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青:想干事就没什么难的

　　2010年4月，苏青从中国科协学会服务中心副主任任上调任科学普及出版社社长，熟悉他的朋友都不太理解，觉得这个选择不是很好。科普出版社虽然是一个有50多年历史并一度非常辉煌的出版社，但却近况不佳，几乎可以说是科协的老大难单位：缺乏图书品牌，经济效益欠佳，历史包袱沉重，内部矛盾丛生，转企改制艰难……

　　“很多人都劝我不要去当这个社长，也几乎没有人看好我和出版社的前景。”谈起当时的情况，苏青这样告诉记者。“刚到社里时，确实也困难重重。但我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敢去趟这个‘浑水’理由也很简单。一是社内社外几乎都对这个出版社不抱什么希望了，也就是说它已经滑到谷底了，我和职工一起多努把力就应该往上升了。二是我从来就没把当官看得很重，自认为是业务干部，不当官照样可以活得很好。在出版社干得好、职工认可，我就接着干下去；干不好、职工不认可，我就主动辞职、自动滚蛋，绝不赖在这个位置上。三是我相信绝大多数职工是希望出版社搞好的，只要自己与职工以诚相待、同舟共济，应该能得到广大职工的支持，工作局面肯定也能打开。”

　　苏青上任时给自己定下了目标：头一年熟悉工作，取得职工的信任；第二年开始做点事情，让职工相信自己的能力；第三年开始改革，争取取得一些成效，让职工得到实惠。“即使自己干一届被免了，也能为后任者把局面打开。”因此，到出版社的头半年，苏青试着用各种方式和职工交流，包括开座谈会，一对一谈心，听取汇报，鼓励职工写信。那段时间，他每天都要收到职工三四封电子邮件，最多时有十几封，他每信必复。“我要让职工知道我不会去糊弄大家，这样职工就会跟我讲真话，我也能了解到真实的情况。”

　　为改变社内风气，鼓起员工干劲，苏青力抓企业文化建设、制度建设。通过全面实行公示制度，社务公开，使得出版社信息透明、决策公开；通过建立健全管理制度，使得各项工作有章可循；2010年成立职代会，重大问题提交职代会讨论通过，使得重大决策有了民意基础……这些措施都有效改变了社内气氛，使员工对出版社前途有了信心，社内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苏青还把很大精力放在了人力资源建设方面，“我始终认为，当一把手主要任务有两个，一是干好干成事情，二是培养发现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说，培养发现人才甚至比干好干成事情更重要，因为它可以带动更多的人干好干成更多的事情”。初上任时，科普社职工队伍老化、学历普遍偏低、留不住人等问题非常突出。为此，科普社成立人力资源部，实施“人才强社计划”。两年多来，社里引进了好几位业务骨干，选拔了一批年轻干部，招收了博士后、博士毕业生、留学人员、硕士毕业生共20余人，还顶住压力重用了不少有争议的干部。此外，他先后创设了年度好书奖、选题策划奖、爱心奉献奖、扶掖青年奖、年度新人奖、热心集体奖等13个社内奖项，奖励在各个工作岗位、各个工作方面业绩突出的职工。这些措施，既迅速改善了队伍结构，也调动了全社员工的工作积极性和创造性。

　　“从到出版社的第一天起，我就被不断卷入到各种矛盾当中去，需要不断解决矛盾、破解难题，工作节奏和工作计划常常被打乱。但总体看来，这三年基本还是按照我预先的设想去做了，实际效果比预想的还要好一些。”对于近三年来的工作，苏青如此总结。

　　在近三年时间里，科普社的变化可谓脱胎换骨，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突破：按中央要求按时完成了转企改制，争取到了音像和电子出版权，第一批获得养生保健图书出版资质，获得全科教材教辅出版资质，连续三年争取到国家出版基金近300万元资助，连续两年共获1850万元财政部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资助，获三峡集团公司2100万元学术出版资助，争取到中国科协上上下下各个方面出版资助近4000万元，获得了除“五个一工程奖”以外的几乎所有重大出版奖项……“可以说，出版社发展的每一个重大机遇我们都把握住了。”苏青告诉记者。

　　科学普及出版社应该是科普出版的国家队，但前些年在越来越多的出版社介入这一出版领域，市场竞争激烈的情况下，“国家队”却有被边缘化的趋势。对此情形，苏青颇为着急。他告诉记者：“我们的引进版少儿科普图书已经初步形成规模和特色，有很多很好的选题。但在原创科普图书方面，虽然也有一些亮点，但还没有形成突出的特色和优势。下一步，我们将着力打造应急科普、民生科普、前沿科普、科学人文等几个原创科普图书板块。”

　　科普社还有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这一副牌，因此，科技学术著作的出版也是该社重要发展方向。“前几届领导班子已经奠定了‘学科发展报告’、‘天文学学术专著’、‘神经外科学术出版’等特色和优势，我们这届班子将借助‘中国科协三峡科技出版资助计划’和‘老科学家学术资料采集工程’的开展(这两套书都将在2013年北京图书订货会上与读者首度见面)，打造更多的学术图书品牌，提升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这一副牌在业界的影响力。”苏青说。

　　记者和苏青有十多年的交往，一方面觉得他温文尔雅，文人气质很浓；另一方面又深知他做事极有冲劲，不怕得罪人，对他来说，好像没有难事似的。业界流传着一句话，“湖南人爱吃辣椒会做书”，苏青这种性格是否也与地域文化的熏染有关呢？“我骨子里是一个典型的湖南人。干什么事情都爱较真，不肯服输，愿意豁出命去搏。我在3个单位当一把手时，民主评议大家给我提的意见都是要注意改进工作方法。我这个人爱憎分明，喜欢打抱不平，工作中不怕得罪人，批评人也不留情面，激动起来甚至会骂人，让人下不了台。这是典型的湖南人性格。”苏青这样回答。

　　“其实，敢于批评人、不怕得罪人是要有底气的。一方面你不能是外行，批评必须批到点子上。其次你必须掌握真实情况，要让人服气。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必须干净、清廉，否则，你所有的批评就都变得苍白无力了。为此，到科普社后，我个人做出了许多的牺牲和超常的付出，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工作到十二点以后，头一年半几乎没有在出版社报销过一张的票、餐票。班子其他成员也同样严格要求自己，后来被我动员过来的一位副社长做得比我还好，将近两年没有在社里报销过一张的票、餐票。我个人收入从来都不好意思说，知道的人称或许是全国收入最低的出版社社长。正因为有了这些底气，工作中你批评人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顾虑。”他说。

　　“尽管我常常批评人，甚至还骂人，但我从不整人，也不记恨人，批评人完全就事论事。我这方面吃过大亏，朋友们总是提醒我改一改，自己也很想改。但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看来是改不了了。”聊到这里，苏青不免有一点激动。

　　他认为，目前科普社已渐入正轨，内部来说，大家干劲很旺；外部来说，人们对科普社的好评日渐多了起来。“在一个别人以为老大难的单位能取得一点成绩，我自认为还是这种性格帮了我的忙。想干事就没有什么难的。”——而作为他多年的朋友，记者祈望的是，在科普社这样一家经历过辉煌也经历过低落的老社重新起飞的过程中，在他人生新的阶段，他那湖南人的“霸蛮”性格是一种助力，而可能有的负面影响则能够被避免。(本报记者 王洪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