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当代文学异象——新小说派之我见

　　法国当代文学现状与西方文明的异化及由之而来的文化危机密不可分，哲学家埃德加·莫兰指出：“我们知道，自己并非处于黄金纪元的黎明，而是近乎铁器时代。不是启蒙时世，而尚停留在思想的史前阶段。”他感叹今人陷入“内心的荒蛮”，法国文化、价值、家庭、城市生活乃至整个国家都面临着存在危机，表现在“任何文明都没能降服人类的野蛮，而这种野蛮又在文明的核心，在人际关系中存在一种伦理祸患，即心理上严重的自我中心主义倾向”。

　　显然，法国当代文学正是处于这种西方文化危机的阴霾笼罩之中。对此，文论家托多洛夫敲响了警钟。在《文学的危殆》一书中，他声言“21世纪伊始，为数众多的作者都在表现文学的形式主义观念……他们的书中展示了一种自满的境遇，与外部世界无甚联系。这样，人们就很容易陷进虚无主义……琐碎地描述那些个人微不足道的情绪和毫无意义的性欲体验”，“让文学萎缩到了荒唐的地步”。托多洛夫还说：“另一种倾向是惟我独尊，原本始于惟有自己存在的哲学假设，最新的现象为‘自体杜撰’，意指作者不受任何拘牵，只顾宣泄个人情绪，在随意叙事中自我陶醉。”他认定，虚无和惟我两种世界观促成了形式主义的抉择，造成一种狭窄贫乏的理念。

　　《文学的危殆》一书里，作者分章节阐述“现代美学的开端”、“启蒙纪元美学”、“从浪漫主义到先锋派”和“文学的能力”等论题，并在此基础上，纵观今昔，得出结论：从20世纪到21世纪初，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惟我主义在法国形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从而导致一场空前的文学危殆。谈及这种危殆的原因，托多洛夫毫不犹豫地将之归咎于结构主义，认为正是这种形式主义的专制造成当今法国文学极度缺乏活力，在寂寥的死胡同里徘徊。他抱怨一伙所谓前卫的年轻作家无视文学与世情的关系，放弃在叙事中描写人生的传统，将文学创作贬低为一种简单的文字游戏。这里，他指的主要是新小说派作家。在他看来，新小说纯系形式主义，扼杀情节、人物、激情乃至作者，坠入惟我独尊和写作的恶性膨胀，切断跟文学人文主义相连结的桥梁，窒息了法国文学。

　　所谓“新小说”，是与巴尔扎克模式的传统小说，或者莫里亚克式的心理分析小说相对而言，其雄心是与所有的文学经典模式彻底决裂。正如其理论创导者阿兰·罗伯-格里耶所宣称的，“在新小说与传统小说之间，任何对话或折中似乎都是不大可能的。”1963年，阿兰·罗伯-格里耶抛出题为《为了新小说》的宣言，与新批评家罗兰·巴特的《零度写作》相呼应，决意祛除小说叙述的人体及心理意义，仅留一具干瘪的骨架，作为一个细琐而又无意识的物质载体，一种随心所欲的话语线图，依此模式，作家按照有序与无序的辩证结构，在同一地盘上连续发掘，因而秩序的“移位”就成了文学创作的决定性动机，从而将传统小说的线性情节、编年史叙述和人物的心理深度等特征一扫而光。

　　新小说另一理论家罗伯特·班热受贝克特影响，持续进行一种无结果的寻觅。通过浅显的原生态对话，采取冷幽默，让一切最终消失在一片絮乱之中，也是重形式轻内容的典型。他只描写“局面”，而将故事情节压缩到最低限度，更不涉及人物的心理状态，机械而不厌其烦地重复自己的“询问”，像是引导读者去解密“执达吏的笔录”或“宪兵的报告”。作者本人却弃之而去，力图“言人所未言”，一鸣惊人，却似乎患上了失语症，令读者不知其所云。

　　俄罗斯血统的娜塔莉·萨罗特于1949年发表《无名氏肖像》，被替该书作序的萨特称为“反小说”。1956年萨罗特将自己关于新小说基础理论的一些文章结集出版，题为《怀疑的时代》。她提出从根本上更新作品的心理分析，坚称文学写作不是要找到心理冲突，而必须透过临床症候，反映猥琐的日常生活里隐藏的“潜谈吐”，即所谓“秘密的微光”。在她眼里，艺术只不过是物质的细微摹仿，在最简单的局面里用最普通的话语素描出复杂的物质基础。这一点上，她的观点跟阿兰·罗伯-格里耶如出一辙，也认定人物的性格是达此目的之最大障碍，只有“谋杀人物”，才能避免小说的贫瘠化。

　　真正靠“新小说”出名的，当属阿兰·罗伯-格里耶。他欣然接受了新小说“教父”的尊号，并引为荣耀。在法国当代作家中，他倒确实是一个相当奇特的人物。头一次见面，他就对笔者坦言：“我是以丑闻出名的。”他还谈起自己在第一部小说《弑君者》被伽里玛尔出版社拒绝后还是笔耕不辍，虽然仍然多年遭遇退稿。一次，他跟阿伦·雷乃在波西米亚一座古堡里炮制了一部影片，无人理睬，一气之下将拷贝扔进了垃圾箱。这时，一位客人来访，问及他有何近作，他苦笑着指了指垃圾箱，没想到那人竟将拷贝从垃圾里捡出拿去放映，立马产生轰动效应。虽然观众无不申斥，都认为那片子糟透了，但“恶名一经传扬，好奇者都想看看此片究竟糟到了什么程度，接着演了一场又一场”。罗伯-格里耶自嘲：“场场骂声不绝，结果反倒在威尼斯电影节获了‘金狮奖’！”这部片子就是现今被人称道的经典《去年在马里安巴》。

　　2008年2月8日，阿兰·罗伯-格里耶在法国冈城去世，不仅葬礼冷落凄清，而且报界嘲讽四起，都说他终于被自己的“橡皮”擦掉了。无疑，阿兰·罗伯-格里耶是一位最会制造文学恐龙效应的作家。1953年，他写出《橡皮》，得到午夜出版社老板热罗姆·兰峒青睐印行，为新小说打响了第一炮。《橡皮》貌似侦探小说，表面上有一个侦探，一个死者，一个凶手，从枪响到人死总共24小时，但情节令人费解。《世界报》和《费加罗报》连续发表讽刺文章，痛骂作者“玩世不恭”、“神经错乱”，“蓄意以丑闻哗众”。著名批评家阿迈特在《方位》杂志撰文，称罗伯-格里耶一生的文学革命是“从理论上将丑闻进行到底”。84岁时，罗伯-格里耶再曝丑闻，于2007年11月推出了用玻璃纸包装的小说《情感浪漫》。照阿迈特看来，罗伯-格里耶的写作一味追逐情色，既无厚度，亦无深度。

　　当年2月23日，《费加罗》杂志的一篇评论写道：“《嫉妒》的作者最善于为自己做广告。他深谙两个重要窍门，其一，要挂钩大学，得到学者们的赏识；其二，绝对要无穷尽地惹起评议、辩论和笔战。这样，数以千计的文章、论文、刊物、报告会和研讨会等就会使新小说成为一种智力赌注，远远越出法国国界。”无疑，罗伯-格里耶是美国最知名的法国当代作家，上世纪60年代，他曾在大洋彼岸施展自我推销术，直到临近去世也没消停。他也曾到北京的大学做报告，开场白即为：“我是全世界最著名的法国作家。”

　　早在罗伯-格里耶“新小说”出笼时，就受到老作家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吕西安·格拉克等人的严厉贬责，他在法国成了众矢之的，根本没有地盘。因此他去了美国，在纽约大学、华盛顿大学等地传授新小说“玄秘术”，一时成了美国学人的偶像。当他穿上美制教皇新衣重返法国，虽然名气大多了，赶时髦的追星族也都说看到了他时尚的新装，但真正读他作品的人其实屈指可数，连一些文学水平很高的作家也弄不懂他书中究竟说的是什么。到上世纪80年代，他的创作捉襟见肘，在《幻影自传》里徘徊，周而复始地描绘同一个主题。贬低他的人认定罗伯-格里耶已“黔驴技穷”，“新小说”的神话业已破灭。一向标榜“坦率”的罗伯-格里耶本人也自嘲道：“人们毫不迟疑地向我承认，他们没读过我写的任何一本书，我拍的任何一部电影……我是一头尚未制成标本的恐龙。”

　　应该说，在法国一度时髦的新批评与新小说是有血缘关系的。新批评伴随20世纪诸如“新小说”、“新戏剧”等文学动向产生，而后者又是靠前者在文坛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但令人奇怪的是，像托多洛夫这样的新批评元老突然斥责起他的盟友新小说派来了。这一切，只能说是现实的文学情势使然。

　　想当年托多洛夫跟新批评另一理论家热奈特一道推翻“作家-批评家”的传统模式，代之以“作家-批评家-学者”三合汇，弃置文本内容思想研究，只专注于呈现创作的结构规律。但是，文学作品的结构一般是离不开作者的思想与艺术观的。天花散尽，起始托氏的“三合汇”，随时间流逝蜕变为形式主义、虚无主义和惟我独尊的“三合一”，在法国文学批评和教育界泛滥成灾。而今，他舍虚就实，用阿迈特的话说，“居然揭竿起义”了。我想，这至少不乏敢于自我否定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