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克莱·刘易斯在中国的译介与研究

　　正如莫言的名字与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紧紧相连一样，1930年，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1885-1951)“由于其描述的刚健有力、栩栩如生和以机智幽默创造新型性格的才能”，成为美国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他的惊世骇俗之作《大街》《巴比特》和《阿罗斯密斯》等等一直受到世界文坛的极大关注。我国对辛克莱·刘易斯的译介虽然始于上世纪20年代，但真正的研究却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近30年来，我国学术界在刘易斯研究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有关他的评论和著述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均呈显著上升态势。

　　辛克莱·刘易斯一生著作等身，创作了22部长篇小说、诸多短篇小说以及多篇戏剧、诗歌、散文，他的长篇小说几乎都是当年的畅销书。从体裁上来说，他的长篇小说可以分为“传奇”小说、“教育成长”小说、“讽刺”小说和“现实主义”小说；从创作背景上来说，它们又可以分为“乡村”、“城市”和“欧洲”；从创作时间上则可分为三个阶段：“学徒时期”(1908-1919)，刘易斯发表了一些儿童诗歌、短篇故事以及早期的传奇小说与教育成长小说，如《我们的雷恩先生》《鹰的踪迹》《幼稚的人》等；“黄金时期”(1920-1929)是刘易斯创作的鼎盛阶段，他出版了一系列颇具影响力的现实主义小说和讽刺小说，如成名作《大街》，随后发表的小说有《巴比特》《阿罗史密斯》《埃尔默·甘特利》《多兹华斯》等；“衰退时期”(1930-1951)指刘易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的小说和戏剧的创作，评论界认为刘易斯的获奖既是他文学创作生涯的顶点，同时也是他走下坡路的起点。他后期作品中值得注意的有《安·维克尔斯》《在这里不可能发生》《卡斯·蒂姆佰莱恩》《王孙梦》和《世界如此广阔》等。从刘易斯长篇小说的译介情况看，国内刘易斯作品译介尚处于起步阶段，迄今为止，22部长篇小说中只有7部有中文译本，大量小说有待译介。

　　1929年8月10日，赵景深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二十年来的美国小说》一文，将美国小说家分为“罗曼小说家”、“神秘小说家”、“心理小说家”和“社会小说家”等几种类型，刘易斯被贴上了“社会小说家”的标签，首次被译介到中国文坛。一年后，郑振铎在《文学大纲》第46章“新世纪的文学”中介绍了杰克·伦敦、辛克莱·刘易斯等作家，称他们“已被公认为重要的美国作家”。三四十年代，文学中“现实主义”写作潮流几乎主宰了整个中国文坛，随着这股写作潮流，刘易斯及其作品《大街》在这一时期被多次译介到中国，30年代竟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译本，掀起了译介的第一次高潮。1932年5月初，《大街》全译本(上、下卷)经白华翻译，由天津大公报社出版；1934年6月，译坛前辈伍光建先生推出了英汉对照的《大街》节译本(商务印书馆版，约3万字)，此书为原著长篇小说部分章节的选译；1939年，李敬祥翻译的《大街》(上、下卷)，由上海启明书局出版。

　　伴随着《大街》的译介，刘易斯其人其作同时还出现在中国的各大期刊杂志上。例如，1934年10月1日，施蛰存先生在其主编的《现代》杂志的“现代美国文学专号”上刊登了赵家璧的文章“美国小说之成长”，强调刘易斯小说创作的重要性。1937年，渺加在《美国文学的新动向》一文中适时介绍刘易斯的一部反法西斯小说《在这里不可能发生》。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初，我国文艺界从苏联引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理念，在此期间，刘易斯的另外两部小说《格定·普兰尼希》和《王孙梦》的译本也分别于1955年和1962年以单行本形式在中国面世，但当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语境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中国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封闭了十余年后，急切地想了解西方世界，包括他们的文化创作与文艺理论，刘易斯的作品正是在80年代后期相对宽松的文学环境下重新开始进入中国的文学市场。尤其在改革开放后，刘易斯的小说译介迎来了一个新的高潮，他的4部小说被陆续译介到中国，分别是1983年王仲年译的《巴比特》、1987年李定坤翻译的《阿罗史密斯》、1988年谢素台译的《自由空气》和同年陈乐等译的《灵与欲》。尤为可喜的是，美国评论家谢尔登·N。格雷布斯坦1962年的研究专著《辛克莱·刘易斯》也被译成中文(1994年出版)。格雷布斯坦对刘易斯的一生及其作品进行了客观评价，对每部作品创作的时代背景和经过都进行了详细而有趣的论述，不仅肯定了刘易斯的小说叙事艺术，还赞誉刘易斯为“美国的狄更斯”。

　　国内刘易斯的小说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大致有如下几个特点：1.刘易斯相关研究成果偏少，且研究水平一般。近30年来，国内相关论文计20多篇，其中博士论文只有2篇，专著2部。2.国内刘易斯研究有几个明显的不足。一是上世纪其研究内容受制于西方五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既没有理论支撑，又缺乏深度文本分析；二是多数研究焦点明显滞后，研究视角过于老套，且对国外刘易斯研究现状和动态缺乏一定的了解；三是刘易斯小说的整体研究不平衡，即出现了某部作品研究“扎堆”，而其他作品则基本无人问津的情况。譬如针对小说《大街》和《巴比特》的研究占居刘易斯研究的绝大多数篇幅，这一现象一方面说明随着文学批评理论的发展及其学术气候的变迁，这两部小说仍具有“与时俱进”的必要性和多维度阐释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则又表明这两部小说因其经典性始终是刘易斯研究无法绕过的基石。3.自新世纪以来，中国刘易斯研究无论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内容等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突破，刘易斯逐渐成为英美文学专业研究生和博士生的研究选题，其研究成果远远超过前30年的总量。

　　《巴比特》和《大街》中的主题究竟是什么？研究者围绕作品的矛盾与理想主义主题、反叛主题和人性主题等展开了探讨。有的研究者从作家创作的视角出发，聚焦于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探讨刘易斯创作时的矛盾心态；有的从作品中人物视角出发，考量卡萝尔和巴比特身上兼具的理想主义和实用主义精神，论证美国民族“集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于一体”的文化特征在小说中的诗意化书写。还有的研究者将眼光投射至人性这一主题，认为“刘易斯继承了西方人道主义精神和人性论的精髓，对人性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作了深入的探讨和挖掘，在小说人物身上发现了真正的人性沉浮”，展示了刘易斯对商业社会中道德、伦理与人性弱点的客观性书写。另外有学者利用海德格尔存在主义哲学观点，梳理巴比特的此在、巴比特的沉沦和巴比特的超越等三个阶段的人生历程，指出“巴比特的最后回归不是简单地重复，而是在沉沦中对自身的超越，以新的具有伦理或道德的生活态度对待其他人或物的关系”。

　　刘易斯小说的讽刺手法一直得到评论家的广泛关注，但在这两部作品的此类研究中更为细化与深入。研究者从作品题目如“大街”、人物姓名“巴比特”及“病毒化的”乡村意象和“标准化的”城市意象等几个方面阐释作品的象征意义，剖析这两部作品所包含的含混性与矛盾性，从宏观性视角把握刘易斯作品的思想根源、文化特征和哲学内涵。例如翻译家孙梁先生在《工笔讽刺画卷——评辛克莱·刘易斯及其名作〈大街〉》一文中，深入刘易斯文本和当时的美国文化语境，以“工笔讽刺画”为关键词，对刘易斯作品的主题思想、精神内核和艺术价值进行了独到的概括。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的刘易斯研究已从早期“现实主义讽刺手法”研究方法的桎梏迈上新的台阶，具体表现为在研究视角、研究方法和研究作品三个层面具有一定的开拓性。从研究视角来说，新世纪以来，中国刘易斯研究一方面关注文本与历史的相互作用，注重将新历史主义与文化研究相结合，另一方面通过建立文本与历史的整体联系并从文化研究的视域对历史进行整体的审视。从研究方法来说，近年来，研究者倾向于在被传统学科所忽视和压抑的边缘地带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课题，倾向于从文化、跨学科的视角研究刘易斯。从研究作品的开拓性来说，刘易斯的小说《王孙梦》自1962年被译成中文后鲜有问津，只有潘庆舲的一篇短文《辛克莱·刘易斯和他的〈王孙梦〉》简单介绍了该小说的具体情节和刘易斯种族书写的政治意义。近年来有文章以后现代文化理论为指导，关注人物聂尔的跨种族身份叙事这一主题，从文化和心理层面上动态地揭示出刘易斯赋予聂尔这一人物更为深刻的思想内涵，探讨了刘易斯在此作品中的意识形态倾向。

　　中国的刘易斯研究虽然在多个方面取得较大的突破，但整体研究仍存在大量的空间有待挖掘，如刘易斯的短篇小说研究、传记研究等等都是一块块“处女地”，有待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