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带灯

　　后记(节选)

　　贾平凹

　　2012年 年 末，《收获》 推出了作家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新作《带灯》。作品讲述了一位女大学生任乡镇政府干部后的人生。因不满自己的名字而改名为“带灯”。带灯负责综合治理办公室的维稳工作，接触了形形色色的上访人员，包括上访专业户、上访代理者等，有的人利益受侵害却不知如何维权，也有人因为一棵树上访纠缠几十年，她自己则在各种繁琐的工作中经历着人生的喜怒哀乐……

　　作品在保留地方韵味的前提下，叙事更明快、流畅；　在结构上，形式出新，分为多个小节，有的短节不足百字。　“ ‘带灯’　是萤火虫在黑暗中发光发亮之意。女主人公负责任地处理农村各种复杂矛盾的问题。小说现实感极强，从一个中国乡镇的角度，折射出中国正在发生的震撼人心的变化。” 《收获》 杂志执行主编程永新介绍说。

　　一

　　这一本《带灯》仍是关于中国农村的，更是当下农村发生着的人事。我这一生大部分作品都是给农村写的，想想，或许这是我的命，土命，或许是农村选择了我，似乎听到了一种声音：那么大的地和地里长满了荒草，让贾家的儿子去耕犁吧。于是，不写作的时候我穿着人衣，写作的时候我披了牛皮。

　　在陕西作家协会的一次会上，我做过这样的发言：如果陕西还算中国文学的一个重镇吧，主要是出了一批写农村题材的作家，这些作家又大多数来自农村，本身就是农民，后经提拔，户口转到了城里，由业余写作变为专业作家的。但是，现在的情况完全变了，农村也不是昔日的农村，如果再走像老一批作家那样的路子，是没条件了，应该多鼓励年轻作家拓宽思路，写更广泛的题材。我这么说着，但我还得写农村，一茬作家有一茬作家的使命，我是被定型了的品种，已经是苜蓿，开着紫色花，无法让它开出玫瑰。

　　就在不久，我结识了山区一位乡镇干部，她是不知从哪儿获得了我的手机号，先是给我发短信，我以为她是一位业余作者，给她复了信，她却接二连三地又给我发信，要是平常，我简直要烦了，但她写的短信极好，这让我惊讶不已，我竟盼着她的信来，并决定山高路远地去看看她和生她养她的地方。我真的是去了，就在大山深处，她是个乡政府干部，具体在综治办工作。如果草木是大山灵性的外泄，她就该是崖头的一株灵芝，太聪慧了，她并不是文学青年，没有读很多的书，没有人能与她交流形成的文学环境，综治办的工作又繁忙泼烦，但她的文学感觉和文笔是那么好，令我相信了天才。在那深山的日子里，她是个滔滔不绝的倾诉者，我是个忠实的倾听人，使我了解了另一样的生活和工作。

　　当我在看电视里的西安天气预报时，不知不觉地也关心了那个深山地区的天气预报，就是从那时起，我冲动了写《带灯》。

　　在写《带灯》过程中，也是我整理我自己的过程。不能说我对农村不熟悉，我认为已经太熟悉，即使在西安的街道看到两旁小树和一些小区门前的竖着的石头，我一眼便认得哪棵树是西安原生的，哪棵树是从农村移栽的，哪块石头是关中河道里的，哪块石头来自陕南山沟峪。可我通过写《带灯》进一步了解中国农村，尤其深入了乡镇政府，知道那里的生存状态和生存者的精神状态。我的心情不好。可以说社会基层有太多的问题，就如书中的带灯所说，它像陈年的蜘蛛网，动哪儿都落灰尘，这些问题不是各级组织不知道，都知道，都在努力解决，可有些能解决了，有些无法解决，有些无法解决了就学猫刨土掩屎，或者见怪不怪，熟视无睹，自己把自己眼睛闭上了什么都没有发生吧，结果一边解决着一边又大量积压，体制的问题，道德的问题，法制的问题，信仰的问题，政治生态问题和环境生态问题，一颗麻疹出来了去搔，逗得一片麻疹出来，搔破了全成了麻子。这种想法令一些朋友嘲笑，说你干啥的就是干啥的，自己卖蒸馍却管别人盖楼。我说：不能女娲补天，也得杞人忧天的，或许我是共产党员吧。那年四川大地震后十多天里，我睡在床上总觉得床动，走在路上总觉得路面发软，害怕着地震，却又盼望余震快来，惶惶不可终日。

　　二

　　认识了带灯，了解了带灯，带灯给了我太多的兴奋和喜悦，也给了我太多的悲愤和忧伤，而我所要写的《带灯》都一定是文学的，这就使我在动笔之前煎熬了很长一段时间的酝酿。

　　我做的工作之一是摊开了关于《带灯》的那么多的材料，思索着书里的带灯应该生长个什么模样呢，她是怎么样的品格和面目区别于以前的《秦腔》《高兴》《古炉》，甚或更早的《废都》、《浮躁》、《高老庄》？好心的朋友知道我要写《带灯》了，说：写了那么多了，怎么还写？是呀，我是写了那么多还要写，是证明我还能写吗，是要进一步以丰富而满足虚荣吗？我在审问着自己的时候，另一种声音在呢喃着，我以为是我家的狗，后来看见窗子开了道缝，又以为是挤进来的风，似乎那声音在说：写了几十年了，你也年纪大了，如果还要写，你就要为了你，为了中国当代文学去突破和提升。我吓得一身的冷汗，我说，这怎么可能呢，这不是要夺掉我手中的笔吗？那个声音又响：那你还浪费什么纸张呢？去抱你家的外孙吧！我说：可我丢不下笔，笔已经是我的手了，我能把手剁了吗？那声音最后说了一句：突破那么一点点提高那么一点点也不行吗？那时我突然想到一位诗人的话：白云开口说话，你的天空就下雨了。我伏在书桌上痛哭。

　　这件事或许是一种幻觉，却真实地发生过，我的自信受到了严重打击，关于《带灯》的一大堆材料又打包搁置起来。过了春节接着又生病住院，半年过后，心总不甘，死灰复燃，再次打开了关于《带灯》的一大堆材料，我说：不写东西我还能做什么呢，让我试试，我没能力做到我可以在心里向往啊。看见了那么个好东西，能偷到手里的是贼，惦记着也是贼么。

　　于是，我又做了另一件工作。其实也是在琢磨。

　　我琢磨的是，已经好多年了，所到之处，看到和听到的一种现象：越来越多的人在写作，在纸质材料上写，在电脑网络上写，作品数量如海潮涌来，但社会的舆论中都越来越多的哀叹文学出现了困境，前所未有的困境。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文学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其实是社会出现了困境，是人类出现了困境。这种困境早已出现，只是我们还在封闭的环境里仅仅为着生存挣扎时未能顾及到，而我们的文学也就自愉自慰自乐着。当改革开放国家开始强盛人民开始富裕后，才举头四顾知道了海阔天空，而社会发展出现了瓶颈，改革亟待进一步深化，再看我们的文学是那样的尴尬和无奈。我们差不多学会了一句话：作品要有现代意识。那么现代意识到底是什么呢？对于当下的中国作家又怎么在写作中体现和完成呢？现代意识也就是人类意识，而地球上大多数的人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我们应该顺着潮流去才是。美国是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他们的强大使他们自信，他们当然要保护他们的国家利益，但是不能不承认他们仍在考虑着人类的出路，他们有这种意识，所以他们四处干涉和指点，到南极，到火星，于是他们的文学也多有未来的题材，多有地球毁灭和重找人类栖身地的题材。而我们呢，因为贫穷先关心着吃穿住行的生存问题，久久以来，导致着我们的文学都是现实问题的题材，或是增加自己的虚荣，去回忆祖先曾经的光荣和骄傲。

　　三

　　我们的文学多见历史的现实的内容，这对不对呢？是对的。而且以后的很长时间里可能还得写这些。当一个人在饥饿的时候盼望的是得到面包，而不是盼望神从天而降，即便盼望神从天而降那也是盼望神拿着面包而来。但是，到了今日，我们的文学虽然还在关注着续写着现实和历史，又怎样才具有现代意识，人类意识呢？我们的眼睛就得朝着人类最先进的方面注目，当然不是说我们同样去写地球面临的毁灭，人类寻找新家园的作品，这恐怕我们也写不好，却能做到的是清醒，正视和解决哪些问题是我们通往人类最先进方面的障碍？比如在民族的性情上、文化上、体制上、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环境上，行为习惯上，怎样不再卑怯和暴戾，怎样不再虚妄和阴暗，怎样才真正的公平和富裕，怎样能活得尊严和自在。只有这样做了，这就是我们提供的中国经验，我们的生存和文学也将是远景大光明，对人类和世界文学的贡献也将是特殊的声响和色彩。

　　《秦腔》、《古炉》是那一种写法，《带灯》我却不能再那样写了，《带灯》是不适那种写法，我也得变变，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那怎么写呢？其实我总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写的时间长了，又淫浸其中，你总能寻到一种适合于你要写的内容的写法，如冬天必然寻到棉衣毛裤，夏天必然寻到短裤体恤，你的笔是握在自己手里，却老觉得有什么力量在掌握了你的脉搏。几十年以来，我喜欢着明清以至三十年代的文学语言，它清新、灵动、疏淡、幽默、有韵致。我模仿着，借鉴着，后来似乎也有些像模像样了。而到了这般年纪，心性变了，却兴趣了中国两汉时期那种史的文章的风格，它没有那么多的灵动和慰藉、委婉和华丽，但它沉而不糜，厚而简约，用意直白，下笔肯定，以真准震撼，以尖锐敲击。何况我是陕西南部人，生我养我的地方居秦头楚尾，我的品种里有暴力成分，有秀的基因，而我长期以来爱好着明清的文字，不免有些轻轻佻佻油油滑滑的一种玩的迹象出来，这令我真的警觉，我得有意地学学两汉品格了，使自己向海风山骨靠近。可这稍微地转身就何等地艰难，写《带灯》时力不从心，常常能听到转身时关关节节都在响动，只好转一点，停下来，再转一点，停下来，我感叹地说，哪里能买到文学上的大力丸呢？

　　带灯说，天热得像是把人拴起来拧水，这个夏天里写完了《带灯》。稿子交给了别人去复印，又托付别人将它送去杂志社和出版社，我就再不理会这个文学的带灯长成什么样子，腿长不长，能否跑远，有没有趣，是鸡翅还是鹰翅，飞的高吗？我全不管了，抽身而去农村了。我希望这一段隐在农村，恢复我农民的本性，吃五谷，喝泉水，吸农村的地气，晒农村的太阳，等待新的写作欲望和冲动，让天使和魔鬼再一次敲门。

　　这是一个人到了既喜欢《离骚》，又必须读《山海经》的年纪了，我想要日月平顺，每晚如带灯一样关心着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和天气预报，咀嚼着天气就是天意的道理，看人间的万千变化。

　　王静安说：且自簪花，坐赏镜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