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世情人态 现世道人心

　　小说是可以“劝喻”的

　　李天岑的“人”字系列小说，表现出作家较强的社会责任感。他始终坚定地认为小说要有教育作用，对读者要有启迪。在“人”字系列三部曲中，他立足于中华传统人文思想，提倡真善美，鞭挞假丑恶，朝向更健康更积极的人生价值，具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他的作品注重从生活中发现光明、温暖的一面，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对生活阴暗面的纠结上。他说作者不能为写小说而写小说，要让人们看了能够受到启发。劝人向善，不做坏事，给人以警醒，体现出对于小说的社会功用的一种高度自觉，被评论家认为是一首劝世歌、一部醒世书。

　　廖奔说，李天岑“人”字系列小说有他的特点，就是像他这样的作家，同时也是官员，心中有一盏灯，在现实中工作，在理想中眺望，一直有一种超越现实的情怀，他无论做官也好，写小说也好，都有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特殊观照。他的作品是醒世书，是劝世歌，总想对社会说点什么，期望对人们能有所教益。但同时我也在想，他的“人”字系列，着眼点就在于一个“人”字。文学是人学，他就是在为人而写作，不管是描写企业家，表现官场，还是表现家族里面的争斗，以及社会方方面面复杂的人际关系，总而言之，作者都在围绕自己心中的一个基本线索在写，就是人。所以他这个“人”字系列，把这三个人字竖在这儿，给我们以警醒。

　　有评论家认为李天岑这三部小说形成了自己非常鲜明的风格，如果需要学术的命名来定位的话，可以称为劝诫小说。梁鸿说，这三部小说很难用现代的理念来衡量，小说一直强调劝诫，而这样的劝诫可能在于一种宽恕，它的价值不在于对历史的批判，而在于建构，小说从另外一个层面找到一个突破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里面曾经提到白话小说的问题，白话小说主要有两个要素，第一是喻心，第二就是劝善。现在的白话小说在现代小说系列里似乎已经被压抑掉了，而且在现代小说史里的，白话小说和通俗小说一起是被作为正统文学史的边缘一直被忽视的。而李天岑的小说，重新采用白话小说这样一个文体、这样一种概念来表达，以一种更自觉的意识重回民间，重回乡土，更深入地挖掘民间生活，进一步把方言世界作为一个文学地理的世界去构造，并且转化为现代人所能接受的方式。民间的传统、白话小说的传统，重新在李天岑的小说里发扬光大，这是值得肯定的。作家应该找到更富有特色、更具有标识感、更自由的创作道路，不见得都要走大家的路，而要找到自我的方向。孟繁华认为，李天岑的小说从中国传统文化里面，特别是传统白话小说里面所获取资源。这么多年，我们的小说作家，向西方致敬的时间太久了。事实上很多对本土经验和本土的文化传统能够借鉴和继承的作家，往往会写出新意来。李天岑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里面借鉴了很多，这种劝诫在民间是有效的，这些资源都是我们传统白话小说所具有的。

　　重视小说的思想主题，通过讲故事表达他的惩恶扬善的思想，是李天岑小说的重要特色。李天岑有从政的生活经历，对于他来说，为文也是为官的延伸，目的都指向积极有为的社会效益和影响，这就决定了他所采用的小说的姿态。李天岑心里藏着很多故事，而且他也很会讲故事，但是他的小说并不仅仅满足于讲一个好玩的故事。他讲故事的目的很明确，他更在乎故事的思想主题。当他对思想主题没有想明白的时候，他不会轻易动笔，也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他对完全否定主题先行的观点还存有微辞。

　　对于这样一种小说观，贺绍俊深入地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李天岑的小说观是很明确的，是一种有目的的小说观。而这样一种小说观念是否会阻碍他在小说艺术上深入下去，而要想有所发展、有所突破是不是需要换一种小说观，用另外一种方式来写？贺绍俊认为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尽量把好看的故事与明确的主题衔接起来的创作意图无可厚非，而且他的小说在读者中的受欢迎程度证明了这样一种小说写法的可行性，如果换一个思路的话，不是放弃这种小说观和小说写法，而是应该去思考如何使这样一种小说写法写得更好。坚持自己的独创性，把这样一种样式写得更加完美，让自己的小说观能够得到更好的表现。同时不简化生活的复杂，不破坏人物的生动和鲜活，让人物自然地发展，让自己的小说艺术更加成熟。

　　雷达认为，在通常的文学创作中没有必要过多地去劝喻，劝喻过分了就容易变成说教。但《人伦》的进步就在于通过复杂精妙的故事设置，来传递它的思想主题。故事设置得很巧妙，一个很小的事件牵扯出那么多的人物，演出了那么多的戏，曲折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小问题都很难解决，解决之后就更复杂，最后的问题都指向最终的矛盾，这就是权力与公平的矛盾。

　　何镇邦认为，李天岑这三本小说都有劝诫的功能，但是劝诫是功能，不是小说形态。作为小说形态，《人精》《人道》《人伦》属于世态、世情、民情，应该叫“新世情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讲，明代小说的两大主流，一个讲的是神魔，一个讲的就是世情。世情是写世态人情，叙述一些悲欢离合、炎凉世态的事情。这三部小说有三个重点，第一部《人精》写的是赖四，一个富起来的农民企业家，最后他总结一下叫劝世歌，所以读者大概一看觉得有点劝世的味道。第二部《人道》写官场，写马里红的升官给我们带来警示，就艺术来看，这部书里头马里红写得成功，杨晓静并不成功。第三部《人伦》写由一个案子抢包工权产生纠纷最后了断的故事。这三部小说，从企业和官员的生存状态到农村的社会矛盾，都有触及和描写，并且表达了作者对这些社会现象和社会矛盾的思考和忧虑，所以这三部小说可以被称为“新世情小说”，这样的概括比劝诫无论从内涵和外延上都更准确。

　　植根于生活的现实主义力作

　　30多年来，李天岑一直把关注的焦点对准南阳这块热土，作品结构紧密，构思精巧，题材新颖引人入胜，地方特色浓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普遍赞扬。《人精》《人道》《人伦》三部长篇小说，构成一个三部曲，力图以中华民族传统的人本思想来赋予纷繁生活和人性以爱与善的文化内涵，努力使它塑造的人物向善、向美、向爱，使那些有着鲜明性格和生活底色的人物在成为小说谱系众生相的同时，给人更多的感召力和温暖感，堪称现实主义力作。

　　吴秉杰把《人伦》称作是现实主义的胜利。这种现实主义胜利包含两个意思，第一，小说的艺术内容、艺术价值和它的蕴含，可能超出作家自己的想象和写作的意图。第二，现实主义胜利是包含某种矛盾的。具体来说，第一部写民间，成功地刻画了赖四这个人物，鲜活地呈现了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第二部《人道》写官场，官场的核心非常复杂而难以描述，如果没有从政的生活经验，很难进入并且反映出来。而这个小说过程写得非常细致，为我们生动地展示了官场众生相。第三部小说《人伦》写社会矛盾，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它的现实感。小说很好读，它对在一个县域里面，所谓官场人物生存状态的深刻描写非常逼真，人物都很精彩，哪怕几笔的人物都惟妙惟肖，能够看出来作者深厚的生活底子和这种白描的写作功力。比一般的官场小说写得都有气势，这种气势真正把这里面许多微妙的东西写出来了，而且真正的以小见大。

　　从李天岑的小说中可以归纳出三条宝贵的创作经验：第一，他有生活，甚至于有原形，而且他自己也在当官，所以他所有的细节、人物，都很形象，很现实。我们读官场小说，就把他限制在官场，写农村小说，就把主题都限制在农村，但是作者没有，他对生活很熟悉，所以他讲一个道理，可能对生活的熟悉比对思想的这种体验更重要一些，更能让读者直观一些。第二，一个好的作家可以把好多领域打通，他这三部小说，都可以说是乡村小说，乡土气息非常浓厚，涉及基层、官场等社会层面，把不同的领域打通，使得他的小说成为一个丰富自足的世界。第三，一个作家的创作心态非常重要，有人说一个作家越偏激，才能写出好作品，但是李天岑的心态非常平和，他也能写出好东西，由于他心态平和，他对许多人物的理解，对当官人的心理状态都非常理解，都把握得比较好。小说写得扎实，好读，它的价值可以超过他观念上的东西。

　　雷达认为，李天岑对于中国的基层社会非常熟悉，《人伦》通过一个案子抖出了那么多的人，每个人出来都有戏，生活的画面和对生活的感受是非常有味道的，几乎就是一幅现代基层社会的动人画卷。这种现实的品格来自于李天岑小说所具有的生活的真实感和内在逻辑力量。现在很多小说没有内在逻辑力量，内在逻辑力量是很能说服人的，而这正是李天岑不同于一般作家的优点。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小说家，他以描述生活见长，描写生活很多微妙之处。但是在这之外还缺乏一些东西，比如在处理大历史和小人物的关系上，在整个作品的隐喻、语言以及概括力上，有时候还达不到，还缺乏那种张力。

　　白描也认为这是我们当前的一部现实主义力作。小说《人道》和《人伦》虽然都写到了官场，但是它近距离地观察生活，非常真切地反映出我们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障碍，以及矛盾当中人们的处境和表现。面对丰富的生活，小说在处理上驾轻就熟，举重若轻，不着痕迹。轻盈而不轻飘，厚重而不笨重，非常轻松地把生活常态展现出来，把各种人的脸谱生动地刻画出来了，是一部厚实的现实主义作品。

　　邵丽认为，李天岑小说的现实主义的品质来自于它的原发性。作品里面人物和事件都是自然而然生长起来的，都是身边的人和事，读起来现实感强，这样的写作冒着非常大的风险，因为切入的角度非常难以把握。如果仅仅从讲故事的角度叙述这些问题，很难写出新意。而如果想增加它的戏剧张力，又需要很多新的小说元素，这又会伤害到他的原生性。好在李天岑艺高人胆大，写得非常好。

　　生动鲜活的人物群像

　　李天岑的三部小说聚焦于社会转型期的人物命运转折，在典型环境中创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人物性格鲜明，形象鲜活，重点写小人物的生存轨迹，挖掘他们的心灵深处的真善美和假恶丑，刻画了饱满的艺术形象，在当代文学中留下了一道独特的文学景观。

　　雷达认为读天岑的小说，是一种享受，是一种轻松，是一种愉悦，而小说的这种魅力根源在哪里？关键的一点，还是抓住一个“人”字，就是抓住人物，摸透人心，写出人心、人性、人世。所以他的小说里面，基本上是处处有戏，还处处有趣，使得小说从整体上呈现出一种更高的文学品格。

　　《人精》主要写一个人物赖四，《人道》主要写两个人物，杨晓静和马里红，到《人伦》就写了多个人物，这体现了李天岑把握长篇小说的逐渐熟练。胡平认为，这三部小说虽然是劝诫小说，同时也都不同程度描写官场，但是不同于一般的官场小说，作品具有更厚重的文学性，而这种文学性正是通过生动的人物所实现的。比如在《人道》中作者设置了两个人物：田捍卫和米兰兰，这两个人物在里面不是特别突出，但是这两个人物的设计，彻底打破了在马里红和杨晓静的塑造上那样善恶分明的模式，一个非常正面，一个非常反面。到了《人伦》，人物塑造更加鲜活生动，丰富多义，《人伦》里没有主要人物，看完后找不到作者心目中的理想人物，但这不是缺点，他完全按照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在塑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这也为作品提供了多种解读的可能。

　　孟繁华认为，《人道》主要刻画了两位女性，这两个人物在小说里面形成一个二维结构，两个人在性格方面、价值观方面构成的关系很分明。事实上马里红这样的人物可能容易写得更生动一些，但是杨晓静这样的正面人物相对就苍白一点。正面的人物、美的事物都很难写；不好的事物，不好的人物都容易写好，这对作家的创作是一个很严峻的挑战。而《人伦》和《人精》《人道》相比在结构上发生了变化，里面人物很多，这个题材和当下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这是李天岑非常了不起的创作态度和立场，敢于接触现实社会，敢于从当下的生活里面提炼他的人物故事，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确实是要有胆有识。

　　白描认为李天岑小说塑造了生动的人物形象，不是一个两个，而是现实生活人们的群像，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性格。这是非常棒的一群人物，没有扎实深入的生活是写不出来的，只有真正地深入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你才能抓到那些人的神，才能描写出来。一个作家心里头藏着这么一大把性格各异的形象，不仅依赖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更重要的是要有生活。

　　米兰兰是作者塑造的一个比较成功的形象。作者用极少的笔墨塑造了一个生动感人的形象，给人以深刻的印象。李东华认为这个女性是作者写得最有耐心的一个形象，你可以说她心思很绵密，也可以说她比较优柔，你也可以说她是官场中人，有一点小小的权力等等，米兰兰任何一次人生的抉择和她任何一次哪怕比较微小的内心的波动，作者都是设有线索的，而且有丰沛的细节来支撑。细致地展示了一个权力场中的女人，她的心灵是如何被权力异化的。它通过细节来说话，比通过作者直接站到前台来进行这种劝喻，效果来得更深刻。在米兰兰的身上，既有传统女性可爱的地方，也有被异化之后让人觉得可悲的地方，对我们思考人生很有启发。这个人物是李天岑对文学人物画廊的又一个贡献。同样生动精彩的人物形象还有犬子，这似乎是一个很不起眼的人物，乡政府通讯员出身，最后辞职跟着大老板混饭去了，刚看时以为就是个小混混，但越往后看，这个人物就体现出他的复杂性，不光是讲义气，而且非常有头脑非常机智，从某种意义上说他是民意的代表，敢于斗争，虽然是个很不起眼的小人物，但是他的力量最强。

　　富有魅力的乡土叙述

　　从叙述的角度上来看这三部作品，尽管在表面上看，它是一个写官场的，写社会世情的小说，但是在叙述上也体现了作者的独到追求。施战军重点分析了李天岑小说的叙述特点。他认为小说《人精》依靠时间性的叙述，是一种跳跃式的讲述故事的方法。而到了《人伦》里面，时间明显地慢下来了，不像《人精》里面时间挪移得非常快，在《人伦》里时间相对来说有点安静的感觉，基本上就变成以小时为时间单位。而《人道》的主要叙述构成方式是对话，《人道》里面一多半都是靠人物的对话来推动故事的情节，塑造人物性格，展开故事。而《人伦》则是把小说里面的人物和世界，放到一个以空间为主的叙述结构里，用空间来推动叙述。在小说中人伦的“伦”大有讲究，人们通常都想找到伦理、伦常，都渴望做一个好人，但是这种伦理伦常没有固定的内容，经常被打乱，在社会上做人有一套伦理，官场又有另一套伦理，人生交往也有一套伦理，这些不同的伦理标准交织在一起，这个世界就复杂了，有趣了，也有可写的了。李天岑恰恰抓住了这些东西，找到了可写的东西，在《人伦》里他叙事的成熟度、他的语言真正感觉成熟起来了，虽然他写起来有些踌躇，不像前面那么痛快，但是这样的历练，会让他的下一部写得更好。

　　吴义勤也认为《人伦》是三部曲里面文学性最强的一部，从艺术、结构，包括人物各方面来说都是最完整的。这部小说可读性强，是一个辐射的结构。从现实来说是关于一个案件的故事；从历史来说，是一段世仇。这个案件背后，是米田两家的世仇，是米家对田家的夺妻之恨。以这样一个现实的案件跟一段历史的情仇，辐射了一个社会的层面，探讨了复杂人际网络里各种人物的性格和关系。这部小说从结构、情节各方面都非常紧凑，好读，而且各种线索之间有一个内在的逻辑关系，整个很完整。李天岑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色在于他的区域性，他独特的地域特色，也就是他的原产地的标识非常明显，不管是人情世故还是语言，都带有非常丰富的中原地区的特色，使作品增加了很大的语言张力和描写的趣味，尤其是《人精》这部小说，一开始那浓郁的方言，就把读者吸引住了，为作品增色不少。何镇邦说，李天岑讲故事，写民间文化，呈现出富有魅力的乡村乡土叙述。比如他写《人伦》，这样的小矛盾、小案件大概50页就可解决了，他故意让田戈跑了，跑了以后就有戏唱了，而且跑得好玩，是光着身子跑的，这样的处理就受益于民间故事，另外，像赖四说快板、顺口溜，也让作品变得通俗生动好读。《人道》和《人伦》有很多提纯的民间口语，这种乡土叙述是任何洋的东西所无法替代的。李天岑的小说除了思想魅力以外，在艺术上的乡土叙述把握得很好，这个要保留下去。

　　邵丽认为李天岑的作品思考的问题不是一人一事，读过之后，我们完全可以从作品的人物和事件中跳开，去思考某一类人或者某一些社会现象。赖四这个人不是一个特例，他的智慧很具有中国特色，《人精》与其说是成熟，倒不如说更加世俗。作品反讽意味比警示意义更大。《人道》里的马里红，我们读起来可能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作为官场中人谁能比她更清高，但官场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场，它就是我们这个社会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社会问题反映在官场，就成了官场问题。

　　白描认为《人伦》这本小说体现了李天岑高超的讲故事的艺术，引人入胜，让人欲罢不能。开始阅读时把它定位为官场小说，但是读了不到几十页，就被作者抓住，被小说牵着走，因为阅读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矛盾心理，想看这个案子最后怎么着落，是一个什么样的结局。有时读一本小说，作为职业读者来说是比较冷静的，但是这本书让人越读越不冷静，就像小学读《水浒》时那样的一种感觉，被人物抓住了，急切地想往下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李庚香也认为，李天岑小说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善于讲故事。在一定意义上小说的要义在于写故事，写人物，写细节，故事的讲法决定小说的品位。李天岑作品中的故事是一个套着一个，一波接着一波，一些故事的起点不动声色，一些故事的高潮言而不发，一些故事的结尾留有余味。他非常注重让生活本身说话，笔法质朴真诚，他写人心，写人性，不加渲染，不动声色，却在简洁的文字中写透了人情世态。

　　会上，作家李天岑谈了他的创作感受，他觉得他作品的风格特色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和环境有关系。母亲对他的影响比较大，从小教育他要多记别人的好，少记别人的坏，不管别人是否对得起咱，咱要对得起别人。这些道理从小就深入到他的骨髓，影响了他的创作，形成了一种向真、向善、向美的格调，通过作品来表达自己的爱与憎。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写作，使读者从中受到一些启示，最起码不给读者带来副作用。如果一味地为了写作，为了艺术，给读者产生负面影响的话，那就像是让读者抽烟一样，受到尼古丁的毒害。写作应该带有一种责任感。

　　李天岑认为写作应该是有感而发，在选材上，要选择当下与生活最近的，与群众最近的。开始创作小说的时候，并没有带着要去劝诫的思想去写，不是刻意用自己的作品达到教育的目的，只是写着写着不由自主地发现，这里面好像有劝诫的意思。

　　李天岑也表示各位专家的意见让他茅塞顿开，在今后的创作中他会吸取、吸收和消化这些批评、意见和建议，要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剖析，对自己的作品做一次“体检”，从而明确努力方向，使自己的作品进一步得到提升和升华。

 　(李墨波根据发言摘要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