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的人性呈现

——丹东日报记者赵旭光与作家姜宏敏关于《妻本佳人》的对话

　　记  者：《妻本佳人》是近年来我市文学创作的重要收获。我刚刚得知，1月11日在北京举办的“2013年中国图书订货会”上，《妻本佳人》作为中国青年出版社的重点图书被推介。

　　关于土改，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为什么想写一部以此为历史背景的小说？小说中吕财主的形象颠覆了以往作品中的“财主”形象。

　　姜宏敏：说到写这本书的初衷，我的本意并不想触及这个敏感的话题。所谓敏感，无非就是个评价的问题。我不想对土改做评价，也没有评价。我只是想关注一下那个特殊的背景下，人的生存状态。

　　小说中的吕财主是那个背景下不能绕过的人物。我就是想把心中认识的那个人物呈现出来。我认识不少这样的人。吕财主是一个勤俭持家、与人为善、受人尊敬的长者。我没有概念化、标签化地去写，而是按着我知道的去写，我甚至连他用高洁的毡帽盛马粪的细节都看见了。所以，我觉得我写的人物很真实。他除了靠勤劳成为了一个富人外，他还深明大义。我就是试图让人们也知道，在那个背景下，那样的一个人在做什么想什么。

　　地主老财曾经是一个贬义词。真实的吕财主在生活中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阶层的形象是被妖魔化了。甚至，地主老财就是恶霸的代名词。其实，地主老财不是抽象的，也是有血有肉并且生活在我们中间的普通人。只不过是活在我们前辈们的中间。所以，我相信这个形象会得到认同的。因为前辈们还在。有钱人不一定就是恶人，没钱人也不都是善良之辈，贫富不是识别良莠的标准。这不是我的认识，而是我们大家的共识。过去是，现在也是这个道理。过去，富人不都是恶霸；现在，富人也不乏坏人。

　　记  者：谈谈你的文学创作经历，以及这部作品大致的构思与写作过程。

　　姜宏敏：我是读大三的时候开始发表文学作品的。那是个“全民文学”的年代。其实，我的写作是从中学三年级开始的。那是个没有文学的年代。可能跟不少文学爱好者一样，因为读了一些先人的作品，于是便觉得自己也可以写。记得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我把当时的生活写成了文章。然后就把自己写的东西誊写在十六开的白纸上装订起来，自己给自己出版了一本书。也自以为是做了一件天大的事。

　　第一次把文字变成铅字，是在辽宁大学的校报上发表了一篇电影《牧马人》的影评，得了5块钱的稿费。从邮局取出稿费后，一激动也没回宿舍去穿棉衣就直奔了火车站。那天是1980年的最后一天，也像今年这样冷。我花四块七买了半夜的火车票。那火车车厢里就像是冷库，寒气逼人。车窗上都是冰溜子。我在1981年的元旦，带着一身的寒气得得索索地回到了丹东。

　　真正发表文学作品是1982年。那年，我参加了当年的全国大学生散文比赛，全东北就我一个获奖者。获奖证书有冰心、袁鹰等评委的亲笔签名。当时《辽宁日报》和《沈阳日报》都发了我获奖的消息还转载了获奖作品。若干年后，我无意中从《南昌晚报》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提到了我的那篇散文，说是在南方曾引起一点影响。

　　我的第一篇小说是1983年在《芒种》上发表的。毕业后，因为当年丹东的媒体不进人，我就先在中级法院干了一年。终究不忍离开文学，便费了些力气调到报社当了文艺副刊的编辑。这期间，写过一些小说和散文、报告文学。我曾经自信地说，如果到了35岁还写不出什么名堂就不再写了。没想到，在我30岁的时候被市委下派到岫岩去当了副镇长。从此，我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改变，距离文学圈儿就越来越远了。2004年，我给女儿买了电脑。因为新鲜，我便在电脑上写了点东西。没想到，看到自己的文字变成了印刷体很有一种别样的感觉。这刺激了我的写作冲动。于是，我就写了一部题材有点儿另类的长篇。成稿后，我把书稿给张涛和丛黎明看了。张涛给了不错的评价。他当时是辽宁省“曹雪芹文学奖”的评委。他的鼓励当然很重要。于是，我就把书稿给了出版社。出版社很快就给了回信儿，表示要出版并提出了修改意见。我觉得按照他们的意见修改就失去了我写这本书的意义，于是就放弃了。之后，我又写了一部反映媒体生存状态的长篇小说，也因为跟出版社有意见分歧，就搁置了下来。这时，我反倒冷静了下来，好像心中有了底数。到底是什么底数？心里也没有明确东西。不久，我得知一个小学同学的父亲去世了。他的父亲有跟我书中那个“吕宇霆”相近似的经历。这件事让我有了一次心动，我想写点什么。但是，我没有故事核儿。写作的冲动就无所附丽。2005年，我母亲去世了。在母亲去世3周年的时候，我想写篇祭文。坐在电脑前，却怎么也写不出一个字来。忽然觉得一阵莫名的疼痛。到底是哪里疼？说不出来。我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对母亲彻骨的思念。这时，我发现这种找不到疼痛点的感觉是很可怕的。突然，我想起了母亲给我讲过的一件事。她的妯娌，一个非常美丽的女人，在土改的时候被当作浮财分给了贫雇农。她们是非常好的朋友，她一直很想念她的妯娌。于是，我找到了故事核儿。于是，我在这座城市里听到的、见到的、感觉到的都活了起来。于是，那些人那些事，就像是预先埋伏在身边的伏兵，一下子都跃动起来。他们都开始围绕着我的故事扮演着各自的角色。于是就有了这部小说。

　　记  者：宇春是另一类闯关东先民的样本，而丹东所谓的移民城市，其实相当一部分构成是各种“被移民”者，这部小说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丹东的移民文化。

　　姜宏敏：“被移民”这个概念很好。胶东半岛与辽东半岛一衣带水，注定要发生些故事。我们这座城市与那段历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座城市的居民里，许多人都与那个故事有联系，他们可以从中找到自我的影子或者是先人的影子。其实，无论哪里的移民都是被动的。他们移民的目的就是换一个活法。一个“闯”字反映了事情的本质。前途的不确定性，现实的不容性，使不甘沉沦者带着他熟悉的东西闯到了他不熟悉的时空里。

　　移民们熟悉的东西，恰恰是这座城市不熟悉的。也许这种多维性就成为了移民文化的基因，也为一个城市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活力。吕宇春的故事恰恰证明了这一点。

　　记  者：小说中含有诸多关于丹东本土饮食、建筑、时政以及民俗民风等文化的因素，很好地丰富了丹东城市的文化记忆。

　　姜宏敏：小说中，我没有刻意地运用胶东半岛或是本土的方言俚语，但这不等于我忽略了这一方水土的生活气息。这气息，就是弥漫于大街小巷的民俗民风以及饮食、建筑甚至是坊间的传说。我看到了凉水湾的人对吃面条的重视，我也沉迷于丹东海鲜的丰富，我更回忆了“高温肉”那辛酸的味道和对丹东人别样的魅力。我记录了，即便在那个乾坤挪移的时刻，凉水湾的人也不忘记用最潮的口号来表达最美好的祝愿。他们在过年的时候，不用“过年好”而是用“翻身”来表达心中的喜悦。体现一部作品的地域特色，不在纸面上是不是有几句方言，也不是呆板地写山写水，而是能闻得到味道，看得见颜色，听得到声音，更要看其是否体现了一种人文精神。

　　记  者：人性是文学艺术长盛不衰的反映主题，人性回归成为每个时代或显或隐的召唤，《妻本佳人》所表现的人性不同于一般，我认为它最大的艺术特点是“社会变革大背景下的人性呈现”，小说中各色人物的生存和选择，在时代大背景下都遵从了真实的人性本质；揭示了在中国传统思想的深层影响下，一个社会存在背后所粘着的精神重负。

　　姜宏敏：在时代的背景下，人都是渺小和无助的。所以，我们经常自比是草木之人。草木随季节变化，一岁一枯荣，不能逆自然而生存。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相通的地方。草木的生存状态相对简单，我们容易看得清。人可能要复杂许多。

　　在《妻本佳人》这部作品里，我最揪心的恰恰是“吕富家”这个人物。他是非常无辜的。他有一个温暖的家庭，父慈母爱，本来可以幸福地成长。但是，他恰恰成了一个牺牲品。虽然他未曾受到过皮肉之苦，但他是被伤害的，而且一直被伤害。他的伤痕就是被父母的忽视和冷落。他是扭曲着心灵成长起来的，因此他的心中是冷漠的，他的心中没有爱。他是被爱伤害的。伤害他的是母亲。他的母亲为什么伤害他？我不想多说。而他母亲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伤害他的。如果他母亲俆文卿意识到这一点，打死她也不会这么做的。但是，他母亲徐文卿是不会意识到。他的亲生父亲看到了这一切，但是，他强大的父亲却也爱莫能助。于是，一直在被遗忘的角落里憋屈生存的吕富家终于长成了一支阴暗的冷箭。这支冷箭一直在瞄准他的家人，逮着机会就刺一下。而更可悲的是，这其实又是对徐文卿的二次伤害。其心灵所承受的痛苦和煎熬是可想而知的。

　　人的渺小和无助最清晰的表现，是在社会的转型期。这个时期，人的道德观念，价值取向等等都受到冲击。人们面临选择的考验。吕宇春、吕宇霆和俆文卿的爱情不必说了。他们的后代吕富国的爱情和婚姻，还有吕富国的命运走向等等都体现了这一点。

　　这也是人与草木的区别。人毕竟不是草木。草木没有疼痛感，人是有知觉的。这恐怕就是人性吧？

　　记  者：小说情节具有很强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譬如“人生是荒谬的”，宇春、宇霆和文卿的“荒谬”的三角关系，还有棺材的隐喻以及浮财的主人和浮财的“命运”等等，并含有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悖论。

　　姜宏敏：你说，小说中表现出很强的后现代主义美学特征。关于这一点，我在小说的写作过程中并没有一种自觉的把握。可能故事本身就蕴含着你所说的那种“人生是荒谬的”元素。荒谬，有时就是真实的另一种表现。

　　宇春、宇霆和文卿的三角关系确实是荒谬的。不管这种关系是否合理，却是一种存在。还有，吕宇霆对于那笔神秘的“浮财”的态度变化。他一开始的态度是，单纯地因为爱情而保守秘密，谁都不说，打死也不说。后来，他成长为一个革命者，这个秘密成了他的精神负担。他觉得对组织隐瞒这件事是一个错误。到了最后，他把这个谁都不知道的污点当成了耻辱。一直到最后，他把这笔浮财当作党费上缴了才安心地离开这个世界。历史是无法改变的。但这却实实在在地让我们看到了宇霆的心灵，可爱、可怜、可敬。这很真实。这个真实对我们有一种什么样的冲击？

　　吕氏家庙里的那口“棺材”，使我们可以在两个世界穿越。穿越是面对无法实现的目标时的一种心态。那个落魄的教书匠，茂林先生知道他得不到想要的荣华富贵，他只能去想。一直到死，他还是没得到。他虽然最后躺在那口棺材里去了另一个世界，但死人得到的东西是不算数的。

　　记  者：深刻反映社会现实，把人物命运全部放到社会舞台上来进行展现，是一部优秀作品应有的品格。文学要达到社会的深度和人性的深度，除了对广阔的社会生活进行把握之外，更重要的是要精准地把握人性；还有在小说中，思想性的元素很顺畅地融入到叙述和小说结构中去，彰显了文学的思想性和批判性，你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姜宏敏：一部小说，不管你是否想深刻地表现社会生活。首先，你必须让读者能够卒读你的作品。否则你的任何目的都很难达到。因为你不是在写哲学著作，只靠思想取胜。那么，你就必须先讲一个好的故事。这个故事能够吸引人。然后，你得有很好的语言。最后，你的感觉要好。有了这三个条件，你才能够将自己要告诉读者的东西融入到作品中。好故事的标准是让不同的人都能享受到阅读的快感。阅读必须是享受的过程。没有阅读快感的阅读是无效的阅读。我们这个时代，没有人能够强迫别人去阅读。我们太自由了。自由太可怕了，可怕到让写作者一想到这就不寒而栗。所以，我每一次知道有认识的人在读我的小说的时候都心怀忐忑。我想知道他们的反应。其实检验自己写作的最好办法是让那些不认识不知道你的人来读你的作品。他们不会顾及你的感受而强迫自己阅读垃圾文字。我现在正在等待那些远在天边的人们的阅读反应。

　　记  者：这部小说有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深刻的社会见解，对外部世界有独到的观察和洞悉，对人的心灵有深邃细微的感觉和发现，准确地表达和再现了作家看到和感觉到的东西；它将为我们留下20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末中国社会生活、尤其是人的心灵形态的真切记忆，它将是独一无二的。它是否全面表达了你对社会人生的见解？谈谈你下一步的创作打算？

　　姜宏敏：这部作品当然不能全部表达我对社会和人生的认知。这只是我认识世界的一个角度。认识世界应该是空间的横断面，而不是时间长度。我不敢说它有多深刻，更不敢说是独一无二。它只是我的一次呈现，是心灵形态的真实呈现。

　　说到写作打算，目前我手头还有两部长篇，就是我前面提到的。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沉淀，我感觉到了他们存在的问题，我准备再打磨一下。也许出版社的意见是有道理的。我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