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忘记苦难

　　一九四二：河南大灾荒

　　摘自《温故一九四二》，刘震云著，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12月出版，有删节

　　推荐理由：这是作家刘震云的首部调查体小说，讲述了一个不能不为人知的、关于饥饿的故事。当年旱灾、蝗灾使粮食颗粒无收，哀鸿遍野，三千万民众离乡背井去陕西逃荒。刘震云为重温那段几乎已被这个民族淡忘的历史，走访灾难的幸存者，完成调查体小说，他也由此成为这场灾难的唯一记述者。本书是作者刘震云和导演冯小刚唯一独家授权的小说和电影故事完整版作品，也是首次面世的刘震云电影版《一九四二》。

　　一九四二年，河南发生大灾荒。一位我所敬重的朋友，用一盘黄豆芽和两只猪蹄，把我打发回了一九四二年。当然，这顿壮行的饭，如果放到一九四二年，可能是一顿美味佳肴；同时就是放到一九四二年，也不见得多么可观。一九四三年二月，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英国《泰晤士报》记者哈里逊·福尔曼去河南考察灾情，在母亲煮食自己婴儿的地方，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宴请两位外国友人的菜单是：莲子羹、胡椒辣子鸡、栗子炖牛肉、豆腐、鱼、炸春卷、热馒头、米饭、两道汤，外加三个撒满了白糖的馅饼。这饭就是放到今天，我们这些庸俗的市民，也只能在书中和大饭店的菜本上看到。白修德说，这是他所吃过的最好的筵席之一。我说：这是我所看到的最好的筵席之一。但他又说，他不忍心吃下去。我相信我故乡的省政府官员，决不会像白修德这么扭扭捏捏。说到底，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我故乡发生了吃的问题。但吃的问题应该仅限在我们这些普通的百姓身上。我估计在我们这个东方文明古国，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县以上的官员，都不会发生这种问题。不但不存在吃的问题，性的问题也不会匮乏。

　　还有一个问题，当我顺着枯燥泛出霉尿味的隧道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发现五十年后我朋友把他交给我的任务的重要性，人为地夸大了。吃完豆芽和猪蹄，他是用一种上校的口气，来说明一九四二年的。

　　一九四二年夏到一九四三年春，河南发生大旱灾，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全省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灾民五百万，占全省人口的百分之二十。“水旱蝗汤”，袭击全省一百一十个县。

　　灾民吃草根树皮，饿殍遍野。妇女售价累跌至过去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也跌了三分之一。寥寥中原，赤地千里，河南饿死三百万人之多。

　　死了三百万。他严肃地看着我。我心里也有些发毛。但当我回到一九四二年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三百万人是不错，但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去考察，无非是小事一桩。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龄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五十年之后，我们知道当年有丘吉尔、甘地、仪态万方的宋美龄、斯大林格勒大血战，有谁知道我的故乡还因为旱灾死过三百万人呢？当时中国的国内形势，国民党、共产党、日军、美国人、英国人、东南亚战场、国内正面战场、陕甘宁边区，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如一盆杂拌粥相互搅和，摆在国家最高元首蒋介石委员长的桌前。别说是委员长，换任何一个人，处在那样的位置，三百万人肯定不是他首先考虑的问题。三百万是三百万人自己的事。所以，朋友交给我的任务是小节而不是大局，是芝麻而不是西瓜。当时世界最重要的部分是白宫、唐宁街十号、克里姆林宫、希特勒的地下掩体指挥部、日本东京，中国最重要的部分是重庆黄山官邸。这些富丽堂皇地方中的衣着干净、可以喝咖啡洗热水澡的少数人，将注定要决定世界上大多数人的命运。但这些世界的轴心我将远离，我要蓬头垢面地回到赤野千里、遍地饿殍的河南灾区。这不能说明别的，只能说明我从一九四二年起，就注定是这些慌乱下贱的灾民的后裔。

　　不要忘记苦难

　　记者：中国人确实苦难太多，很多人选择遗忘。以后，可能中国人还是会不断这样遗忘，您怎么看？

　　刘震云：大家不知道1942年饿死过三百万人，相当于三个奥斯维辛集中营。写了小说，拍了电影，麻木在身上扎了一针，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一九四二》。大家都在做的话，会提醒的人多一点。小刚有一个深刻的体会，拍《一九四二》，所有的媒体都要问为什么要拍这个，那就证明中国人很麻木，倒也不是说媒体的责任，是因为这种事你不知道。现在提醒一下，大家知道了，只有知道了，才能让悲剧不再重演。

　　记者：现在中国人大部分对饥饿没有那么大危机感，1942年的灾荒为什么还会引起这么大的轰动？

　　刘震云：潜在意识里有危机感。盛唐时代，也是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但盛唐之后，马上有饥饿遍野，唐诗宋词里都能体会到。北宋的时候，有一本书《东京梦花录》，写繁华的景象。当时首都在我们河南，其实我出生在首都的郊区，三河。真是满街的是酒楼、妓院，到夜里，两点了还接着唱戏。转眼之间，南宋徽宗写了一首词，北行见杏花，流离颠沛的景象。包括李清照的，你看她写的词，多么的凄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希望《温故一九四二》起到文学和电影之外的一个微小的作用。这本小说和电影，成了一个社会的事件。这未必是创作者的本意，但提醒一下是有好处的。

　　记者：在故事里表现灾荒之外，您也在探讨其背后的原因，在挖掘根源上有什么考虑？

　　刘震云：根源的话，具体到1942年有很多根源，天灾是一种根源。另外，日本人的进攻，也是一种根源。国民党贪污也是一种根源。1942年是中国极贫的顶点，战争的准备，后面的物质要消耗殆尽了。中日战争是1931年9月18日开始的，九·一八事变，日本占领了整个的东北，六年过去，是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占领了整个华北和华南。中国稍微有一点工业基础，富庶之地，日本基本上都占领了。国民政府退到了荒凉的大西南，崇山峻岭，跋山涉水。可中国一直没对日本宣战。1941年12月9日宣战，是因为7日发生了珍珠港事件，8日美国宣战，我们就一起跟着宣战了。

　　探讨原因，是几方面的势力，日本人、国民政府，国民政府确实靠它自己无力承担战争，要看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的脸色。美国人、英国人、苏联人，跟灾民虽然不见面，确实决定着灾民的命运。

　　记者：这部小说是纪实体的，在冯小刚手下拍成电影，假如被拍成回忆式的口述式纪录片，哪个更震撼？合作了19年，佩服冯小刚导演哪一点？

　　刘震云：电影是电影的震撼，如果是纪录片有纪录片的震撼，方向不一样。纪实性的东西的话，我看有些媒体在做这些事，也在重走灾民的路线。有好多记者也走逃荒的路，写出来的是纪实性的，那个震撼是对历史事实的震撼，而电影是对人物情感的震撼。老东家牵起小女孩的手，往远处走的时候，这种人性和史料的震撼，是不一样的。我看电影的微博的力量越来越大了，因为它是全民联播。他们说，看这个电影在中国的观影史上还没有过，微博上好多电影完了，生成字幕的时候，所有观众没有走。生完字幕还不走，我想，他们一定在思考，他们一定是被影片中这种人性的力量打动了，这是两个不同的感动。小刚是伟大的导演或者是大师，去年有些人把该拍成电影的电影拍成电影，而大师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可能，就像《一九四二》，本来是调查体的小说，拍成了电影，19年拍了下来。六大线索，对戏剧是不规律的，线索不见面，委员长跟老东家不见面，冈村宁次也不见面，所以有的观众觉得能行吗，这个也是不可能，改变了观影习惯。

　　记者：您平常生活和工作是如何安排、如何分配时间的？什么样的创作环境是您最喜欢的？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刘震云：我的生活很规律，每天早上跑步，然后写作，从来不熬夜写作。在书桌前是写作，更重要的写作是我在外面行走时、和朋友聊天时，这时我是在思考，思考是比写作本身更重要的写作。接下来我想写一本书，《一地鸡毛》的续篇，写小林变成老林后的故事，书名我想可以叫做《鸡毛飞过三十年》。

　　本报记者 刘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