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义：哈佛大学的“中国先生”

傅高义 庄建摄

　　83岁的傅高义笑了，笑得很灿烂，像个孩子。

　　他听清了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刚才说的那句话：“傅高义的《邓小平时代》、基辛格的《论中国》同时入围以英语写作外国事务非虚构类著作的莱昂内尔·盖尔伯奖，最终傅高义获奖。”

　　“获奖后的第二个星期，基辛格见到我，对我说，‘你获奖是对的，你写这本书很不容易。’”前一天晚上采访傅高义时，他曾讲到这个细节。

　　两天来，数以万计的中国读者，翻开了一本名为《邓小平时代》的书。此刻，正值“十八大”后中国启动新一轮改革议程之时。21年前的1月18日，邓小平在家人陪伴下出发赴武昌、深圳等地，沿途发表一系列讲话强调改革。

　　《邓小平时代》原本是傅高义写给美国人看的书。“2000年，我从哈佛大学退休。站在21世纪的起点上，做点什么最有益于帮助美国人理解亚洲未来的发展呢。我跟很多人谈，想听听他们的意见。其中，一位记者朋友毫不迟疑地说：‘你应该写邓小平！’他在过去半个世纪一直进行亚洲事务的报道。”思索之后，傅高义断定记者的话是对的：“亚洲最大的焦点是中国，而对中国的现代历程造成最大影响的人是邓小平。在改善这么多人的生活水平方面，20世纪有任何其他领导人比邓小平做得更好吗？”

　　作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前主任，已经读了四十年“中国”这部大书的傅高义，于是，再次开始了“艰难的阅读”，70岁的高龄，羁绊着他阅读的速度。

　　傅高义心中的读者是哪些美国人呢？“我生长在美国中西部俄亥俄州的一个小镇。我的书是写给像我的中学同学们一样的人看的。他们只受过一般的教育，不是知识分子，不是专家，是普通的美国人。”

　　在哈佛大学里，傅高义被称为“中国先生”，这不仅是因为他会讲一口流利的汉语，更由于他对中国的研究与谙熟。

　　“您认为邓小平留下的最大精神遗产是什么？”两天来，因《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在中国大陆首发，在京做短暂停留的傅高义，一次又一次被记者、读者追问。“应该是不断地改革开放，大胆地继续改革开放。”傅高义的回答，肯定而始终如一。

　　“书出版后，评价并不一致，您怎么看？”对记者的提问，傅高义回答得很直率：“我不怕别人批评我的观点，我只在意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写的是不是事实。”

　　事实，是傅高义进行邓小平研究与写作的基石。“邓小平没有留下什么私人档案，一生不写笔记和日记，很多重要决策也从没有公开，他脑子里怎么想，我不知道。”傅高义用手指指着自己的脑袋说。这是他写作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傅高义做了扎实的功课，读书、查资料，采访当事人和知情人，都是他获得事实的途径。“我见了很多人，能听到不同人的看法。我认为我的运气很好，跟外国领导人和一些中国领导人都交流过，跟不同立场的人、邓小平的家属都见过面，跟很多知识分子也见过面。我去了瑞金，去了太行山，还去了广安，我想我掌握的资料是比较广泛的，这些资料，普通学者不一定能看到。我跟一些接触过邓小平的外国人也谈过，比如李光耀、香港以前的总督，还有基辛格等等。上世纪80年代，我还在广东待了七八个月，跟很多县的经委主任详细聊过发展情况。邓小平最早是在广东开始搞试点的，我有第一手资料。”就是在这探索中，傅高义对邓小平，对中国当代变革历程有了独到的观察和理解。

　　“我从不去猜测邓小平的想法。”在做了这一切之后，傅高义开始用事实还原历史环境，还原邓小平生活的时代背景，在那里，人们通过邓小平的作为，理解着“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邓小平时代》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以及中国惊险崎岖的改革开放之路做了全景式描述。书前一万字的导言，是傅高义最后完成的文字。许多读者认为它是全书的点睛之笔。“没有十年的研究，不会写出这样的一万字，那些文字，我改了几遍。”傅高义坦陈。

　　“从动笔到大体完成，总共耗费了他十年光阴。一个年届耄耋的老人，能够不辞辛苦，用自己晚年的宝贵时光去研究邓小平，读来不能不为之动容。”该书译者冯克利说。

　　在中国的读者打开这本书之前，傅高义心中有个期待：自己的书能让中国读者知道，虽然美国人对中国了解不够，但很多美国学者很认真很努力地希望了解中国；整个20世纪历史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就是邓小平；邓小平的一些想法仍然适合现在的需要。

　　在记者的采访中，在读者的提问里，傅高义享受着期望的满足。“我感到很光荣。”他用了“光荣”这个词，这是我们已经久违的一个词。

　　“我的野心很大。我希望三四十年以后，有人会说：你要了解那个时代，这本书对你会有帮助。”傅高义说出的“野心”，让人们读出了哈佛“中国先生”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