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贾平凹：作家应该在作品里表达他的态度

　　记者：这部作品风格跟以前为什么有所变化？

　　贾平凹：二十年过去了，每个人的经历也变化，创作自然而然发生变化。在关注的题材方面，或者写作的方法跟以前不一样，就发生变化了。

　　记者：现在微博兴盛，很多人对各种社会问题发声。您说作家应该通过作品反映当下的社会现实问题，除了反映现实，作家能不能给出答案呢？

　　贾平凹：现在有网络、有微博，每个人都可以站出来谈对社会的看法，或者发表自己的意见，我认为有这个权利，也有这个能力。但是个人有个人的情况，这也是有能力的人完成的，不一定人人是这样。作为作家来讲，既然是写东西的，他应该在他的作品里面表达他的关注度，表达他对问题的看法，表达他的态度，我是可以直接面对社会说好多话，但希望更多的还是应该用作品来回答。

　　记者：刘震云老师前一阵出了《我不是潘金莲》，说的也是乡村基层问题，这是巧合吗？两本书区别在哪？

　　贾平凹：刘震云这本书我注意到了，具体里面怎么写的，我还没有来得及读，我已经买了这本书，也想好好看一下，我想一定写得很精彩。

　　《带灯》主要还是写乡镇生活，包括好多，例如选举问题、救灾问题、经济问题，怎么帮助贫困学生，怎样让乡镇经济增长，都在里面，反映中国社会最基层层次上的东西。你把两本书看了以后，你自己就能得出结论。不管怎么写，两个作家的写法都不一样。

　　记者：《带灯》的原型人物最初您是怎么接触到的？她看了小说没有？

　　贾平凹：：小说毕竟是小说，原型毕竟是原型。我们后来成为朋友，互相电话、信件不断，交流了好多东西。她这个人对于小说好象不感兴趣，我说有些事情写进去了，她说随便你写吧。她这个人也不是追求名利的人，唯一喜欢看杂志，看得最多的是《读者》。但是她的智慧完全是自身的。当然也替她的命运感到惋惜，但是她没有更多的欲望，她就是活得自得就可以了。

　　她平常的生活我很感兴趣，我跟她在下面跑村庄的时候，每一个村子她都熟悉，基层工作很辛苦，作为一个女人，那么有文化，很清高的，走的时候背一个书包，装两瓶矿泉水，买两个粽子就走了。当然这种生活方式其实挺好的，咱们现在在城市生活，顾及的东西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