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乃珊：冬日围炉之乐

　　近来都在热议上海冬天是否要供暖。说起来，从前上海的冬天取暖一直为奢侈之举，不是一般市民敢于问津的，如今空调普及，上海的冬天比过往要暖和多了。

　　老式的取暖方式有多种。最高级的是使用煤炭或木材的壁炉，这一般都是上世纪初的上海老洋房才具备，另外有水汀需在大炉间烧，普通住宅也不具备这种条件。相对比较普遍的取暖装置就是火炉，这种炉子是生铁铸造。每当上海街面刮起第一阵萧瑟秋风时，弄堂里就会听到金属片互相碰撞、富有节奏感的“哐当哐当”声，挑着担子的小贩，踏着跳跃活泼的节奏，踩着一地梧桐落叶走街串巷。这就是老上海人所称的白铁匠，他的生活(工作)担，也称铜匠担，提点着市民：西北风起了，屋里厢过冬的火炉要装了。

　　白铁匠的一副生活担子可谓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一头是一只炉子和烧火炭，另一头是白铁筒以及工具，这些白铁匠很不简单。他们一般手头都有相熟的老客户。每逢秋风乍起，他们就会老马识途上门来装火炉。所谓装火炉，就是把白铁管，节节相套呈L状，与火炉衔接将废气引往窗外。听似简单，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生活”(沪语“活计”)。万一密封不好，一氧化碳外泄会引起中毒。

　　我还记得常来我们家的那位白铁匠长脚老高，就住在长乐路沿街。白铁匠的工作是候鸟式的，秋天装炉子，开春拆炉子，余下的时间就像一个流动的小五金修配铺，从配钥匙、修补汤婆子、定制各类五金家用模具(如蛋糕模子、油墩子模子)。钢精锅子铜吊的底肚调换等等，是上海民生不可缺的一道服务，乃至“铜匠担”在上海闲话中也成为一个形容词——形容某人动作太大，发出声响过大，就会说：“你哪能像只铜匠担，闹猛来……”

　　小时候每逢看到家里炉子装好了，我和哥哥不知为什么总是很有一种兴奋和向往之感。我想是因为冬日的炉子意味着温暖与团圆。

　　这种火炉烧大煤饼。为了节约煤饼，一般都在冬日的黄昏时分、上班上学的都回来了，才开始生炉子。在我们小时候，煤饼都是计划供应。因为容易破碎，所以搬动起来必须小心翼翼，近乎虔诚。先将煤饼放在铁胆内，再把铁胆在煤气灶上引燃。看着天蓝色的火苗从蜂窝煤里蹿出来，就像一群蓝色的小精灵在欢乐地飞舞。在我们的一片欢呼声中，爸爸提着火旺的煤饼放入炉膛里，屋里感觉顿时温暖起来。窗玻璃上就会很快布满水汽，有时连水汽也会结成冰花。我和哥哥就会在窗玻璃上写字画画。

　　晚饭过后正是炉火最旺的时候。妈妈总会在火炉上搁一吊子水，以备家人冲汤婆子和洗脸洗脚之用。因为生了炉子就总要设法煮点什么吃吃。那时物资供应贫乏，但爸妈总有办法。通常搁上红枣赤豆粥之类。最不起眼的宁波白年糕，父母亲会把它们切成一片片，放在炉子上蒸，蒸得软塌塌糯笃笃，再沾上拌着绵白糖的黄豆粉，又可口又有营养，感觉比现在的披萨饼更可口。上世纪六十年代粮食供应中要搭一定比例的山芋，桂花山芋汤常会在炉子上出现。爸爸还自己设计一种中空的烘箱让白铁匠长脚老高敲打出来，搁在火炉上专门烘山芋，甜焦的香味弥漫着整个房间，实在没有啥可吃，就会将晚饭的剩菜和上面疙瘩，一样又鲜又香。此时爸爸总会放上几张唱片，在音乐声中，炉火渐渐熄了，我们仍围炉而聚不舍得散，直到炉子快冷却了，才捧着又暖又饱的肚子上床。

　　“文革”开始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把白铁匠长脚老高的生意也割掉了。再说那时哪家还有心思生炉子拆炉子。一度除了医院和幼儿园之外，小孩子都不认识火炉了。

　　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严冬终于过去了。上海出于对老人照顾，恢复供应取暖煤饼，父母亲这才又找出废弃多年的火炉，在长乐路找回了老高。在不生火炉的日子里，我们家里根本与白铁匠无关的大小事宜，比如“文革”中每家派发做防空洞砖头的差事，都找老高帮忙。从前的人情就是这样绵长和深笃。我们家的炉火又旺起来了。且又多了一层用途，在炉子四周搭一个铁丝栅栏，用来焐暖女儿和侄子的小衣服，让他们可以暖暖地穿上身。就这样一只炉子温暖了两代人的童年。

　　上海供应大大好转了，火炉上的美食也丰富起来。晚餐桌上的一品锅，热辣辣地直接从炉子上端到餐桌上还在笃笃冒泡。最令我怀念的是妈妈煮的火腿粥，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静安寺的腌腊店还有出售切成薄片的熟火腿。刀工熟练的老师傅，将火腿切成薄薄的一片片，如鱼鳞般整齐地排在油纸上，这是煲火腿粥的佳料。这是我女儿侄子的最温馨的舌尖上的回忆。同时，烘山芋的甜焦香味又重新在家里弥散，现在可是升级了——将流着糖汁的烘山芋连皮压碎，拌上白脱油，这种土洋结合的吃法可是老上海十分流行的，据说源自美国北部印第安人之法。

　　说起来炉子有很多缺点，首先对城市的空气污染，而且又占空间，开春了还要放置炉子和管子的空间，另外煤饼也需要空间堆放，哪有如今空调那样方便科学。但每逢冬天，我们全家还是时时怀念生炉子的时代，还有那位憨厚手巧的长脚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