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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青少年有一段时间最想做的是和尚,肯定不是什么文学评论家。
那时,我看各式的杂书,对儒释道的精神有内在的体认,对当代文学作品还不知其妙处,接着就高中毕业了,找了个单位工作,不到半年,忽然醍醐灌顶似的明白了鲁迅的世界——对这些领悟我内心是有狂喜的,他们成了我带着感伤的精神能量。前一段,在微博上看到央视柴静的视频,她说“深夜没有痛哭过的人,不足以谈人生”,这话一下把我带回了那段瘦骨嶙峋貌似难民的青春后期的岁月,我当时的小身板为了扛住释迦摩尼、孔子、老庄、王阳明和鲁迅,难免是常常要在深夜吞声痛哭的,搞得如狼似犬。——那是1993年前后的事。
后来,我到杭州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班的时候,师从吴秀明教授,有了将文学知识系统化的机会,尤其是怎么写论文,我清楚地记得吴老师教我要懂得“逻辑过度”和“理论提升”,导引我慢慢熟悉学院派的方法。遗憾的是,在这方面我一直做得得过且过,最后老师也知道不能勉强我,为了给我自信,他说,“你是有灵气的人”。如果说吴老师教我的是如何把文章写长,那么此后另一位老师李庆西则教我如何把文章写短。我毕业后不久到了浙江文艺出版社,我几乎能如数家珍地说出这家出版社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出版的所有重要的作品(包括搜入了钱理群、陈平原、王晓明、蔡翔、吴亮、程德培、许子东、黄子平、李劼、南帆、赵园、刘纳等人评论集的“新人文论”丛书),连一些书的责编是谁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所以更不用说对李庆西曾在“寻根文学”、新笔记小说以及现代文学与文艺理论方面的功劳和编辑策划的能力。他指点我写报刊能用的短文——书评或者书话,认为很多人用高头讲章撑开来的论文其实只需一篇随笔、考证即能完成(这和当时陈思和一篇文章说专著不如论文、论文不如学术随笔的意见仿佛),我于是向往这种批评风格,更喜欢在报纸做“豆腐干”——谁晓得今天报纸副刊与高校考评体系离得这么远让自己追赶莫及,而报纸副刊又离作家书商出版社那么近人情难却。此外,一位不在当代文学界的老师对我也有影响,他做外国文学,喜欢念各种西人的格言或讲述自己的经验给我们听,他跟我说,“学问当抓两头,最古老的和最当下的”,他说得很对,但我结果两头稀松,如今清明冬至想起他来,觉得都不好意思向去了另一世界的老人家说什么学问。——这些是1999年前后的事。
就我个人而言,我最尊崇蒂博代所说的“大师的批评”,他说的主要是作家写作家的评论,我以为就是内行人说内行话并且以心释心——文学的内核是“心”,无心则死。至于蒂博代讲的职业的批评(学院派)我心怀敬畏,自发的批评(媒体和沙龙)我则觉得甚富生趣,生态上都不可偏废。
我个人对有趣味的批评分外看重,觉得他们于更多人的人生有益,并使批评家也不失为一个把自己交给文学的人。比如李庆西、吴亮、李敬泽等几位,我觉得他们都讲究文字,思致新颖,热爱作品也热爱自己。我一直阅读他们的批评。程德培师有一次在酒席上跟说,“夏烈的评论有点敬泽遗风。李敬泽写评论如场上踢球,踢得好但就是不进球。你是有时候进有时候不进”。我喏喏,从此知道自己看久了也终于有“趣味”要出来了!相较来说,我不是批评型人格的人,写评论更满足于“寻美”,而非“求真”。
这几年,我在杭州做了大量的文学活动和出版策划,我坚持认为这是评论家的本分,是介入大众(市民、学生)文化生活的重要方式,我认为评论家是有机的,需积极参与时代生活的建设。也是这几年,我开始大谈类型文学,在我关注他们的时候,他们还是所谓“垃圾”,但我服膺金克木先生《说“边”》里的话:“现在的人喜欢讲中心,不大讲边,其实边上大有文章可做。没有边,何来中心?中心是从边上量出来的。”——我的意思是,文学批评或者从实践的建设开始,或者从边缘开始,都可能是正能量。“八十年代”和“五四”都做过的。
2012年要结束了,我已经做不了和尚了。若问我想做什么?也许还不是文学评论家,要不写小说?
简介:
夏烈,1976年生于浙江杭州。现任杭州师范大学国际动漫学院副院长,教授,一级作家。有著述《隔海的缪斯:高阳历史小说综论》《现代中的传统诉求》《裂变与交互:当下文艺生态的直观与反思》等多种,主编国内首本类型文学概念读本《MOOK流行阅》及《袈裟扣:7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怀念小龙女:80后女作家的小说国》、“锐角书系”、“短腔调小说书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