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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诗歌八骏”:在西部写诗,在故乡写诗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01月10日12:08 来源:文学报

  文学报记者 金莹

  娜夜、高凯、古马、梁积林、离离、第广龙、胡杨、马萧萧……八位诗人,是从甘肃文坛奔腾而出的“诗歌八骏”。2012年岁末,这些来自西部的诗人,来到上海和杭州,与来自不同地域的诗人与评论家们一起,在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讨论古道西风瘦马式的西部诗歌。“诗歌八骏”就这样以诗歌群落的方式,整体性地展现了在西部文化和生存境遇下展开的个性迥异的写作风貌。

  “甘肃‘诗歌八骏’是在甘肃的‘小说八骏’之后,推出的带有文化象征性和文学地缘学意义的重要现象。这提醒我们注意在甘肃这一地理和文化背景下的诗歌生态以及诸多值得研究的诗学问题。考量八位诗人的写作出处,我们会发现,他们无论是在语言方式、想象能力还是个人经验,都带有程度不同的西部风格和自觉不自觉的西部意识,比如乡土现实、自然神性、历史遗存、人性世态的融合交织,还比如他们往往使用简约有力而干净利落的短句,诗行中不自觉流溢出坚实、朴素、粗粝、深沉的‘土味’气息。不矫揉、忌造作是他们具备的整体写作姿态。”青年评论家霍俊明对八位诗人的评价,获得了许多评论家的认同。

  “地域性”和“故乡”是诗歌不可脱离的根基

  面对无论是诗歌还是面孔都带着显著“西部风”的八位诗人,评论家自然而然地将话题转移到了诗歌与地域、地方的关系上。而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带有显著性格的地方、地域,显然已成为一种珍贵的词语:“随着城市化时代的全面到来,乡土已经成了残损而即将消泯的旧梦,似乎只有西部的几个高原以及西北的土地还留存着乡土中国的事物和些许印记。现在,在甘肃这样一个仍然带有明显 ‘乡土’和‘历史’特征的场域和生态,出现了‘诗歌八骏’,由此来谈论地方文化背景和文学生态下的‘诗歌八骏’,在当下看来具有不言自明的重要性。”在甘肃诗歌八骏上海论坛上,霍俊明这样表示。

  因地域而带上的诗歌“基因”,更是诗人们在这个全球化时代得以有效存在的重要原因。而甘肃诗人在这一点上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全球化的局势下,中国的诗人、西部的诗人,如何确定自己写作的有效性?要展示中国的经验。而这次甘肃诗人的集体亮相,就是对西部经验共同的有效的表现。甘肃诗歌八骏对中国经验的有效表现是让我非常欣赏的。在这里,我看到扎扎实实地扎根于中国大地的写作。他们的写作有意无意地表现着他们的乡土经验,与土地有着亲密关系。”评论家谭五昌说:“中国经验并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它由具体的地方经验构成,地方经验就是中国经验的有效组成部分。而甘肃诗歌八骏一定要强调西部经验的概念,它是中国经验的重要构成部分。”

  评论家宏观的指点江山,在八位诗人的个人写作理念中也得到呼应。“八骏”之一的高凯这样表达自己的观点,故乡在他的诗歌里是一个重要的词语,他甚至将这个时代称为“乡愁时代”:“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确正处于一个网络时代。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却是处于一个乡愁时代。我曾说过,没有故乡的诗人是可疑的。没有故乡的诗人的写作是没有根系的写作,无法拥有长久的生命力。”

  而西部是独一无二的,这个独一无二映照在不同诗人的写作中,又衍生出更多独一无二的诗歌。“在我个人的写作中,地域性、标记、故乡这些词汇,既如难以磨灭的胎记,又如日积月累的伤疤和出血点。东部都市的诗歌写作者,他们所处的地理环境本来就大同小异,所处的气候带与地理阶梯大致相同或相近,在城市化进程中的文化生发与碰撞亦如出一辙,文学的地域性当然也并不、或者说越来越不明显。但在甘肃、在西部的诗歌写作者,还是会更凸显出些地域性,这是因为中国广袤的西部地区的地理文化、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等,与东部虽有渊源和瓜葛,但更有大相径庭之处甚至是独我一家之处。”诗人马萧萧这样说。

  正是缘于对西部、对故乡、对历史的热爱,才更燃起诗人写作的热情。“中国西部,是一片瑰丽多彩的土地,我们的祖先曾经用羸弱的双腿,突破了一个又一个封闭的文化圈,疏导了文化的交流之河。丝绸之路,长城,石窟……记录着这块土地的辉煌。这里的每一块石头都能讲述一段动人的故事,这里的每一片绿洲都蕴含着生命的奇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怎能不动情,怎能不歌唱,又怎能熟视无睹而神往异域呢?”诗人胡杨表示,“对于我来说,故乡是我生活经验和精神气质的集合,是我埋下胎衣的地方,是我思想与物质的溯源,是我的宿命:‘他们是星辰,浑身笼罩着寂寞的光辉,在夜空中相遇;他们是劳动的气味,只是暂时还不能确定他们来自哪个花园。’”

  西部,不应概念化和标签化

  “写作必然是以个体和语言为前提的,但一个地方的精神和文化气象以及更为真切的生存场景和社会环境,不可能不对这些作家产生基因和胎记式的影响。在这个全面拆毁的‘去地方化’时代,我一直关注和感兴趣的是这些诗人个体以各自的方式与身边之物、甚至更庞大的‘西北’的地方知识之间的互动甚至摩擦与龃龉。我一直想探究的是,在这些诗人的文本中寻找一个集体性的精神地理是否会是大而无当和徒劳无功的事情?”在以“西部”为论坛的关键词之时,霍俊明却又提出了这样的疑问。令他产生探究原因的,正是近年来对文学写作、诗歌写作上对“地方”、“地域”的过度消费。

  “在全球化之下,新世纪以来出现了大量的带有符号化倾向的地域写作和地理写作。这种写作最为显豁、也是最值得诟病之处,就是使得诗歌沦为地理知识手册和地方经济利益的附属品。在这些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标志性的场景和意象,但是缺乏足够的个体情怀、生命状态、生存体验和历史想象。诗歌成为当下的一种文化消费。”他十分感慨。

  而这一问题不仅仅是甘肃“诗歌八骏”的问题,所有身处西部写作的诗人们大概都有过同样的困惑。因为“西部”基因转换在诗歌写作中时,既会带来特点和优势,也会产生不可避免的缺陷,“比如‘西部诗歌’自身的差别何在,在那些具有西部特征的物象和场景以及象征(比如黄河、敦煌、戈壁、草地、河流、山脉、黄沙、牛羊、绿洲、寺庙、节日、丝绸之路以及带有少数民族和地方特征的生命与族类的符号化现身)的话语谱系中是否公约性、固定性和刻板化已经超出了诗人的个性?这种‘地方’写作很容易出现写作的惯性和模式化。换言之,在所谓的‘西部写作’、‘高原写作’、‘地域写作’和‘少数民族写作’中,我们好像与那些古老和具有历史积淀和文化象征性的事物和场景相遇,但是细一考察,就会发现这些事物、风情实际上早已经被滥用的语言和文化一起淘空,从而显得浮泛而无效。这样的写作很容易被概念化。”霍俊明说出了自己的观察。

  诗人古马也从个人角度对这一现象提出见解:“我反对诗人符号化的写作,反对制造风景明信片式的地域诗歌,希望诗人把自己的心灵带进自然和生活的场景,追求大的境界。一个诗人作品的构成是很复杂的,就像一头充满活力的雪豹可能是由石羊、雉鸡、甚至岩石间的雪莲在它眼中的形象共同构成,所以,我也反对评论家把诗人类型化,把诗歌标签化,进行文学贴牌。在我的写作中,如果有地域性、标记、故乡这些词汇,无疑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指向,那就是汉语写作悠久辉煌的传统,那是一个活的源头,那是一个能够让你在不断汲取中进行创造的源头。”

  “北方的开阔,南方的湿润,这些地理性质的区分会直接带来人文的差异。城市化和人的流动的确打破了地域的界限,但并不意味着地域的消失。对于诗歌来说,地域只是外在的壳,内里的东西是人心,是真念,这个到哪方水土,也一样。而由所处地理自然生发的气息,那是伴随着诗歌的,无法抗拒的。因此,我对于贴标签式的,打印记式的地域,保持着一定的警惕。也避免地域的约束造成诗歌写作上的惯性和放任,避免带来诗歌写作的浅层功利。”诗人第广龙则这样表达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对标签式“地域”的自觉警醒,抱有成熟的诗歌理念,这些都能体现在诗人的写作中,被评论家所标识。“更值得注意的是,甘肃‘诗歌八骏’的写作都带有明显的反思性和知性特征。这不仅体现在对诗歌本体的反思上,还体现为对身处其中的‘地方’和‘地域’的诗学和文化上的思忖甚至反拨。我看见这八个诗人正从不同的方向走来,相同的是他们的身上都沾染着这个时代的尘埃与油污,更重要的则是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维持着内心的高迥之地。他们在极其普通的日常细节中,能够不可思议地勾连起个人乃至家族和乡土的活生生的历史记忆与生存经验。他们对日常的发现、掂量、捶打,使得诗歌具有一以贯之的同时灌注了‘远方’和‘当下’的精神势能。他们的诗歌保留了这个时代难得的‘远方’精神。”霍俊明说。

  开拓更为辽阔的写作的可能

  为什么写诗?“我的写作只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如果它正好契合了什么,那就是天意。我希望我的写作所呈现的个人立场和独立品质,真正契合了诗歌的本质。在敢于正视人的自身的局限性的同时,还进一步折射出这样的诗歌美学:‘美的短暂性会提高美的价值’。”诗人娜夜这样回答。

  为什么写诗?“如果一定要追究诗歌的意义和诗人的坚持,或许归咎为宿命,在于一种的坚守秘密,更需要我们用洁净心灵的力度去打磨、开启,才能看到神性的澄明和干净。在这个俗世的时代,诗人背离俗世的法则,因为诗人敏锐的心灵本能地感到豕突狼奔的欲望之途只是幸福的陷进。”诗人梁积林这样说。

  为什么写诗?“就像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盏不灭的灯,诗歌,就是某些人心中的那盏灯。既然如此,就不会去想它能为你带来什么经济效益、名誉或者地位。对于我,在我最绝望、最悲观的时候,诗歌总会轻轻拉我一把,并且把我从那种苦闷的情绪里带出来。有时候,它似乎什么也不是,静静地待在暗处,等我去发现它,且用心去表达。”诗人离离这样说。

  在西部,在诗人的故乡,仍有一群人为了诗,写着诗,准备写出更优美的诗歌。与会评论家也对甘肃“诗歌八骏”提出了建议。“甘肃诗人在写作中还要加强城市经验。诗人可以写乡土,但还要有全球化的视野,有城市经验和乡土经验的碰撞。如果现在的诗人只写乡土经验,将来就会失去有效性。中国诗人一定要展示城市与乡土的碰撞,呈现出一个新的中国想象。”谭五昌表示。

  “如果提出更高要求的话,我希望这些诗人能够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写作的方向性。新世纪以来,一个相当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诗人之间的面目越来越模糊。这种模糊的写作面貌与繁而不荣的写作生态刚好契合一致。这不仅与新媒体敞开的文学生态有关,更与同质化的生活经验和想象能力有关。而在日益翻卷的底层写作、乡土写作和新女性写作的浪潮中,诗人是很容易被卷入到一个个符号化的写作漩涡当中去的。据此,诗人只有写出极具个人风貌又具有时代精神的方向性的诗歌才能走得更远。在一个日益取消个体和地方差异的没有‘远方’的年代,我们希望甘肃的‘诗歌八骏’能够给我们以精神深潜和远游的机会,给我们以一个个陌生的‘远方’和更为辽阔的写作的可能。”霍俊明这样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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