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越剧与布莱希特的人性主题相碰撞

　　新年伊始，郭小男、茅威涛伉俪便携浙江小百花的新概念越剧《江南好人》登陆国家大剧院。北京零下10余度的当口端来一台改编自布莱希特的越剧，颇需勇气和魄力。

　　坦率地说，首场有不少空座，跟寒冷有关，也跟剧目有关。戏曲一向如此，观众虽然习惯捧角，但毕竟是新戏，不去也很自然。这让我想起傅聪先生前些年在广州演出，如果弹肖邦，肯定大卖。但有一年他坚持要弹整场的海顿，音乐厅立时就有点不好看。老先生早已到了毁誉不动的境界，他自己很欣慰，因为愿意去听海顿的，表明都是真正爱音乐的人。

　　媒体将《江南好人》的焦点都放在越剧第一女小生茅威涛首扮女装，好打题，也难怪。茅威涛生活中是典雅、精致的女人，台上却演了30多年的风流小生，突然以旦角出现，的确是话题。但在话题背后，要跨越的是技术障碍。小生和花旦发力的支点不一样，小生端身正唱，花旦却要扭成S型来唱，不找对发力点，连声都发不出。茅自己说，用3个月去练梅兰芳30年练就的兰花指，差得远。而对观众来说，如果因为媒体的误导预备到剧场里去看金湘玉或佟湘玉，那真是大错特错。茅威涛演的是大青衣，手拿水烟枪的她有的是留宿神仙的豪气，收留穷人的善良。但实在地说，还是少一份媚，缺一点娇，欠一份江南的香艳。相对于沈黛，她演隋达则信手拈来，从容潇洒，利利落落的小生风采顿现。

　　《江南好人》的价值其实不在茅威涛演女人，甚至不在有几段唱词会流传，而在于越剧这一源自乡间田头的百年地方剧种，在主题和形式变革上所做的承担。以越剧这样一个婉转明媚的剧种去与布莱希特的人性主题碰撞，本身就是一个冒险。后者的批判、嘲讽、思考，在看似平常的台词中所含的机锋，以话剧形式来完成倒也不算很难，但要以娇滴滴的浙江嵊州方言和中国戏曲的程式去表现他的嬉笑怒骂，他的道德追问和价值判断，不对他有十分的熟悉，不下十二分的工夫，到头来，也就只是卖一个东方与西方嫁接的噱头而已。但郭小男打开了一个又一个的小机关，走进了布莱希特的世界，用中国戏曲的写意，对接了西方戏剧的间离。东方音乐剧一直是郭小男的理想所在，《江南好人》无疑已经在他手下活色生香，化成了歌，化成了舞，剩下来的，便是如何精心打磨锤炼，让一群被程式化成就同时也被程式化捆绑的中国戏曲演员，找到更有力的表演爆发点。

　　已经逝去的袁雪芬说，连上海越剧院的猫都会唱“天上掉下个林妹妹”了。所以，知天命的茅威涛封箱了《西厢记》，开演了《江南好人》。这让我想起黄庭坚的诗——坐对真成被花恼，出门一笑大江横。我欣赏她这份担当，成与败，且让历史去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