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理论的“本土化”问题

　　“本土化”是国际化或全球化的伴随物。其意有二：一者，假如没有全球化或国际化，人人依照自己的已有传统生活，也就无所谓本土化问题，所以本土化实为全球化、国际化的派生物；二者，全球化、国际化不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单向的影响，更不意味着某种事物的简单普及，其中必然有一个适应本土的过程，换言之，全球化、国际化是要靠本土化来实现的。因此，本土化也就是甲地的某物适应乙地环境的过程。就中国学界的情况来说，来自欧美的新理论、新方法的影响无处不在。接受影响就是本土化问题，因为按照哲学阐释学的看法，接受就意味着建构。按照现代翻译理论的观点，从一种文字翻译为另一种文字，同样是一种建构。面对西方的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中国学界应如何进行“主动或积极的本土化”呢？这里有三个关键点。

　　历史化的研究保证对象独特性

　　是研究对象优先，还是理论观念或研究方法优先？这是一个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问题。一百多年来，我们有很多学术研究都是通过改变研究对象来适应从欧美借鉴过来的理论观念和研究方法的。例如我们最初的文学史、文学批评史研究，实际上是用欧美的、现代的“文学”观念来“矫正”或梳理中国传统诗文作品的过程。这在《诗经》的研究中尤为突出。在许多现代学者看来，那些不是从现代文学观念入手评价《诗经》作品的人都是主观臆断，只有把《国风》理解为情诗、情歌才是正解。这显然是以现代文学观念为尺度来“矫正”古代文献。正应了清儒皮锡瑞那句话：“后儒不知诗人作诗之意、圣人编诗之旨，每以后世委巷之见，推测古事，妄议古人。故于近人情而实非者，误信所不当信；不近人情而实是者，误疑所不当疑。”

　　《诗经》作品产生于西周初年至春秋中期的贵族社会，有特殊的社会功能，与后世文人雅士的吟咏酬唱不同。来自欧美的理论观念或研究方法，面对这样的研究对象，就必须有所变通，否则就必然会削足适履。一般说来，如果能够坚持“历史化”或“语境化”的研究路径，即可以避免这种削足适履式的研究。研究对象的独特性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中才能充分显现的，进行历史化研究，即把研究对象置于具体历史条件中，把它视为关系网络中的一环，如此则能呈现其比较真实的面貌。可以说，历史化和语境化的研究路径乃是尊重研究对象独特性的最有力的保证。

　　取其神而遗其形

　　取其神而遗其形，这似乎是比较普遍可行的一种“本土化”方法。大量阅读西方学术著作，从中获得启发，形成新的研究思路。不是去照搬其概念术语，也不是照猫画虎地机械运用别人的方法，而是要看人家是如何发现问题、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看人家的观察视角是什么。例如美国的“新历史主义”或“文化诗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福柯“知识考古学”与“话语—权力”理论的美国本土化，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等人并没有照搬福柯的理论术语，而是借用其研究视角。对于我们来说同样应该如此，例如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之说原有其特定含义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与“市民社会”紧密相关，但我们可借用这一视角考察中国古代的文学生产与传播情况。文人形成了一种类似于“公共领域”的社会空间。又如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对于我们研究中国古代诗文批评标准之形成、诗文作品经典化过程等等，都有重要意义。

　　以往我们的学术研究提问题的方式往往是“是什么”，而在后现代主义的影响下，我们现在习惯于问“为什么”，这就是研究视角问题不是顺着研究对象自身的逻辑追问，而是按照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追问。毫无疑问这种追问带有某种解构性质。

　　以“对话”为立场

　　在借鉴、接受西方学术理论与研究方法的时候，要保持一种“对话”的立场。其要点有三：一是充分尊重借鉴或接受的对象，视其为活生生的主体，而非一种无主体的观点或文字符号。二是尊重自己，既不妄自尊大，亦不妄自菲薄，大家平等对话，这也就是我们先贤孟子的“尚友”精神。三是对话的结果不应照搬对方的思想观点，也不能按照自己的需要断章取义，自取所求。而是在“我—你关系”(马丁·布伯)中达成所谓“视域融合”(伽达默尔)，最终形成“共识真理”(哈贝马斯)。换言之，西方的理论观点与研究方法在“本土化”过程中得到重构，这是哲学阐释学意义上的重构。

　　让我们举例来说明这种“本土化”策略吧。王国维的“境界说”是现代中国文论史上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学界大都以之为中国古代意境说的集大成。近年来，罗钢教授经过多年的深入研究发现，王氏的学说并不像以往论者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国古代固有的意境理论的总结，而是来源于以叔本华“直观说”为代表的西方美学传统。这是非常重要的、具有颠覆性的学术见解。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这一见解？我以为，罗教授的大量考证与辨析让我们知道了，王国维对叔本华等西方美学的接受堪称“本土化”的典范。

　　首先，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确实借鉴、吸收了叔本华的“直观说”。学界以往只知道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受叔本华悲观主义影响甚巨，大都不知其“境界说”受叔本华之“直观说”、席勒之“游戏说”、谷鲁斯之“佯信说”与“内摹仿说”影响同样巨大。这是罗教授的贡献，也是我们把王国维的“境界说”视为“文化本土化”之典范的前提。其次，王国维接受叔本华“直观说”的“前理解”或“成见”乃是中国诗文书画传统，也包括“沧浪之兴趣，阮亭之神韵”等诗学传统。例如，王国维的“隔与不隔说”可能是在一定程度上受了叔本华“直观说”的影响，但其中亦包含了中国传统之影响。王国维之所以说“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本人拈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说“言气格，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正是因为“兴趣”、“神韵”、“气格”等中国传统美学范畴与他所说的“境界”有着密切关联。最后，依上所述，王国维的“境界说”应理解为叔本华、席勒、谷鲁斯等德国美学传统思想与中国古代诗文传统的一次结合。而且这是一种较为完美的结合，近百年来，那么多专家学者都认为王氏“境界说”乃中国传统意境说之集大成，而看不出明显的德国美学的印记，说明这是完全“本土化”了的接受，而不是照搬挪用。

　　总之，“文化本土化”的核心就是“对话”二字。成中英先生的“本体诠释学”与傅伟勋先生的“创造性诠释学”都可以视为中西对话的产物，是一种“非中非西”、“亦中亦西”的重构之物。而于连先生的“间距”、“之间”理论，恐怕也可以理解为中西对话的产物，是他的“迂回”策略所获得的成果。人类文化的未来恐怕就靠这“对话”二字了，限于篇幅，这里就不赘述了。　　( 李春青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