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曾经年轻的“面孔”和“同期声”——推荐夏烈的理由(王干)

　　这题目，有些感慨，也有些伤感，也有些艳羡。显然，是过来人的口气。过来人，不一定是老资格，不一定是成功者，只是经历者。过来人，是参与者，也是见证者，也常常是回望者。

　　回望不是一种生活方式，回望只是一种心理状态。回望是年龄和心理逐渐老化的特征。比如，我现在说到夏烈，想到居然是那些曾经年轻的面孔，陈思和、王晓明、黄子平、吴亮、李庆西、程德培、许子东、南帆、李劼、丁帆、李洁非、张陵、潘凯雄、贺绍俊等一干朋友，这些曾经的“青年评论家”，如今也逐渐的中年化、领导化、脱评论化，成就依旧，但岁月的痕迹还是难以平复。

　　现在想来，“青年评论家”是个奇怪的称呼，这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特殊产物，之前之后好像再也没有那般响亮。在上个世纪80年代“青年评论家”似乎是一种身份，又似乎是一种组织，但细究起来，又什么都不是，只是为了区别年龄的差异，或者说为了区别两代评论家的称谓而造出来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会这样一个称呼？只有在80年代那样的语境里，才可以体会到它的特殊含义。就像多年之后，人们会奇怪今天有网络文学这样一个称呼，文学写在牛皮纸上和刻在石碑上有区别吗？在网上阅读和写作与纸上有区别吗？但是，在今天我们会可以强调网络文学这样一个概念。

　　青年评论家自然是已经消失的概念，尤其在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日渐教授化和博导化的今天，青年评论家很容易和在读研究生混为一谈的。而网络上的那些青年们的评论，又容易有被屌丝化的可能。更主要的是青年评论家未能成为80年代那样富有生命力的群体，缺少整体的文学力量和效益，他们的声音常常被淹没在上一代人的声音之中。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识了夏烈，认识他好像是在湖州80后女作家群的研讨会上，他的年轻和发言以及私下的言谈让我觉得有新鲜感，他的声音好像不是我们这一代人能够发出的，之后又在网络文学一类的研讨会见过面，他好像短时间还在一家网络公司的文学原创部门做过几天的头目。之后，又读到了他的一些文章，发现他的文章有一股熟悉的青年评论家的气息，那气息是来自熟悉的上个世纪80年代：热烈、敏锐、抒情、理想。

　　热烈是上个世纪80年代文学的情感标志，在一个百废待兴的年代，文学作为一代人的特殊利器，以高昂的热情去批判和去呼唤是那个时代的必须，也是文学评论的动力。夏烈很难得的继承了这样一种的文学批评精神，因为经过90年代的市场经济泡沫之后，文学的热情和评论的热情似乎被实用的市场效应和刻板的教科程序所取代，而文学评论尤其是当代文学评论需要的是热情甚至激情，因为当代文学的非经典性和流动性让人不能用静止的眼光和冷静的态度作马后炮式的言说，而是要与作家“同呼吸共命运”，这样才能置身其中，才能发出同期声。夏烈是时下不多的能够对当下发出同期声的评论家，与他的名字一样，他对当下的文学保持着夏天一样的热烈情绪，他对新兴的文学样式的发现和阐释，是那样的及时和那样的充满感情。这种热情不仅表现为对同时代人的赞叹和称道，也扩展为对上代人作品的欢呼，比如在他的《裂变与交互》一书中，既有对网络、类型、动漫等新的艺术样式的描述与分析，同时也有对莫言、苏童、袁敏等人新作的解读，还有对《山楂树之恋》这样畅销文本的“爱无力”的概括，你会发现，夏烈是用他并不特别宽广的胸怀努力拥抱着当下文学的山山水水。

　　敏锐也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评论的基本品格，及时捕捉到新的文学现象，及时捕捉到新的文学动态，及时发现新的文学人才，从而推动整个文学的进步和发展。上个时代的青年评论家们过于敏锐，以至于让作家感到被牵着走，或者说被撵着走。他们常常是新观念的发现者，也是新观念的宣扬者，还是新观念的推广者。夏烈似乎天性地拥有这样的禀赋，他敏锐地看到当代文学正发生着某种裂变，他通过对“转型”一词的解读，对我们沿用了二十多年的关键词提出了疑问，而这疑问首先来自于一种敏感，“如果说，转型一词的使用和断裂一词的使用可能昭示了如下两层意义上的不同：一、前者更多从社会政治着眼，后者更多从文化构建着眼；二、情绪意义的不同，即转型是温和的、和谐的、乐观的、体系开放的，断裂是坚硬的、忧虑的、悲观的、保守主义的——那么，我同意我处在文化构建的角度、焦点，但宁愿选择‘断裂’作为立意和情绪表达。换言之，社会转型以绑架文化为荣，牺牲文化的生命性即文化在民众身心中的依存感、体验感、认知和记忆，我以为，是非常糟糕、失败乃至不道德的事。那么，我开始反对文化简单地依存于社会、政治，而强调文化的独立性、超越性和责任感。”对转型的解构是有力的，尽管不是十分的利索，但怀疑本身就体现了对当下文化出于裂变状态的敏锐把握。

　　抒情对于学院派的批评来说，也许是缺少客观和审慎，但在上个世纪80年代来说，青年评论家几乎个个都有抒情诗人般的气质，吴亮、许子东的文章里时有抒情的段落，连当年北大学者黄子平的文章用“沉思的老树的精灵”这样的描写性题目，对今天的高校来说，这样的题目是缺少足够的学术性的，因为没有学理性和严谨度。严格来说，“沉思的老树的精灵”甚至带有某种抒情性，对于80年代来说，文学评论缺少抒情的功能，是不可思议的。抒情性很大程度来自对评述对象的描述性，而描述本身在于言说的事物本身出于变化不稳定的状态，批评带有呈现和再现的意义。夏烈的评论带有较强的呈现性，他虽然对评论的现象和作家有足够的剖析，但并不像有些人喜欢做斩钉截铁的宣判，他总是游刃于批评的刀锋与绣花的温柔之间，他把这种用IT行业的术语来解释，称之为“交互”，“交互”本身是对话的，是寻找兼容的，而这种用其他行业的术语转移到文学评论的领域本身，就是一种电子时代的抒情话语。

　　当然，80年代文学评论的抒情范儿还与80年代的理想主义情怀有关，理想主义是阅读80年代的一把钥匙。今天日渐琐碎的写实小说也是对当下现实的婉转认同和反讽，当你阅读80年代那些激情与梦想四溢的评论文字，你就明白张承志何以不会用反讽的口气写作甚而对反讽写作的作家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了。90年代之后文学理论界兴起的实证之风，其实是对这种激情与梦想的告别与埋葬，但文学有点燃理想的功能，文学评论不是现实的应声虫，理想不是罪过，疯狂和非理性才是害人之本。夏烈在他同时代的评论家中，是一位介入文学创作和文学生产过程比较具体的多栖人，他当过文学刊物的编辑，他做过作家协会的评论家，当过网络公司文学总监，编过图书，还策划过类型文学大赛，几乎所有的文学生产第一线都能见到他的身影，他乐观地认为网络文学将使文学发生巨大的裂变，他全身心地投身到文学活动和文学评论之中。这种带有进化论的文学观在80年代极为流行，渴望新潮，认为后出的思潮会远远超过前面的思潮，认为先锋一定取代传统，认为明天一定比今天好，青年一定胜过老年。这种文学的进化论者常常是理想主义者。当年伟大的鲁迅也是信奉进化论的，因为悲观主义者才对前途和未来丧失信心。所以，当看到夏烈在文学的第一线忙碌的身影，我恍惚时光倒流，当年的青年评论家就是这样对文学充满理想而忙碌、而精力旺盛的。

　　大约两年前，张燕玲让我推荐评论新锐，我一下子想到了夏烈。两年之后，夏烈也长了两岁，我更是彻底步入中年的行列，因而文字颇多感慨，按照《南方文坛》的本意是要对夏烈这位新锐多加推荐的，但我的文字回望过多，对夏烈的学术性价值评估甚少，相信夏烈学术成就应该远在我评述之上，也相信夏烈的那些优点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因为时间会慢慢将新锐钝化，会让青年变成非青年。夏烈的同期声能伴随当下文学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