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我当驻校作家这一年

　　2011年秋，作家、《南渡北归》作者岳南受中国台湾清华大学邀请，赴台担任驻校作家。一年中，他的主要工作是在学校演讲、授课、撰写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传记。近日，本报记者就驻校作家的话题采访了刚刚回到北京的岳南。

　　《中国科学报》：首先请你谈谈这一年来你所从事的工作。

　　岳南：2011年秋，我由北京赴台湾新竹市清华大学任驻校作家，主聘单位是该校教务处下属的写作中心，因而我到校后既要听命于写作中心，还要听命于教务处安排。除了写作中心，教务处还下设了一个直属单位叫通识教育中心，我驻校期间，大而言之是由这两个中心联合组织规模较大的对校内外师生与民众的演讲会，小而言之，则在写作中心为各年级的文学爱好者开设创作课。大的演讲每次听众约几百到几十不等，小的授课一般保持在十来个人左右。一年中，大的演讲共进行了八次，小的约20次左右。这是校内规定必须要做的事情。

　　除了演讲和授课，我自己的写作任务是撰写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传记，暂名《梅贻琦大传》。为了这个书的写作，我很大一部分精力用于搜集材料和研判材料上，初步估计到今年年底出版。

　　《中国科学报》：你认为驻校作家这种做法对学生的作用如何？对学校的文学氛围的作用如何？就你自身的创作来看，又有什么作用？

　　岳南：就个人角度看，这种做法还是好的，现在要到名牌大学当个老师，非博士学位不可，但就国内的作家本身条件来说，一是学历相对低，二是讲课水平不是特别高。但作家的长处在于有相当的写作经验，也有作品和一定的社会名声，在当下体制硬性规定不能进入学校长期为师的情况下，以“驻校作家”的身份进入是个很好的选择，这个权衡通融的方法，无论是学校、教育部还是校内师生都能接受。

　　作家进入学校后自然要担当教学或与师生交流的任务，但与校内教授不同的是，作家的教学不属于常规而属于另类，交流起来也比较随便。这是平面上说，真正要谈起文学创作这一块儿，因为作家对生活有切身的感受和体会，演讲的写作构思、技巧、表达方法等等也会较切合实际，且是容易为学生接受并可具体学习、模仿和操作的。这是大学教授所不易达到的。有人说大学不培养作家只培养理论家，此话是有道理的。只有把作家请进校园，以教授的身份与学生面对面交流，口传身授，新的作家就有可能产生，至少学生们在各种文体的写作上会有所长进。

　　《中国科学报》：就你对台湾驻校制度的了解，你认为其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岳南：我进入台湾新竹清华大学驻校之前，他们已经有了“驻校艺术家”、“驻校作家”等职称和人员，驻校艺术家是学校艺术中心聘请的，一般是一年一聘，也有两至三年的，但多数是海归。我赴台之前，新竹清华的“驻校作家”是龙应台。

　　就我所知，现在台湾高校的“驻校艺术家”与“驻校作家”已形成了一种常态或说常规，凡是有点名气的大学都会有这样的职位和人员进入，就连金门大学也有驻校作家，台湾诗人郑愁予就是其中之一。在台湾，因为驻校作家或艺术家属于学校教员中的一种特别职称和职位，聘请的学校要发相当于博士生导师的薪水给作家或艺术家，每月要支付十几万台币，规模小的大学或私立大学可能出于支付薪水的压力，聘请的各种“家”，比起公立大学要少得多。

　　据说“驻校作家”这个名词和职位是从美国或西欧发源的，后来传到了东方渐渐被港台所用，渐次又传到了中国大陆。到底是不是这样呢，我没有作专题研究。但就台湾来说，早些年曾邀请过莫言、王安忆等作家赴台做过台北市“驻市作家”。我认为大陆高校要聘请作家驻校，可以多聘请境外作家或者是外地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