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篇小说艺术暨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综述

　　为了总结30年来长篇小说创作艺术方面的成败得失、经验教训，推动长篇小说创作的繁荣，2009年7月13日至20日，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在北戴河创作之家举行了“长篇小说艺术暨文学发展趋势研讨会”。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陈建功出席并讲话，来自全国各地的40多位专家学者阎晶明、叶梅、雷达、吴秉杰、范咏戈、包明德、任芙康、张陵、牛玉秋、汪政、吴义勤、林建法、陈福民、李建军、张燕玲、赖大仁、朱向前、白烨、吴俊、王干、李国平、朱小如、马季、何弘、马步升、何英、刘颋、李东华、李朝全、肖惊鸿等先后发言，总结了近年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所取得的成绩，同时也对长篇小说创作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会议由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副主任彭学明、何向阳分别主持。

　　创作的艺术经验

　　新世纪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全国每年新出版的长篇小说近千部，网络长篇小说创作则更为壮观。许多作品在题材和主题开拓、文体和艺术形式、表现手法、语言叙述等方面有明显突破，涌现了一批思想性、艺术性和可读性俱佳的精品力作。在“2008年第七届茅盾文学奖”评选中，长篇小说创作的艺术问题受到了极大关注。

　　吴俊认为，新时期以来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现象特点，如果要用最简洁的话概括，就体现在一个“多”字上。作品数量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年产约20部，增长到2008年的逾1100部。这仅是纸质出版的数量。作家数量越来越多，长篇本来只是“成熟”作家才敢上手的文体，或者说，只是少数作家才有可能问津的文体，但到了1990年代以后，长篇已经成为所有小说家都“必须”写作的文体。夸张点说，有多少小说家，就有多少长篇小说家。长篇的题材/内容、样式/形态等等，越来越丰富，几乎无所不包。有些难以把握的题材，一时还很难以纸质形式正式出版，但在网络或民间，已经在以各种方式(

　　包括公开方式 )流传。长篇小说的海外翻译数量越来越多，特别是，有些作家作品已经进入了严格意义上的海外商业出版市场。与此相应，中国长篇小说的世界文学影响力正在上升，并且开始成为国际中国学研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长篇在文学市场中的“市值”数量越来越大、比重越来越高，即长篇已经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商业市场，能够产出商业利润，并且，一部分作家已经构成明显的“卖方市场”，掌握了一定的定价权。长篇小说被改编为其他文艺样式的可能性越来越大，改编数量越来越多。

　　马步升认为，新世纪中国长篇小说的基本面貌是令人欣喜的。长篇小说空前繁荣，数量庞大。作者队伍全国化、全民化，尤其是原来长篇小说作者寥落的地域和人口较少的少数民族，如今都有了自己的长篇小说作者。长篇小说理念逐步多元化，创作技巧极大丰富。白烨也认为，高水平的作者、编者、读者与评论者都集中在传统领域，这一领域的长篇小说创作，代表了时代能够达到的艺术水平，这从乡土题材的突破、革命历史题材的创新、历史题材的崛起与都市题材的兴盛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吴秉杰认为，长篇小说的发展集中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学潮流，集中反映了我们对于时代生活的想象和愿望，背后有着作家对于世界和人生的成体系性的认识与追求。当代长篇小说演变的最主要的特征或成熟的标志，在于它突出表现了对于民族文化(

　　包括传统文化与当代文化 )的关注和开掘，而摆脱了单纯受西方理论、思潮影响的“实验性”阶段。譬如农村题材中家族小说的兴起，是对民族文化根系的开掘，如《

　　白鹿原 》；官场小说由改革与反改革冲突发展到了对政治文化及其所影响下的人际关系的表现，如《

　　沧浪之水 》、《 羊的门 》；譬如“底层写作”不仅有政治、经济、社会的反映，也有人们所说的民粹主义的伦理、道德的涵义；欲望化写作，是对当代消费文化的一种呼应；女性文学除性别因素外，其一个侧面或延展也是对于一种文化的反思，如《

　　无字 》、《 长恨歌 》。最近的例证是这次茅盾文学奖四部获奖作品中，《

　　秦腔 》、《 额尔古纳河右岸 》、《 湖光山色 》三部作品都是关于文化的批判、反思和建设的。

　　施战军着重谈了长篇小说的现代正史叙事问题。他认为，近年来文学艺术领域里对现代正史题材的热衷几乎可以跟建国后十七年遥相对应。完全可以说，现代正史叙事的两个高潮期，便是“十七年”和90年代以来的这近20年。1990年代以来，这一类题材创作的突破点主要体现在对英雄传奇模式和单一依附历史观的情况的变化上，向民间走得更深、更具细节化和立体化，文化的元素更凸显，艺术上更考究，人心和民族共通性的含量更丰足。《

　　白鹿原 》就是最先体现这样追求的大作品。新世纪以来的创作，对现代革命思考得更加深远和广博。人物更符合人的逻辑，史事更符合历史的逻辑，细节更符合生活的逻辑，创作更符合艺术的逻辑，使现代正史题材文学具有了新时代的进步意义。

　　理论问题

　　与会专家对长篇小说在理论上存在的问题有着较为一致的看法。陈福民认为，长篇小说这种文体之所以显得格外重要，是因为它曾经与“整体性的历史观”深切相关。也正因此，长篇小说被认为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标志之一，判断一个作家重要与否也经常以此为参考。即便是在商业写作摧枯拉朽的今天，上述观念依然在相当程度上有效。但是今天，长篇小说的写作及其评价遭遇了空前的困难。其根本原因在于，长篇小说这一文体赖以成立的“整体性的历史观”正在现代化的推进下日益崩解。长篇小说在19世纪登上巅峰，考量它的是史诗性、厚重性、历史进步、大容量的社会生活等等，这些因素正是在欧洲近代历史哲学观念影响之下成为长篇小说的内在规定性。这些欧洲传统，基本上构成了中国现当代长篇小说的主流，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传统被“类型化”和“传奇化”了。在此意义上我们就能理解，何以章回体的、故事性的、传奇性的长篇小说在现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始终不高。即便是新时期先锋小说在新历史主义的鼓励下对历史进行颠覆和拆解，它所秉持的依然是某种整体性的历史观。中国的社会历史转型改变了太多的东西，包括文学。如果想对当下的长篇小说创作有一个设身处地、合乎实际的分析了解，有关“整体性的历史观”及其当下状况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决定性的角度。

　　包明德认为，当前我们的长篇小说数量很多，但佳作很少，艺术质量不高，甚而有世俗化、粗鄙化的倾向。而从相关的调研材料看，读者对长篇小说的阅读热情也不高。即使比较优秀的作品，也没有在很广泛的范围内进入读者的视野和心田。多数作品表现为：思想贫乏，理性缺失，情感平淡，缺少振聋发聩的人物形象，缺少精神的抚慰和启迪。

　　专家们普遍认为，原创性的匮乏是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突出问题。雷达指出，在文学艺术范畴中，原创指的是审美的别具一格性、独一无二性，它表现在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丰富多彩和别出心裁中，表现在对生活和世界的审美感受的深刻和超凡脱俗中，表现在对复杂现象的评价和诠释的真知灼见中。对创作的原创性和原创力在当前的倡导和宣扬，有利于提高创作的质量，促进创作风格和流派的多样化，也有利于传统文化资源的开掘和现代文化特性的形成和发扬。强调原创性，有利于从文学生成和发展的本源上改造文学品格，改善文学结构和走向，抵御包括所谓“戏说经典”、“恶搞崇高”、“戏谑人生”和“消解价值”在内的解构化倾向。真正优秀的文学，不仅表现为对国民性的批判，而且表现为对国民性的重构；不仅表现为对民族灵魂的发现，而且表现为对民族灵魂重铸的理想。白烨提出，文学的原创性问题，不在于生活的层面，而在于精神的层面，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把感受凝结为精神的能力不足，作家的主体精神不彰显，一些作品里不乏感受，也不缺故事，但基本上是一团乱麻、一地鸡毛，缺少精神线索的串结，精神穿透不够，有的还看不到精神的闪现，看不出作者的想法；二是把精神化合为形象的能力不够，没有把自己意识到的东西——想法、意图、理念，熔铸为人物形象，或化合于人物性格，作品不注重塑造独特的人物形象，没有称得上“这一个”的人物典型，因为人物的孱弱，作品也显得薄弱，不能够做到与人物同在。

　　对于肯定和弘扬正面精神价值能力的呼吁，成为本次会议的又一个重要话题。张陵认为，一个时代的长篇小说的“核心价值”一定是和一个时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核心价值体系”紧密相连的。这些年中国当代长篇小说数量空前多，思想艺术质量却总不尽如人意的根本性困惑可能就是无法凝聚起属于时代的“核心价值”，在整体上达不到时代精神的高度。当代思想观念的自由的确拓展了长篇小说的艺术空间，丰富发展了各种表现手法和技巧，但我们却越来越失却建立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话语的意识，似乎永远徘徊在别人的话语阴影中，摆脱不了别人小说话语的控制。雷达认为，我们的文学并不缺少直面生存的勇气、揭示负面现实的能力，也并不缺少面对污秽的胆量，却明显地缺乏呼唤爱、引向善、看取光明的能力，缺乏辨别是非善恶的能力，缺乏正面造就人的能力。王干也提出，长篇小说需要精神链，认为精神链的提出，是对当下长篇小说“思想溃疡症状”的一种校正。精神链不是简单的粗暴的理念和观念，是作家融化在小说中的价值取向和情感伦理，它联系整个作品的内容和全部环节，这种联系是有机的、无痕迹的，是文学自身发展规律的必然。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无论是法国的巴尔扎克、福楼拜，还是俄国的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的小说总是能够用合适的精神链来衔接小说，来组合生活内容，来表达人类和人性庄严的主题。因而强化小说的精神链意识，避免小说的无序和精神的缺席。能否让小说的原生态和精神链有机衔接已成为衡量一个小说家高下的试金石。

　　专家们对精神资源的匮乏也表达了一定程度的忧虑。雷达说，当前的文学迫切需要汲取并扩大健康的思想精神资源，以丰富、更新和扩充自身。文学的精神价值所体现出来的力度和深度，最终取决于文学所继承的精神资源和对它的接受水平。作为具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我们文学可资依凭的基本精神资源还是很丰富的，问题在于怎样实现创造性转化和整合，化为我们的精神营养。

　　艺术问题

　　与会专家对目前长篇小说创作在艺术观念和创作观念上存在的普遍性问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吴义勤认为，长篇小说仍然面临着诸多危机与困境，表现为四个方面。第一是倾斜的“深度模式”，表现为作家们在致力于“思想的营构”的同时，往往操之过急，常常迫不及待地以口号的方式宣讲各种“思想”，这就使得“思想”大于形象、理性压倒感性的矛盾一览无余。从这个意义上说，“思想化”带给当下长篇小说的恰恰不是艺术的进步，而是艺术的倒退。第二是技术和经验的失衡。新潮作家高度重视长篇小说的艺术，但有了艺术上的意识和追求并不等于就能落实到具体的文本创作上去。无论技术多么重要，它的存在都不应是以排斥感性经验为前提的。否则，长篇小说“当代性缺席”的顽症就永远难以克服。第三是现实的割裂。“真实性”常常是我们评判一部现实主义小说的最高标准，但由于小说与现实之间“距离”的丧失，恰恰就会导致其艺术沉淀的不足和对真实性的悖离。最后是文体的困境。文体是一个深邃、复杂、立体、多维的系统结构，它牵涉到小说的故事、情节、人物、结构、修辞、叙述、描写等几乎所有的方面。吴俊也谈到了长篇小说存在的艺术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有长度意识，但缺乏文体的主题意识和结构能力。主题的简单化、整体结构的松散性，几乎是大部分长篇的通病。第二是好奇绝而厌平实，重情节而轻细节，写人物而缺性格。作家往往好以出格、出位的字句、情节刺激阅读，不耐平实的细磨功夫，不重精到的细节推敲，功利躁动之心毕现。虽有人物描写，但性格塑造不力，特别是，往往没有人物性格的显示过程，也就没有了人物的可信度和亲切感。第三是作家没有编好一个完整的长篇故事的能力。第四是语言粗糙而不讲究。第五是拼凑敷衍、以中短篇的连缀“冒充”长篇。第六是跟风、仿制之风流行，等而下之则是屡禁不绝的抄袭现象。马步升提出了五大隐忧：首先主要表现为历史观的迷乱、迷失，乃至颠倒，不仅体现在历史题材、革命战争题材，也存在于现实题材的创作上，历史观是一切小说的灵魂；其次是小说语言的无根化，在长篇小说中，既看不到明清小说的语言传统，也难觅乡土市井语言之根；再次是从追求愉悦开始，到廉价游戏结束，把小说的消费功能与文化传承割裂、对立起来；第四，以制作蛋糕的方式制造小说文本，类型化、雷同化倾向严重；第五，小说中承载的知识量过于单薄，使得知识空载化。包明德提出，要提高长篇小说的艺术质量，重要的有四点。一是要认真领会马恩等经典论著所倡导的，作品应体现巨大的思想深度和历史内容，要有历史观和时代观。二是解决好历史观点和道德关怀的关系问题。雨果说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作家应是深刻的思想者，既能看到社会的发展进步，又能清醒地看到前进中的问题和隐忧，并以作家的良知表现出来。三是解决好多种文学形式的共生问题。传统文学与网络文学、博客写作等，称得上文学的，终极担当都应是光明、美好和进步的。各种文学之间是兼容的，应努力发挥好它们之间互补互促、扬抑相间的关系。四是解决好文学的民族性、现代性与世界性的问题。

　　在本次会议上，长篇小说“写什么”的问题成为专家们关注的焦点。专家们普遍认为，“写什么”的问题是不可忽视的问题，直接关系到创作的成败，需要认真讨论和廓清。胡平认为，“写什么”的问题，关键在对文学性的理解上。他从两个方面谈了长篇小说应该写什么。第一，现在的许多小说，都是在平凡中写平凡，仅以写生活的原生态为圭臬，作品内容始终平淡无奇，这是目前小说整体上缺乏吸引力的一种表现。他认为，小说越像生活越好的写作观念是片面的，小说可以写平凡，但要在平凡中写出不平凡的一面

　　，这才是小说。第二，关于呈现与照亮的问题。长篇小说总体上很大的问题就是呈现有余，照亮不足，照亮的小说太少了。我们需要提倡“照亮”的创作，也在于，当代作家正在逐渐丧失把握当下现实的能力。我们在强调三贴近，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可是，当你贴近的时候，就会发现，只有呈现没有照亮，这个贴近也是缺乏力量的。另一方面，当下生活又是非常复杂的，难以认知和判断的，读者更需要在作品里看到作家的观照。创作不能仅仅是描绘生活，而且要教会读者如何看待生活，没有这个能力，就不能保持读者对作家的尊敬。

　　牛玉秋提出了什么是长篇小说不可动摇的元素的问题。她说，面对总体性消解的状况，长篇小说的创作必然受到影响。从外部看，电视剧的兴盛挤压着长篇小说的生存空间；从本身看，长篇小说也遭遇着来自内外两方面的挑战：一方面，各种新兴流派的艺术主体不断消解着小说的基本元素，其极致就是“三无”小说的出现；另一方面，长篇小说的边界也不断被突破，《

　　务虚笔记 》、《 马桥词典 》、《 心灵史 》、《 采桑子 》等一大批作品，先后对长篇小说的界定发出质疑。在这种情况下，哪些元素对长篇小说而言是不可动摇的呢？第一是意义。生活资源和思想资源是构成意义的基本内容，也是原创性的基础。没有意义的长篇小说不可能是好小说。第二是技法。很多长篇小说的技法应重新引起重视，当这些技法被许多小说家弃之不用的时候，许多其他文化形式却以此吸引着读者、观众。比如悬念。一部长篇小说里如果没有情节悬念、命运悬念，又怎能吸引住读者的注意力和阅读兴趣呢？又比如细节。各种文艺形式都需要细节，而小说的细节作用更是不可估量。第三是语言。语言是小说存在的最后理由。小说的语言文字叙述不同于影视镜头叙述，其立体性、角度、情感态度都是镜头叙述所不可替代的。

　　陈建功表示了对很多传统的文学表现方式不断丧失的忧虑。他谈道，很多小说元素都被别的艺术门类控制和运用，譬如，影视剧工作者从小说家这里获取了不少原来属于小说的资源，而当代文学正大量失去传统小说的基本元素，譬如故事、人物，情节等。他认为，当代文学面临着一个如何承继传统经验的问题。我们的小说家的思想资源大都是从西方借鉴过来的，还没有从中国土地上生发出新的思想资源来，作家们在继承传统经验上没有训练。值得思考的是：我们在创新的同时，是不是还应该保留最基本的中国小说叙事的要素？

　　李建军则谈到了长篇小说中的人物塑造问题。他认为，小说中的细节描写、情节叙事，虽然也有相对独立的价值，但是说到底，还是为人物塑造服务的。表面上看，我们的理论和创作一直在强调人物的重要性，但是对于人物在小说中的核心地位，人物的思想独立和意志自由，似乎还是缺乏充分的认识。从对人物形象的认识来看，当代小说观念的演变至少存在三种形态。第一种是“外在身份”主宰形态，也就是以“阶级身份”作为组织人物关系和塑造人物形象的依据，简单地、片面地描写人物的“政治属性”。这种观念形态的小说理论和写作也强调对人物的性格化塑造，但是，由于缺乏内在的丰富性，这里的性格描写难免显示出苍白化和模式化的倾向。第二种是“形式”主宰下的观念形态，主要是指“先锋文学”在解构过去文学成规的同时，强调叙述方式的意义，赋予讲述的技巧和手段以极大的意义，提倡淡化情节、人物和环境描写的叙事倾向，从而将人物等同为工具化的“符号”，降低为任由作者摆布的物化道具。这种观念影响下的“元叙事”写作，几乎完全忽略了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性，忽略了他们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合理性，从而使人物的活动僵硬，给人“机器人”一样的刻板而滑稽的感觉。第三种形态是“想象”过剩的“主观化”观念形态。这种观念形态影响下的写作倒是强调写人物，也能够细致地写出具体的细节和鲜活的场面，但是，由于作者没有拉开自己与人物的距离，所以他就不能真实、客观地写人，不能让人物按照自己的方式言说和行动，而是把自己的情绪和思想强加给人物，让人物按照作者的意愿行动。就这样，作者沦为文本领域的任性的“暴君”。我们现在需要强调的就是限制作者的“权力”，就是把人物作为一个有思想的“思想家”，即便人物真的是一个白痴，也要让他真正成为一个会思想的人、一个有尊严的人。什么时候我们的作家写出了这种让人尊敬的有生命的人物，我们的小说才有可能达到真正成熟的境界。

　　赖大仁则对小说写作的“距离”问题做了思考。他认为，当今一些小说在反“典型化”、反“先锋写作”之后，走上了一条“还原性”写作之路。小说的人物、故事都只是把生活化的东西简单移入作品，或直接成为作者自我的“外化”表现。这是一种简单化的、没有审美距离的写作，也是自然化、感性化、经验化的、缺少“难度”的写作。真正的艺术写作应当拉开生活经验和自我感觉的距离。对所写的人物故事既“入乎其内”真切地理解体悟，又“出乎其外”理性地审视观照，融入作者对社会历史、人生人性的认识思考和审美判断，寄寓审美理想，使作品真正成为一种超出直接经验的艺术创造，乃至成为某种象征、隐喻或寓言，从而获得超出题材及人物故事本身的“文学性”特质及其审美意义。

　　朱小如对近期一些长篇小说创作中出现的一种完全有别于现实主义的新的审美趋势作了分析。他认为，长期以来，文学作品就其内容和创作方法而言，我们一直推崇的是现实主义。这一方面是因为受到了中国固有文化意识中“文以载道”的审美观念的自然延伸，另一方面也是在外来文化的强力冲击之下的深刻影响，文学的作用被抬高到“思想启蒙”、“左翼代言”、“社会批判”，甚至“小说反党”的政治高度上来。值得注意的是，这就具有了一种强大的历史惯性，它会构筑文化意识深层的审美惰性，阻碍着人们去认识和接受新的审美方式。这也就是我们的文学在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仍然在叙述腔调上保持着“真理在握”、“板着脸”教训人的姿态，没有发生很大变化的缘故。而恰恰是为了突出地表现中国人的“文化灵魂”，近期一些长篇小说创作不约而同地让我们充分领略了完全有别于现实主义的一种新的审美趋势，姑且可以称作为中国经验式的文化还魂叙事。全面考察中国叙事的传统，我们的中国经验原本就是多元而色彩丰富的。说到底，小说的叙述腔调体现的是作家的文化智慧。我们究竟有什么理由唯现实主义而独尊呢？

　　汪政提出了小说生态系统的问题。他说，如果将小说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我们就会关注它的类型，它在文体与风格上的多样性；会关注它的遗传，它的传统性状的存活程度，它的经典美学的生命力；会关注它的变异，比如作为先锋的新的特质，一些新的小说艺术特点的产生。从这些方面来看，现在的长篇小说生态出现了许多变异。比如作者的变异、作品的变异、生产与传播途径的变异、读者的变异等等。这些变异所产生的新质我们一时还无法把握，但仅从它们在传统小说创作上产生的变化就值得重视，如新型的现代长篇小说体式的产生、长篇小说的平民化倾向、先锋小说的深化等等。当然，也有让人忧虑的地方，如传统日益丧失其生命力，外来的小说物种对本土小说生态的入侵与伤害迅速而严重，小说难度降低、水平下降等等。总的来说，当前的长篇小说生态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这些变化所带来的多样化为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前提。由于小说生态与自然生态不同，人们的干预更是举足轻重，因此，不管是从创作还是从理论上讲，我们都应该认真对待并有所作为。

　　新媒体背景下长篇小说的发展趋势

　　“2008年的文学，在进入新世纪由整一的体制化文学分化为传统文学、市场化文学和新媒体文学之后，三分天下的格局基本成型并日益稳固。在这种结构性的巨大变化之中，不同板块都在碰撞中有所变异，有所进取，但发展较快、影响甚大的，是新兴的以文学图书为主轴的市场化文学、以网络文学为主体的新媒体文学。”新媒体给长篇小说带来什么样的影响，长篇小说又会有怎样的发展趋势，成了专家们热议的话题。

　　白烨认为，广义上的长篇小说应该包括市场化文学、新媒体文学中的长篇小说，它们在市场上、读者中影响都相当大。所以，长篇小说的年产量远不止1000多部。仅盛大文学旗下的起点中文网，注册作者就有19万之多，上网作品累计23万部。如果再加上别的网站，作者与作品的数量是传统文学所无法相比的。市场化运作与媒体化炒作，这是长篇小说在生产与传播方面的两只轮子，其作用也是正、负两方面的因素都有。长篇作品因为更能做出效益、得到关注，所以成为市场和媒体的“宠儿”，这也使数量与质量不成正比的问题，会是长篇小说的一种常态现象。

　　专家们还谈到了长篇小说与影视的关系问题。朱向前认为，十余年来以长篇小说为主体的当代军旅文学第四次浪潮成绩卓然，但问题也不少，其中最引人注意而又见仁见智的，还是长篇小说影视化或曰作家“触电”现象。不可否认，由于主旋律需要和市场拉动，一大批军旅作家作品编撰或改编影视剧，一方面提升了当代中国影视剧的品质，带动了军旅文学的繁荣，扩大了军旅文学的影响，弘扬了主旋律；另一方面也提升了军旅作家的影响力、知名度和生活质量。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对于军旅长篇小说创作，影视化恰恰又是一把不能不警惕的“双刃剑”，在收获了社会和经济效益的同时，也斫伤了作家。首先，我们不能否认金钱对作家“触电”的诱惑，动辄一集数万元的稿酬谁都会为之动心；其次是动辄数千万观众收视所带来的强烈成就感是孤独、寂寞的文学写作所无法比拟的；再次是艺术理想的追求：是要百年见分晓的经典还是要创作价值(

　　名利 )的立马兑现？更何况，你十年乃至二十年磨了一剑，谁又能保证它传之后世、流芳千古呢？那么，能否在文学与影视的矛盾之间取中或者“双赢”呢？答曰：很难。这是因为二者的价值取向不同。写作要求迥异，极而言之：一个是听命于市场，一个是服从于心灵。所以，如果从提升当下中国影视剧水平出发，我乐意看到更多的优秀作家加盟其中；如果从捍卫长篇小说的纯洁性考量，我更希望优秀小说家对“触电”保持距离。阎晶明也表示，八九十年代转型的时候，小说家还敢跟电影圈叫板，现在很多小说家在骨子里已经垮了。小说失去了独特的追求，很多影视作品已经超越了原来的文学很多，评论家也没有拿出一些能够说服人的道理。这确实是一种令人担忧的状况。

　　网络文学也是大家所关心的问题。马季认为，网络文学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展现了中国社会正在崛起的群体力量，相对于日本的动漫、韩国的游戏，网络文学是中国式的表述方式。网络文学的民间性类似于中国历史上的口传文学。与西方的精英化方式不同，在中国，乡野的甚至是粗陋的文学，正是滋养伟大文学的摇篮。在中断了几十年之后，网络文学创造了一个虚拟的民间文化现场，这给中国文学的未来带来了希望。网络文学的积极意义，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第一，网络文学解放了文学的虚拟性；第二，网络文学转换了文学的表达机制；第三，网络文学的去意识形态化说明，中国的确到了精神换代的时候；第四，网络文学回到文学的起点寻找原创力。值得关注的是，网络写作群体被完全纳入商业文化的范畴，由于缺少充分的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至今仍处在“无序”状态，它的海量更新与迅速淘汰，有可能埋没了一批有才华的作者，这也许是当代文学所面临的无奈现实之一。何弘认为，相对于传统小说，网络小说具有以下突出特点：一是追求新奇，二是追求刺激，三是追求前卫，四是追求叛逆，五是追求宣泄，六是追求机趣。目前的网络小说，不再注重人类经验的书写，对形式的完善似乎也不是特别重视。这是它与传统小说观念最大的分野。尽管网络小说开辟了诸如玄幻、穿越之类新的表现领域，但至少有部分作品依然会关注人类经验。而在表现形式上，目前的网络小说基本上还沿着传统小说的叙事惯性向前推进，而在进一步的发展中，网络文本的超文本特性将会得到充分应用，从而创作出同传统小说具有根本性差异、表达形式全新的网络文学作品，成为网络时代的代表性文体。在网络化背景下，文学的写作和欣赏都变得更加方便，我们将迎来大众写作、大众欣赏的新时代。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网络文学特别是网络小说因逐渐成型的商业模式而会吸引不少人成为专业写手，这些写作者将会因其较高的写作技能而获得商业收益，所以技能在相当的时期仍会受到特别重视。而对于传统小说的写作者和研究者而言，应当对网络化背景下小说观念的变化予以特别的重视，并积极介入到网络文学的发展进程中，使网络文学样式更好更快地发展成熟，产生真正有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的优秀作品。

　　张燕玲对新移民文学的状况做了梳理。她说，在城市化过程中，空间迁移、身份转移以及家园融入过程的欢欣与苦痛、奋斗与挣扎、卑微与自尊等等千滋万味，通过文学表达出来，于是，诞生了一个庞大的文学群体，即新移民文学，这是一个新的被忽略了的文学版块，全国各地都有，而以广东为甚。写作队伍的庞大、写作激情的高扬、写作形态的多样，构成广东文学的突出景观，也令中国文学的版图发生了变化。当下的广东青年文学有几个令人瞩目的移民文学群体——

　　一是“青年女作家群”，二是活跃异常的“青年诗人群”，三是“深圳作家群”。她还具体分析了移民诗人的写作状况，认为这个新的文学版块呈现了时代感与丰富性。

　　会上，大家对评论家的职责也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吴义勤认为，对当代文学评价过低，主要在于我们对文学的认识问题，而不是文学的问题。我们讨论同代作家时，追求的是纯文学的东西，我们对他们进行评价时，要求的是历史的、社会的东西，非文学化成为对作家评价的一个标准。这使得我们对当代文学的评价多多少少是有误差的。他吁请文学界、评论界展开当代文学历史化和经典化的进程。阎晶明指出，如何通过丰富、缜密的批评理论建立起评价体系来，给小说家以引导，是批评家应该做的工作。会议还研讨了文学发展趋势中其他值得关注的现象和存在的突出问题。