年的金马奖就是刘德华做评审团主席，虽然也有主观的一面，但公关的东西，不可能在那个层面影响到。

　　对于内地电影奖项可公关一说，郑政恒的建议是要有专业的评审和透明的评审过程，他说，“重要的是什么人去做评审，如果不是很专业、名望不高的人，意义不大，另外，是否可以把评审的过程公开，例如文字、录音记录等。”

　　谈中小成本电影排片难：分开主流商业电影院和小众艺术电影院

　　内地电影中小制作的影片向来不受院线重视，有的只是“电影院一日游”便匆匆下线，颇受大片打压。面对这个问题，郑政恒建议，“应该分开两个层面，在大城市，要分开主流的商业电影院和比较小众的艺术电影院，因为在大城市中，不同年纪、背景、口味的人一定是不同的，他们对电影有不同的期待，大众的商业电影院不一定能够满足他们的口味，要慢慢发展出一些非主流的艺术电影院。”

　　郑政恒谈到的小众艺术电影院，在香港就有先例，比如位于油麻地的百老汇电影中心，郑政恒表示，“我觉得小成本的电影可以采用细水长流的做法，在艺术电影院压力没有那么大，因为一个厅只有几十个或一百个座位。”

　　对于小成本电影，宣传方式上也可以改进，郑政恒认为，“一些小成本的电影，可以联合起来做宣传，若一个个做，一定拼不过《一九四二》或《王的盛宴》等铺天盖地的宣传。当然要先看小成本制作的电影的内容是否有合作的空间，我觉得有这个可能。”

　　谈情色宣传：审查画面尺度而非故事本身

　　王全安执导，张丰毅、张雨绮、吴刚和刘威等主演的《白鹿原》公映前，宣传多用“大尺度”“激情”等色情戏码，本是一部民族史诗式的电影，却被大尺度的激情戏占满宣传版面，引起了广泛讨论。

　　郑政恒认为此类电影艺术和通俗的东西没有分开，他说：“《白鹿原》理想的层面就是承接了一些第五代导演的主题，例如农村文化和历史记忆。不好的层面是本来题材是一个文艺的小说出发的，有艺术的题材，但是拍出来很通俗，成了卖弄色情的东西以及几代人对同一个女人的欲望。”他另指，“电影有第五代表面的东西，但没有对传统文化的寻根和反思的东西，成了有外表而没有雨内涵的电影，拍出来的作品高不成低不就。艺术的东西和通俗的东西没有分开，所以失败也是正常的。”

　　郑政恒表示这也能看到第六代导演的问题，比如王全安和贾樟柯都有艺术的眼光，他们都曾经在国外拿奖，但后来给一些商业的东西模糊了眼光，看不清楚未来的路怎么走。郑政恒坦言，“国内和国外的人都看的很清楚，他们已经走上了歧路，现在他们面对着十字路口，一是去拍那些通俗的电影，或者就回头去认真的拍一些艺术的电影。”

　　关注电影中的色情，郑政恒认为，“内地还没有分级的制度，所以色情的问题比较多。我听有人说《一九四二》怎么带小孩子去看，国内电影太没有限制的话，一些卖色，一些卖血，这些一定可以能引起观众的情绪，在理性消费的社会，要有一个理性的制度去分级，分清楚什么人该去看什么电影。”

　　他指出，在中国电影制度化还没有完善的时候，应该不要压抑创意，不要删减情节和故事本身，审查应该放在掌握画面的尺度、太商业化或广告植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